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了一些基本事实外，有关让-巴蒂斯特·萨伊（J.B. Say，1767-1832）生平的英文资料非常少。萨伊出生于法国里昂，父母是中产阶级胡格诺派教徒，早年大部分时间在日内瓦和伦敦度过。年轻时，萨伊回到法国，受雇于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并很快成了一群强烈支持自由市

本文选自https://mises.org/。

作者：拉里·J.西科莱斯特（Larry J. Sechrest）

发布时间：2025年2月28日

除了一些基本事实外，有关让-巴蒂斯特·萨伊（J.B. Say，1767-1832）生平的英文资料非常少。萨伊出生于法国里昂，父母是中产阶级胡格诺派教徒，早年大部分时间在日内瓦和伦敦度过。年轻时，萨伊回到法国，受雇于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并很快成了一群强烈支持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员。实际上，萨伊是该团体创办的《哲学旬刊》（La Decade Philosophique）杂志的首任编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萨伊在工艺与技术大学（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etiers）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席，后来又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席。除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外，萨伊的作品还有《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和《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通过著书，萨伊的影响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俄国、拉丁美洲、英国和美国；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都是萨伊的崇拜者。他一生都坚持自由放任的原则。萨伊逝世于巴黎。

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萨伊理应被人们，尤其是奥派经济学家记住。然而，人们对他的讨论非常简短，甚至根本没有。事实上，即使是奥派人士也很少关注萨伊的贡献。

主流思想史著作通常只简略提及萨伊，而且只有在谈到他的市场法则时，从而暗暗地淡化了他的大部分工作成果。埃里克·罗尔（Eric Roll）所著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是例外之一。罗尔非常尊重萨伊，但遗憾的是，部分原因是他误解了萨伊，将其视为现代一般均衡、实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先驱。

平心而论，可以这么说，萨伊之所以缺乏关注和赞赏，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萨伊本人。毕竟，萨伊曾明确表示，他的工作主要是阐述和普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让欧洲大陆读者受益。许多经济学家对萨伊的话信以为真，似乎从未费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仔细阅读萨伊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人们就会发现，尽管萨伊经常称赞斯密，但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背离了斯密的学说。事实上，萨伊甚至不止一次尖锐地批评亚当·斯密。与其认为萨伊对斯密学说做出了小变动，不如更准确地认识到，这两个人代表了古典经济学中两条蜿蜒曲折、但整体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斯密将人们引向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萨伊则把人们从A.R.J.杜尔哥和理查德·坎蒂隆引向了纳索·西尼尔、弗兰克·A·费特、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默里·罗斯巴德。不过，读者应该记住，这两条道路或进展往往是迂回和非线性的。也就是说，萨伊在许多方面确实是奥地利学派的先驱，但我们绝不能妄下结论说萨伊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奥派，只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人们在阅读萨伊的著作时，不应期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米塞斯的影子。

方法论

从哲学角度看，萨伊的经济学方法是现实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的方法。他既对统计调查的有用性持合理的怀疑态度，又强调要观察现实中的事实。统计说明“并不表明其所收集事实的来源和后果”。在萨伊看来，只有基于相关实体本质属性的因果分析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这种分析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萨伊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能够确立“绝对真理”，但他坚持认为，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它仅限于归纳调查的结果。”实际上，萨伊宣称政治经济学“构成了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因此与化学和自然哲学颇为相似。

从分类学的角度看，萨伊将所有事实分为：（a）关于对象的事实；（b）关于事件或相互作用的事实。前者属于描述性科学（如植物学）的范畴；后者属于实验科学（如化学或物理学）的范畴。

最重要的是，萨伊力求实用；因为“没有什么比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更无用了！”为此，他总是试图使用既精确又尽可能简洁的语言，以便任何有文化、有一定智慧的人都能理解他的意思。对萨伊来说，正如对大多数现代奥派一样，经济学不是只有专家才能涉足的朦胧领域，而是一门人人都能理解的、具有巨大实践意义的学科。因此，萨伊本着清晰易懂的目标，批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缺乏方法”、晦涩难懂、含糊不清、杂乱无章，而且包含了太多关于战争、教育、历史和政治等冗长且分散注意力的离题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货币与银行

