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八五年春天，我从信封里抽出那张泛黄的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写着＂我等五哥来救我＂。

我等五哥来救我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从信封里抽出那张泛黄的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写着＂我等五哥来救我＂。

手指轻触那稚嫩笔迹，心如刀绞，眼前浮现出小兰那张圆圆的脸蛋。

那是我的妹妹，从我生命中消失了整整三十年的亲人。

东北的春天来得晚，窗外的白桦树刚抽出嫩芽，寒意还未完全褪去。

我坐在机械厂办公室里，桌上堆满了生产计划表和零件图纸，墙上贴着＂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红色标语。

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时针指向下午三点，咯吱作响的椅子上，我第五次拿起那张照片。

自从四年前当上这个国营机械厂的厂长，我早出晚归，领着全厂两千多号人拼命干，可那心底的缺口从未填平。

＂老五，车间主任例会要开始了。＂副厂长敲门进来，看我发愣，＂咋了？有心事？＂

＂没事。＂我迅速收好照片，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从抽屉里取出烟盒，递了一支给他。

＂又想你妹妹了？＂副厂长接过烟，用蓝色搪瓷杯上的火柴点上，吸了一口。

＂嗯。＂我点点头，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褪色的蓝色工装。

桌上的转盘电话突然响起，是邮局的老何，用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喊道：＂李厂长，你托我查的事有眉目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竟忘了回话。

＂喂？李厂长？我说那个江南小镇照相馆的老板有人认识，说是还开着呢！你要的地址我记下来了。＂

放下电话，我的手有些颤抖。

办公室的窗外，是我从学徒干到厂长的机械厂，烟囱冒着白烟，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进进出出。

我在这里扎根了二十多年，从十八岁懵懂少年成长为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鬓角已有了白发，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值班室的广播里正播放着＂东方红＂，预示着下午班即将开始，熟悉的铃声让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我四岁那年，小兰出生，是那个物资紧缺年代里全家人的开心果。

我排行第五，她总是奶声奶气地喊我＂五哥＂，让我背着出去玩，我则从食堂偷偷带回半个馒头给她。

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在钢铁厂当工人，母亲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一家六口挤在厂区的一间十五平米的平房里。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那台上海牌缝纫机，是母亲的嫁妆，闲时还能帮邻居赚点零花钱。

墙上贴着张＂毛主席和工人在一起＂的画报，褪了色却被父亲小心保存着。

日子虽苦，但过得踏实，邻里之间有个困难都会搭把手，厂区的孩子们像一家人。

谁知道，一九五五年，小兰才四岁那年，父母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吵后，母亲带着小兰远嫁江南，我被父亲留下。

那天下着雨，母亲提着一只破旧的竹篮，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台缝纫机。

小兰被裹在一条蓝色的棉被里，露出小脸，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她伸出小手抓住我：＂五哥，你一定要来接我啊！＂

我努力忍住眼泪，点头如捣蒜：＂放心，五哥一定来救你。＂

送走她们后，父亲蹲在墙角抽闷烟，烟灰掉了一裤子也不管，就那么望着门外发呆。

可那时的我，才八岁啊，能做什么呢？

后来，父亲因为肺病去世，我被大哥李大山抚养长大。

大哥在同一个钢铁厂上班，每月省下粮票给我加餐，硬是把我拉扯到了十八岁。

那时正赶上国家大建设，我考进了新建的机械厂当学徒，从此扎根东北。

几次寄出的信石沉大海，打听到的地址永远指向空无一人的旧居。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休假专门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去了母亲离开时留下的地址，却只看到一片拆迁的废墟。

邻居说她们早搬走了，去向不明。

渐渐地，小兰的面容在记忆中模糊，只剩下那声＂五哥＂清晰如昨。

今年春节，大哥收拾老宅时，从夹墙里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一个小铁盒，里面有一封地址模糊的信和这张照片。

＂老五，你这厂长刚当上一年，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厂党委书记坐在我对面，皱着眉头劝我。

