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童抱着印有“毛泽东先生来了”的《大公报》，一路嚷到解放碑。茶馆里水汽蒸腾，老掌柜也伸脖子张望，希望捕捉那架飞机划破天空的瞬间。对文化人而言，这趟谈判像一条新岔路，谁都想先探一探。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舰上签字的消息飞抵重庆，闷热的山城瞬间炸锅。街头议论的焦点并非当局高层，而是一位即将乘机抵渝的湘人——毛泽东。

报童抱着印有“毛泽东先生来了”的《大公报》，一路嚷到解放碑。茶馆里水汽蒸腾，老掌柜也伸脖子张望，希望捕捉那架飞机划破天空的瞬间。对文化人而言，这趟谈判像一条新岔路，谁都想先探一探。

在人群里，周谷城显得最着急。自1927年武汉一别，他与毛泽东仅靠一封封辗转的书信维系。十八年过去，他在复旦讲世界史，也在上海弄堂翻译《资本论》，老朋友却领着工农走过长征、雪山、草地。此刻，两条轨迹又要交汇。

脑中的往事像胶片倒带。1924年初夏，广州越秀山脚的临时讲坛上，毛泽东身着草鞋，用浓重乡音喊“要做群众的先生”。周谷城坐在树荫下，听得血脉偾张，连夜写成《剩余价值与湘租》投给报馆。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找到了方向。

后来的岁月并不温柔：秋收起义枪声骤起，北伐破局，白色恐怖席卷沿海。周谷城藏身上海小公寓，靠译书谋生。1936年冬，他收到一封陕北来信，仅八个字——“山高路远，望兄自重”，却让他彻夜无眠。

山城茶会定在中苏文化协会。午后两点半，身穿蓝布中山装、头戴白礼帽的毛泽东缓步而来，手杖轻敲石阶发出脆响。周谷城迎上前，双手紧握。“周先生？”毛泽东眯眼确认。周谷城点头，却一时间说不出话。

“十八年喽。”毛泽东抬起两根手指又折下一根，语气似在打趣。短短四字，江河岁月尽收其中。周谷城低声问：“您的胃怎么样？”毛泽东摆手：“枪一端，病就跑。”玩笑一抛，周围空气松动，连记者都轻笑出声。

几天后，周谷城带朋友再访。客厅只摆几盏清茶。两人谈形势、谈农运、谈大学课程安排。毛泽东偶尔用火柴壳在烟灰缸边划拉，似乎把想法临时记下。外头蝉声高亢，屋里却透出少见的安静。

新中国成立后，友谊更密。1956年夏夜，中南海露天泳池灯光耀眼。毛泽东拉着周谷城下水，后者紧张得脚趾蜷缩，“我怕沉底。”毛泽东先扎进深水区，大笑着招手。岸边警卫面面相觑——主席终于找到能聊史的泳伴。

泳罢小憩，毛泽东翻开线装《汉书》，指赵充国事例道：“正确的东西，最初赞成者不过一成。”周谷城听后，回宿舍立刻改讲义，加上屯田与经济基础的内容。他懂朋友话里的期待：坚持学术真理，不怕暂时冷场。

1958年初春，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里，话剧《李自成》灯光刚暗，毛泽东忽低问：“关公姓什么？”周谷城愣住：“姓关？”主席摇头，说起民间传闻：关羽因出走潼关，情急借了城名才改姓“关”。众人忍俊不禁，舞台帷幕恰在此刻拉开，尴尬一扫而空。

杭州西湖畔的冬夜亦难忘。主席派专机接周谷城等三位教授，抵达时已深夜十点。毛泽东竟站在门口迎候。担心学者拘谨，他先讲“关公不姓关”的段子，随后聊教学、谈科研、说赶超世界技术现状。话题翻飞，一直延续到凌晨三点。

再往后，毛泽东每到上海，总要邀周谷城共餐或夜谈。校园里的教学难题，史书里的冷僻人物，都成了两杯清茶的谈资。1976年9月9日清晨，电台播报噩耗，周谷城拿起笔，写下一首七律。墨迹尚湿，窗外梧桐叶落，无需多言。

来源：狂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