萨伊在论述货币时，首先提出了一个现在已成为标准的论点，即“需求的双重重合”问题以及交换媒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解释道，一种需求量很大的商品如何自发地演变成一种公认的交换媒介，这让人想起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对同一问题的更著名的论述，尽管萨伊的解释比门格尔早了近70年。从历史上看，货币出现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命令，货币的形式应该由消费者的偏好来决定。因此，“习惯，而不是权威的授权，指定了专门用作货币的具体产品”。

萨伊接着回顾了交换媒介（理想情况下）应具备的一系列特性：耐用性、便携性、可分割性、单位购买力高和统一性。萨伊从这一表述中得出了大家都熟悉的结论，即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是作为货币物质的绝佳选择。换句话说，如果让个人自由选择，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商品货币（金属货币）。虽然萨伊确实坚定支持金银作为货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允许在“发现贮藏丰富的新矿脉”时，金银有可能被其他东西取代。简言之，萨伊并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货币”就是金银。不过，如果货币是由贵金属硬币组成的，那么他也认为货币单位，比如美元，应该按照硬币中所含的金或银的质量来重新命名。例如，如果一枚以1法国法郎计价的硬币含有5克银，那么它就应该被命名为“5克银”，而不是“1法郎”。

萨伊认为，国家对货币事务的唯一合理干预就是铸币。事实上，萨伊认为铸币应该由国家垄断，“因为私人发行者的欺诈行为可能更难发现。”尤其是，在金银作为货币金属并存的体系中，政府应该极力避免在两者之间设定官方汇率，这与历史上金银复本位制时期的做法恰恰相反。萨伊清楚地知道，为什么金银复本位制下的做法总是引发灾难。即，官方定价过高的货币会导致官方定价过低的货币停止流通，这就是所谓的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s Law）。萨伊强调说，和所有商品一样，货币受供求关系支配。货币购买力的“涨跌与相对供求成正比”。因此，应允许金银货币之间的汇率随市场条件而变化。萨伊似乎认可“平行”的金属货币体系，这与默里·罗斯巴德的建议很相似。

关于银行，萨伊对“存款银行”和“发钞银行”进行了区分，但将它们都视为合法机构。前者的功能是作为货币的仓库，在任何时候都持有百分百的准备金，并提供便利和安全，因为它们代表储户进行交易，将资金从一个客户的账户转入另一个客户的账户，并为此收取服务费用。后者是真正的金融中介，它们持有部分准备金，发行纸币，并通过贴现本票和汇票获得利息收入。这类机构发行的纸币必须有金属货币或短期证券作为支持，但如果是这样，那么“只要银行管理良好，且独立于政府，发行可兑换货币的银行的纸币持有者就几乎不会面临风险”。事实上，萨伊甚至认为，这些持有部分准备金的发钞银行给社会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提供了“通过减少准备金而节约资本的优势。”而且，如果这种部分准备金银行的纸币也恰好取代了部分曾经流通过的金属货币，那么“被收回的金属货币的功能也同样可以由取代它的纸币来实现”。

关于货币问题，还有两点见解不容忽视。首先，萨伊强调，随着劳动分工在社会中的横向和纵向延伸，即随着个人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交换的数量和重要性都会增加。这就需要一种可识别的交换媒介。简言之，货币是现代文明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萨伊同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价格可以自由调整，任何名义上的货币供应量都是“最优的”，因为名义上的任何增减只会反比例地改变单位购买力。因此，实际货币供应量将保持不变。

萨伊市场定律

毫无疑问，萨伊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萨伊定律”，也被称为他的市场理论（la theorie des debouches）或市场法则（loi des debouches）。这一定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基石之一。无论以何种形式，它对于捍卫自由市场仍然至关重要。此外，所有集体主义者在攻击自由和自由社会时都试图驳斥该定律。一些作者对萨伊定律的深刻性提出质疑。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认为“这一理论也许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罗斯巴德也称萨伊定律为“（萨伊）思想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方面”。

大多数教科书都将萨伊定律截断为“供给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这一明显错误的命题。这个命题至少应该表述为“总供给为自己创造出总需求”，因为这个命题并不是说X商品的生产必然导致对X的同等需求，而是说X的生产会导致对A、B、C等商品的需求。一般商品（和补充性服务）的生产或供应促成一般商品（和补充性服务）的消费或需求。当然，任何特定商品都有可能出现短缺或过剩，但普遍的生产过剩或普遍的生产不足只能是一时的现象。“正是因为某些商品的生产下降了，所有其他商品才会过剩”，而这种生产的失调是由“某些暴力手段……政治或自然的动荡”造成的。如果任其发展，市场会自行纠正这种不平衡。