桌上的搪瓷茶杯冒着热气，他铺开一张生产计划表，＂上头要求我们超产百分之十五，你这时候请长假，让我这老头子咋向上级交代？＂

＂周书记，三十年了，我答应过她，总得去找找。＂我的态度很坚决，＂您看，我这个月的生产计划都排好了，刘副厂长能顶上。＂

周书记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你呀，就是这点犟脾气跟你爹一模一样。＂

他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去吧，厂里有我呢，不过记着，两个月，超过两个月我就派人把你抓回来！＂

第二天，我背着帆布包，揣着妹妹的照片和几个可能的地址，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咸菜的味道。

邻座是个上海知青，刚探亲回来，正嚼着家里带的梨膏糖，听说我要寻亲，热情地掏出笔记本记下了几个上海照相馆的地址。

＂寻亲难啊，老兄。＂他叹气道，＂我表弟找他爹找了十五年，结果人家早成家立业，都不认他了。＂

我笑笑没吱声，心里却暗暗发誓：不管多难，都要找到小兰。

车轮碾过枕木的声音，像极了心跳。

窗外的风景从白桦林变成了江南的雨巷，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到烟雨蒙蒙的南方。

我先去了母亲最后的地址——一个江南小镇上的纺织厂家属院。

那里的平房已经翻新成了两层小楼，院子里种着桂花和梨树，正值花期，香气扑鼻。

＂李阿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回忆道，＂哦，那个东北来的女人啊，早搬走了，得有二十多年了吧，听说是跟着知青丈夫回北方了。＂

＂她有个闺女，您还记得吗？＂我急切地问。

＂记得，记得，瘦瘦小小的，挺乖的一姑娘，老是念叨她五哥。＂老妇人边说边摇头，＂可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谁知道人到哪里去了。＂

一线希望，我追寻着这条线索，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从江南到东北，又从东北到西北，我走过了大半个中国。

有时候，一个似是而非的线索就能让我辗转千里。

春去秋来，我的行囊磨出了破洞，鞋底磨平了又换。

从车站到车站，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我打过短工，住过露天，吃过百家饭。

有时太阳把我晒得面目全非，有时雨水把我浇得透心凉。

夜里，住不起旅馆，就在候车室将就一宿，枕着背包，盖着单薄的外套，梦里全是小兰那张稚嫩的脸。

厂里几次电报催我回去：＂厂长缺位，生产落后，速归！＂

我只回了一句：＂再等等。＂

转眼间，八个月过去了。

我的积蓄花得七七八八，头发也白了不少。

在一个偏远的西北小镇，我骑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却在戈壁滩上抛锚了。

推着车，顶着烈日，我走了三十里地，终于找到了一家修车铺。

修车铺的老师傅姓王，七十多岁了，戴着一副老花镜，手上全是机油的痕迹。

看我风尘仆仆的样子，他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喝茶。

＂大兄弟，你这摩托伤得不轻啊，得修两天。＂老王头敲了敲车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东北，找人。＂我掏出随身携带的水壶喝了一口，又摸出那张照片，＂我妹妹，三十年没见了。＂

老王头接过照片，眯起眼睛看了半天，突然拍大腿：＂哎呀我的老天爷！这不是兰子吗？＂

心脏骤然收紧，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认识她？＂

＂这照片是老赵照相馆拍的，我认得这背景！＂老王头兴奋地说，＂这墙上的花纹，是老赵自己刷的呢！＂

我一下子站起来，差点把茶碗打翻：＂老赵照相馆在哪？现在还在吗？＂

＂在镇上呢，老赵虽然退休了，但照相馆还开着，他儿子接手了。＂

我顾不上修车，连拉带拽把老王头请上一辆拖拉机，直奔镇上。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几十户人家，街上的招牌大多已经褪色。

老赵照相馆在街尾，是栋青砖小屋，门口挂着几张样片，有穿军装的年轻人，也有全家福。

老赵已经七十多岁，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双精明的眼睛，见我们进来，放下手中的相机。

＂这位同志找人呢！＂老王头大嗓门一喊，整个照相馆都听见了。

我拿出照片，手有些发抖：＂请问，您还记得她吗？＂

老赵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照片，又翻到背面，看那行字迹，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记得，记得。那姑娘跟她继父来这照相，说是要寄给她五哥的。＂

