摘要：采访武士英护士长源于数十年前采访原昆明军分区司令员杨子谦，当时杨司令的爱人也是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军医，本来要采访杨司令员的爱人，但对方婉拒了，并推荐了武士英护士长，武女士现居上海，最终只好通过电话进行访问。

采访武士英护士长源于数十年前采访原昆明军分区司令员杨子谦，当时杨司令的爱人也是参加自卫反击战的军医，本来要采访杨司令员的爱人，但对方婉拒了，并推荐了武士英护士长，武女士现居上海，最终只好通过电话进行访问。

1979年2月初，我裹紧军大衣钻进汽车，这辆车是陆军11军运送物资的顺风车，11军前身是二野的部队，69年11重建，对越自卫反击战前，11军从乙种军扩编为甲种军，是云南战线上的主力军之一。

司机师傅一边给我讲11军的历史，我一边摸着口袋里那张速归的电报，仿佛还没从上海阴雨的潮湿中回过神来，后视镜里的大理三塔逐渐隐没在晨雾中，洱海的粼粼波光晃得人眼眶发热。

前不久，我才与先生晚婚，先生也是军人，我们最后拥抱的时候，先生对我说，到了前线保护好自己。

其实我们还好，毕竟是在后方的战地医院，无非是离战场近一点，但基本上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

蜿蜒的山路上，运送芭蕉的货车像笨拙的甲虫般紧贴着岩壁为我们让路，当佤族姑娘的银饰在错车瞬间闪过时，我忽然听见副驾驶工具箱里传来细微的金属碰撞声——那是用红绸裹着的手术器械，在颠簸中发出清冽的响动。

车子从祥云路过，这里有我们军区空军的一个机场，记得七八年前，还有越南的飞行员到这里来学习，我们医院提供医疗保障，那些越南飞行员吃小灶，睡单人房，享受着外宾待遇。

69年我入伍时，就迎接过我们医院抗美援越的队伍，世事无常，没想到十年后，我正在走上惩罚白眼狼的战场。

我知道战场条件艰苦，可我没想到艰苦到这种程度。

我所在的第二野战医院，前身是驻军医疗中心，一共400个床位，我是医院手术分队护士长，医院距离前线十几里，翻过山头就是战场，除了这400个床位，还征用了一所中学的礼堂，可容纳上百人。

手术室可以同时搭开六张床，土地砖，门框也不是密封的，没有大灯，没有各种现代化医疗器械，所有手术，只能赤膊上阵。

二月十七日的黎明是被炮火撕裂的。第一波伤员送来时，我正用酒精棉球擦拭最后一批止血钳。那个浑身是泥的小战士被抬进来时还在笑，他说冲锋时踩到竹签阵，脚底板扎得像刺猬。但当剪开他浸透血水的绑腿时，腐烂皮肉里蠕动的蛆虫让我的胃袋猛地抽搐——这已经是受伤第五天的伤员了。

"护士长！三号台需要血管钳！"助手的喊声把我拽回现实。头顶的探照灯在湿冷空气里蒸腾出白雾，十二张简易手术台此起彼伏响起器械碰撞的叮当声。有个腹部中弹的班长在麻醉前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大夫，帮我看看兜里的信..."他的血顺着台面滴在我胶鞋上，那封没写完的家书后来在清洗器械时化成了纸浆。

深夜换班时，我瘫坐在消毒帐篷外的弹药箱上啃压缩饼干。月光下的操场停着三架墨绿色的直升机，螺旋桨叶片上凝着暗红色的冰碴。抬担架的民兵告诉我，今天转运的伤员里有个排长，肠子流出来还抱着炸药包爬了二十米。我突然想起新婚之夜爱人说的"军人的血性"，此刻才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

三月五日广播里的撤军声明传来时，我们正在给第1079个伤员缝合伤口。那个被地雷炸断腿的河南兵突然哼起了"越南中国山连山"，沙哑的调子让所有人动作都顿了顿。后来在友谊桥头，我看见焦土上散落着印有"中粮"字样的麻袋碎片，忽然明白有些背叛比弹片更能刺痛人心。

这一仗，第二野战医院共救治伤员2207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做了1079台手术，这其中也有昆明市人民医院的功劳，他们的帮助和技术，弥补了器械不足的弱势。

战争结束后，我专门到金水河南桥看了看，这座桥也叫友谊桥。

往阵地上看，硝烟还未散去，焦土发出恶臭味，回望国内，一片祥和。

医院撤离前，我们组织到烈士陵园去与六百多位战友告别，我突然感到人生境界升华了。

三十六年后的上海，我在电视里看到中越边境的贸易集市。穿奥黛的越南姑娘和云南商贩讨价还价，阳光洒在她们鲜艳的头巾上。孙女问我为什么盯着边境地图出神，我摸摸她柔软的发顶，想起金平前线的血色黄昏，想起直升机旋翼搅动的气流里，那些年轻士兵最后望向祖国的眼神。

此刻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像极了烈士陵园的松涛。我的结婚照早已泛黄，但手术器械的寒光仍时常在午夜梦回时闪现。去年探望老战友，看见他们用智能假肢泡茶时颤抖的手，突然惊觉当年我们拼尽全力保全的生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战争留给我的不止弹片形状的记忆，还有深深刻进骨血的认知：当和平的晨曦降临，那些在黑夜中坚守的灵魂，终将化作托起朝阳的山峦。如今每次走过华山医院洁净明亮的手术室，我总会对年轻医生说，无影灯下的每分安宁，都是千里之外无数个雨夜换来的馈赠。

来源：文人李瑞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