萨伊指出了纠正过程的两种运作方式。大抵上来说，他认为，尽管个人确实会将生产所得的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但只要这些储蓄被重新投资于“生产性就业”，那么生产、收入或消费整体上就不会减少。这种再投资的过程是由企业家赚取的利润差异推动的。那些相对更稀缺、因而价格上涨的商品会吸引更多投资，而那些相对不那么稀缺、因而价格下降的商品则会阻碍投资。即使一个人囤积或把钱埋起来，“最终目的总是要将其用于购买”，因此，只要真正的经济价值还在产生，需求就不会不足。为了让消费者存在，首先必须有生产者。

萨伊在论述生产与消费时，始终认为货币只是一个中性的渠道，总供给通过这个渠道转化为总需求，或者说“货币只是价值转移的媒介”。萨伊似乎没有认识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相互关联的整个生产结构的传导机制。从现代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萨伊未能把握货币的非中立性，这必须被视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

另一方面，萨伊雄辩地表达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即只要价格下降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结果，那么价格普遍下降对社会是完全有益的。这种情况不仅表明，与普遍看法相反，“一个国家是富裕丰饶的”，而且还表明，“以前只有富人才能获得的产品，现在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能获得”。此外，萨伊还正确地认识到：(a) 商品的价格反映了商品对购买者的效用；(b) 生产要素的价格是从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推导或“推算”出来的；因此，(c) 生产成本代表了商品效用与生产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连接。

企业家、资本和利息

罗斯巴德认为，经济学界应该将祝福献给萨伊，因为他将企业家重新引入经济学思想，事实也是如此。亚当·斯密用笔墨让企业家隐形。萨伊让企业家重获新生，站到了舞台中央。这些企业家是做什么的？他们用自己的“勤奋”（萨伊更喜欢用“劳动”这个词）来组织和指导生产要素，从而实现“人类需求的满足”。

但是，企业家不仅仅是管理者，他们还是预测者、项目评估者和风险承担者。他们用自己的或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金融资本，向劳动力、自然资源（“土地”）和机器（“工具”）的所有者预付资金。只有当企业家成功将产品出售给消费者时，才能收回这些款项或“租金”。创业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追求，对整个社会也至关重要。“一个拥有很多智慧的商人、制造商和农业生产者的国家，比一个主要致力于追求艺术和科学的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实现繁荣的手段”。

萨伊对“资本”一词的使用可能令人困惑，因为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它既指(a)与生产其他最终产品密不可分的财货，也指(b)构成企业资金的金融资本。前者是早期生产过程的结果，与企业家的勤劳相结合时，会产生利润（或亏损）。后者是将过去生产活动的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的结果，并产生利息。

萨伊对利率的分析极具洞察力，而且在大多数方面都很有奥派特色。首先，萨伊意识到利率不是货币的价格，而是信贷或“借出资本”的价格。因此，“货币的充裕或稀缺调控利率”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当然，萨伊考虑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或市场利率。他还清楚地看到，利率会包含一定的风险溢价，作为一种保险，以防止违约造成的损失。例如，当法律规定债权人对违约的债务人没有法律追索权时，这种风险溢价就会变得非常大。此外，萨伊还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风险”差异会导致国际名义利率的变化。总之，在公共政策方面，萨伊对信贷市场采取了与他在其他地方所表现出的相同立场：即国家不应插手干预。利率“与葡萄酒、亚麻布或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不应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由法律决定”。

有人认为，萨伊对利率的理解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他没有把利率建立在“时间偏好”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没有把利率解释为建立在个人偏好用现有商品换取未来商品的利率之上。虽然萨伊确实没有明确地将利率与时间偏好联系起来，但他似乎至少有一个关于时间偏好本身的雏形概念。例如，他观察到，“[在]政治动荡和混乱时期......（经常存在）促使每个人消费其全部收入的因素……”而在讨论节俭（时间偏好率下降？）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时，萨伊甚至得出结论：“低利率证明存在更充裕的资本”。