＂她...她现在在哪里？＂我的声音都变了调。

＂听说后来嫁给了一个支边的知青，姓陈，去了更西边的戈壁滩，好像在那边教书。＂老赵回忆道，＂那男娃子是个医生，人老实，对她挺好的。＂

我的心像是被揪起又放下。

又是一次迁徙，又是一次失联。

但我不能放弃，三十年的等待，不能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

老赵想了想，翻出一本古旧的记事本：＂当年他们结婚，我还去喝过喜酒呢，地址应该记着......＂

他翻了几页，指着一行字：＂陈家沟，就是西边那个山沟里的村子，离这有七十多里地。＂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修好的摩托车，带着老王头画的地图，一路颠簸向西行进。

越往西，路越难走，最后干脆成了羊肠小道。

天空蓝得发亮，太阳毒辣辣地照着，仿佛要把人烤干。

摩托车轰鸣着爬过一道又一道山梁，终于在下午时分，我看到了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镇。

这就是陈家沟，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偏远小镇。

镇子中央有一片杨树林，林子后面是一栋红砖房，那是镇上唯一的小学。

＂请问，李兰老师在吗？＂我问一个正在校门口扫地的老人。

＂校长啊？在办公室呢。＂老人指了指校园尽头的那间屋子。

校长？我心里一震。

那个总是躲在我身后的小妹妹，现在已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了？

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一位中年妇女伏案工作。

听到声音，她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

那张脸，虽然被岁月雕刻过，但那双眼睛，和母亲一模一样。

＂你是......＂她站起来，声音有些发颤。

＂小兰，是我，五哥。＂我嗓子哑了，拿出那张照片。

她接过照片，看了看正面，又翻到背面，看到那行字迹时，眼泪一下子涌出来：＂真的是你......五哥！＂

我们相拥而泣，三十年的寻找，三十年的等待，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

＂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忘了。＂她抽泣着说，＂可我从没忘记你，五哥。＂

她拉着我的手，就像小时候那样，紧紧的，生怕我再次消失。

傍晚，她带我去她家，一栋简朴的四间平房，院子里种着辣椒和西红柿，还有几棵葡萄树。

她的丈夫陈医生是镇上卫生院的医生，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憨厚老实。

他们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正在西安上学，墙上贴着儿子的奖状，旁边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饭桌上，陈医生张罗着倒了一杯白酒，我们碰杯，酒液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光。

＂三十年了，可把你给盼来了。＂陈医生感慨道，＂兰子常说，她五哥要是来了，非得好好谢谢人家。＂

晚饭后，小兰拿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十封信。

＂这些年，我一直在给你写信，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寄到，可我还是写了。＂她翻开其中一封，纸张已经发黄，＂这是我十五岁时写的，那时我在镇上读初中，想让你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她又拿起另一封：＂这是我二十岁结婚时写的，希望你能来喝我的喜酒。＂

我翻看着这些信，每一封都承载着她对我的思念和期盼。

这些年，她跟着继父辗转各地，从江南到西北，走过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艰辛。

她讲起继父对她很好，省吃俭用送她上师范学校；讲起刚来西北时的不适应，水土不服差点病倒；讲起她如何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学校的校长。

夜深了，陈医生早已睡下，我和小兰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仰望星空。

西北的夜空格外清澈，繁星如同撒落的银沙。

＂知道吗，五哥，＂她轻声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温柔，＂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会来找我。因为你答应过我，你一定会来救我。＂

＂可我来晚了。＂我有些愧疚，＂三十年，太久了。＂

＂不晚。＂她摇摇头，＂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所以我等着。虽然现在我不需要被救了，但看到你，我还是那个等五哥来救的小女孩。＂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山里的凉意。

她裹紧毛衣，继续说道：＂刚开始那几年，我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黑屋子里，喊＇五哥救我＇，可怎么也喊不出声。＂

＂后来呢？＂

＂后来啊，我长大了，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变得更强大。＂她微笑着，＂我努力学习，考上师范，成为一名老师，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听着，心中既骄傲又有些酸楚。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妹妹，而是成为了这片黄土地上的一盏明灯，照亮着山里孩子们的未来。

＂不过，＂她俏皮地眨眨眼，像极了小时候的模样，＂我还是一直等着五哥来，因为那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第二天，她带我参观了她的学校。

简陋的教室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山谷间。

黑板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几个大字，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五彩缤纷的画。

＂看，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现在已经有三个考上了大学。＂她骄傲地指着一张照片说。

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我，小兰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五哥，从很远的地方来看我。＂

＂校长的五哥好！＂孩子们齐声喊道，笑容纯真无邪。

午饭后，我们坐在学校的杨树下聊天。

她拿出一个旧钱包，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火车票。

＂这是当年妈妈带我离开时的车票，我一直留着，想着有一天能循着这张票找回去。＂她叹了口气，＂可惜妈妈走得早，这个心愿没能实现。＂

＂大哥他们还好吗？＂她问起家里的情况。

我把这些年家里的变化一一告诉她：大哥一直在钢铁厂工作，现在已经是车间主任；二哥去了南方，做了个小生意；三哥当了兵，在边疆守卫祖国；四姐在县城医院当护士。

我说到父亲去世的事，她默默流泪。

虽然她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但血脉亲情是割不断的。

第三天，我收到厂里的加急电报：厂里出了点状况，需要我速回。

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我和小兰依依不舍地告别。

＂等开秋了，天凉快了，我和陈哥带着小侄子去东北看你们。＂她擦着眼泪说。

＂好，我去火车站接你们。＂我答应道，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分别前，她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给我：＂这个给你带回去，让大家知道我过得很好。＂

那是一张她和学生们的合影，背面写着：＂五哥，我很好，不用担心，你的小兰。＂

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临行前那个电报：厂里的同志们都等着我回去。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答他们了——我找到了我的妹妹，我兑现了三十年前的承诺。

日子重新转动起来，我回到了机械厂，重新成为那个忙碌的厂长。

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办公桌前看一眼那张照片：小兰和她的学生们，笑容灿烂如花。

秋天，她真的带着丈夫和儿子来了。

大哥摆了一桌子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推杯换盏，说着这三十年来的分离与重聚。

窗外是东北的秋天，枫叶红得像火，白桦树的叶子黄得像金子。

天很蓝，云很白，远处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年迈的周书记也来了，看着团聚的一家人，他感慨道：＂李厂长啊，当初你要去寻亲，我还有点不理解，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啊！＂

大哥端起酒杯，眼含热泪：＂敬咱们的五弟，三十年不忘承诺，找回了妹妹！＂

小兰的儿子小陈好奇地问我：＂舅舅，您是怎么找到我妈妈的？＂

我笑了笑，摸摸他的头：＂因为当年我答应过她，我会去救她。＂

＂那您救到了吗？＂他天真地问。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看向小兰，她也正看着我，眼中含着泪水和笑意。

＂不，＂我轻声回答，＂是她自己变得很坚强，不需要被救了。＂

小兰笑了，那笑容里，依然有那个四岁小女孩的影子，她曾经说过：＂我等五哥来救我。＂

而现在，她不再需要被救了。

她已经成为了这片黄土地上的一盏明灯，照亮着山里孩子们的未来。

我们之间，那条被生活撕裂的纽带，终于在三十年后重新连接。

不是我救了她，而是我们共同救赎了记忆中那对分离的兄妹。

多年后，我退休了，和她约定好，每年轮流去看望对方。

一年春天，我去看她，带上了母亲的缝纫机。

那台旧上海牌，虽然生锈了，但还能转动。

看到缝纫机，她泪流满面，那是她对母亲最后的记忆。

她把缝纫机放在学校的荣誉室里，告诉孩子们：＂这是我母亲的宝贝，也是我和五哥之间的纽带。＂

日子就这样静静流淌，我们共同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见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她的学校越来越好，我的工厂也日新月异。

我们相互支持，互相鼓励，弥补那三十年的缺失。

每当有人问起我们的故事，我总是说：＂那不是什么传奇，只是一个普通人兑现诺言的故事。＂

而小兰则会笑着补充：＂是啊，我等五哥来救我，等了三十年，他真的来了。＂

人生际遇沧海桑田，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那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一诺千金的承诺。

来源：乐天派叶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