价值与效用

在萨伊看来，价值的基础是效用或某种商品或服务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分析师必须将这些欲望及其背后的偏好、期望和习俗作为给定条件和数据。其任务就是从这些数据出发进行推理。萨伊坚决否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关于价值的基础是劳动或“生产机构”的说法。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正是创造效用的能力……赋予了生产机构价值”。

价值有两个类别，分别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属于经济学范畴，因为它要衡量人们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某种商品而必须放弃什么。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衡量一件物品价值的唯一公正标准是，它能轻易换取多少其他商品。”那些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今天被称为“经济物品”，但萨伊将其称为“社会财富”。与此相反，一些东西，如空气、水和阳光，只具有使用价值，因为它们大量存在，无法定价。这些东西现在被称为“免费物品”，但萨伊将其称为“自然财富”。

可惜的是，萨伊坚持上述价值分类法，因而陷入了一个最令人遗憾的错误。他得出结论，既然衡量商品经济价值的标准就是它的市场价格，那么所有的市场交易都必须是等价交换。当然，这必然意味着买卖双方都无法获益。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零和游戏”。“当一个人在巴黎购买西班牙葡萄酒时，实际上就是等值交换：支付的白银和买到的葡萄酒价值相等。”奥派坚持认为，只要是自愿的交换，就买卖双方的预期效用而言，必然是互利的。如果不是这样，买卖双方为什么会同意交易呢？

税收与国家

萨伊的激进主义在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批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简明扼要地指出，自身利益和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企业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产品的性质总是受社会需求的调节”，因此“立法干预完全是多余的”。

萨伊对一系列特殊立法法案的评论颇具启发性。英国第一部《航海法案》于1581年通过；这些法案在1651年和1660年得到进一步加强；最后一部法案直到1849年才被废除。这些法案的目的是要将英国的国际贸易完全留给英国商船的船东。萨伊认为，这种对“运输贸易”的垄断会减少国家财富，因为它常常会降低那些将货物运往市场的商人的利润。

萨伊认为，此类法规的维护者可能会承认这一点，但仍坚持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限制。萨伊驳斥说，只有在“一个国家统治其他国家对它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对统治的热爱永远只能达到一种虚假的提升，它肯定会与所有邻国为敌。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国债、内乱、暴政和革命；而共同利益的意识则产生了国际友好，扩大了有益交往的范围，并带来永久的繁荣，因为它是符合人性的。”

上述内容表明，萨伊对自由贸易与和平相辅相成这一命题的理解是多么透彻。

关于税收，萨伊将其分为两类。直接税是对收入或财富征收的税。间接税是指销售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无论其具体形式或征收方法如何，“可以说所有税收都损害了再生产，因为它阻碍了生产资本的积累。”因此，与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相反，“假称税收……通过消耗国家的部分财富而使国家富裕，这太荒谬了”。

今天，人们发现许多作者坚持认为，高税率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政府支出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更加繁荣。萨伊自然知道这是错的，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繁荣与税收可能是正相关的。萨伊解释说，这种说法犯了因果颠倒的错误。也就是说，“一个人没钱，是因为他缴纳了大笔税款；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缴纳大笔税款，是因为他富有。”繁荣的国家如果能够保持繁荣，也是在税收负担沉重的情况下保持繁荣的，而不是因为税收负担沉重。任何人在阅读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时，都不应该忽略如下事实，即关于税收和政府的讨论出现在“消费”一节中，这绝非偶然，因为萨伊毫不犹豫地就将政府支出认定为“非生产性消费”，“过度征税宛如自杀”。

萨伊确实忽视或误解了奥派经济学家非常关切的某些理论观点。萨伊不相信市场交换代表买卖双方的效用收益；他看不到利率与时间偏好之间的关系；他没有提出商业周期理论。另一方面，他认识到统计调查的局限性；他非常赞成商品货币和自由银行；他知道企业家和资本积累对经济进步至关重要；他也准确地指出政府监管和税收是对繁荣的威胁，甚至是对公民社会本身的威胁。

让-巴蒂斯特·萨伊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多知识，无论他是否是奥派，是否是经济学家。萨伊看到了许多重要的真理，并以饱满的热情和清晰的思路写下了这些真理。萨伊曾经称经济学为“一门美丽的、尤其是有用的科学”。他留下的经济学比他发现时更美丽、更有用。

来源：志雄走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