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媳妇把那盒车厘子放在灶台上，像放一只小火盆，红艳艳的，冒着甜滋滋的气，晃得我心里发紧。

我媳妇把那盒车厘子放在灶台上，像放一只小火盆，红艳艳的，冒着甜滋滋的气，晃得我心里发紧。

我盯着标签，209块钱，像“咔嚓”一声，砸在我脑门上。

她说了一句，“打折的，还挺甜。”

我喉咙像卡了根鱼刺一样，说不出话，过了半天才憋出一句，“甜不甜是你的事，心不心疼是我的事。”

她“哼”的一声，没再搭理我，转身去冲洗，清水下哗啦啦的声儿，比谁都理直气壮。

那天风很硬，阳台上两条牛仔裤吊着，摆来摆去，好像在挤眉弄眼讽刺人。

我今年三十三，工资六千五，扣完五险一金，到手也就五千出头，老家父母每月拿两千抚养外甥，房贷一千八，地铁卡充值两百，手机费话费网费加一起一百来块，留给嘴巴的，就只剩馒头配榨菜的余地。

她买了209块钱的车厘子，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甜，正对着我这张脸。

我是北方人，灰扑扑一个，来这座南方城市打拼八年，牙缝里塞满了地铁的灰尘和办公楼的中央空调风。

她是本地姑娘，脸圆，眼睛黑亮，笑起来像背着小太阳。

我们结婚四年，儿子不到三岁，取名小石，硬邦邦的一个字，是怕他软了，被生活碾成面。

母亲喜欢念叨我小时候，一碗面条里你扔两片辣椒叶子，他都能吃出个“春天”的滋味。

父亲不怎么说话，抽烟，咳嗽，农闲的时候去河坝上摸螺蛳，回家剁碎，往咸菜里拌，叫我尝，说“出水的，都鲜。”

那时候的鲜，跟现在的甜，是不一样的。

从灶台到餐桌的距离，就八步，我每走一步，脑袋里就响一下账本的隔页，哗啦，哗啦，像是春日里风吹槐树叶，淡绿，却扎眼。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还是没忍住。

“朋友店里做活动，我捧个场。”她的话里有点硬，也有点小心，“你工作也辛苦，儿子也该尝个新鲜。”

我知道她说的是好话，也知道她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小劲儿。

结婚四年，她拿工资比我少一点，但勤快，做饭洗衣带娃，周末还在小区门口摆摊卖海南椰青，夏天热得像锅，她也不说累，就擦着汗招呼人：“甜的，冰镇的，便宜。”

碰上好天气，一下午能挣一百多，算下来也就是一箱车厘子的钱。

但这个209，还是扎手。

我没再说什么，把车厘子当成摊在桌面上的一摊红票子，不敢伸手。

我心里琢磨着，得找个兼职，晚上做点轻巧活儿，能补贴点。

我不是那种张嘴就抱怨的人，也不是那种手一摊就认命的。

我像我爸，嘴笨，心拧。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点开招聘网站，看那些“送外卖晚班”“代驾”“便利店收银”的兼职信息。

送外卖得有电瓶车，我只有一辆共享单车卡，代驾要有驾照，我刚领证半年，不敢夜里开太远，便利店收银工资不高，夜班也不太顾家。

我抬头看她，她在给儿子剪指甲，灯泡在他们头顶上，黄黄的，小石笑着躲，像一条滑脱的活泥鳅。

她抬眼看我，问：“你干嘛呢？”

“找个兼职。”我说。

她的手顿了一下，指甲钳发出“咔”的一声，像在心口切了一片肉。

“你已经够累了。”

“累是累，”我咽了一口唾沫，“咱家这账，我心里不踏实。”

她没吭声。

我知道，她心里也有账，只不过她习惯把账夹在菜板底下，或者洗衣机盖子里，遇上风，悄悄翻一页，翻得小心翼翼。

我想起前些年刚来城里，住在城中村，楼道窄得像肠子，楼下有个卖熟食的大姐，东北口音，动不动就喊：“小老弟，来点儿大骨头，香！”

那时候的我，兜里揣着刚发的工资，走那条路，总是要绕。

有一次她追出来，拿着一根骨头柄，说：“尝尝，没钱也得尝尝。”

我接过来，觉得烫手，像接了一份看得见油花、看不见明天的热情。

那根骨头柄，现在想来，跟这盒车厘子，有点像，都是“尝尝”的面子，也是“哑巴欠”的里子。

我不想让她的面子变成我们的里子。

夜深了，窗外的空调外机嗡嗡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声叨叨：“钱不够，钱不够。”

我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到父亲过年时打来的电话，他说：“家里还行，你别太想。”

我问他身体，他说：“老样子，早上起来咳两口，喝碗姜汤就好了。”

其实我知道，不是姜汤就能好的事儿。

母亲把2千块钱压在枕头底下，跟我说：“先给外甥交学费，孩子懂事，能吃苦。”

我嘴上说：“行。”心里像有人塞了把石子，满满当当，硬得厉害。

我没跟媳妇说这些细细碎碎的担子，她也没跟我说她娘家那边的烦，只有在夜里两个人都装睡的档口，才能听见对方呼吸里夹杂的一丝漏风。

第二天，她还是把车厘子洗好，端一小碗给我，一小碗给孩子，一大碗自己拿着。

“尝尝，”她说，“以后不买了。”

那句“以后不买了”，像是给自己也像是给我。

我咬了一颗，果肉砰的一声在嘴里破开，酸甜的汁流在舌根上，唤起很多从北到南的地名。

小石吃了一颗，咧嘴笑，伸手又要。

“多吃点，补维C。”她说得认真，像在喂药。

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暗暗发誓，找兼职。

这事别人劝我，我未必听，自己心里动了，那就跟扳动闸刀一样，电路瞬间通了。

中午我路过小区门口，看到快递驿站招人，晚班，六点到十点，拣件、扫码、上架，工资每小时二十，结算按周。

我问了一下，老板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说：“忙的时候会到十一点，能接受吗？”

我说：“能。”

他说：“那你今晚就来试试？”

“行。”

我回去跟媳妇说，她愣了一下，问：“真要去？”

“去。”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晚上带孩子。”

“嗯。”

她没劝我，也没拦我，只是去厨房把菜又加了一勺盐，又淋了一点醋，像是在调我们日子里那点淡味。

晚上六点，我卡点进了快递驿站，仓库不大，天花板低，灯管亮得刺眼，地上铺着防滑垫，一股子纸板混合胶带的味道，熟悉得像中秋的月饼皮。

条码枪握在手里，滴滴滴的声音，很快就黏在了神经上，像夏夜里一只执拗的知了。

拣件、扫码、上架，我一遍遍重复，脑袋里也一遍遍想，“二十块一小时，四小时八十，一星期五天，四百，能抵一半奶粉钱。”

快十点的时候，手掌磨出了汗，掌心的纹路像一条条小河，流向手腕那块旧表。

那只旧表是父亲结婚时留下来的，表面有划痕，金属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福”字，简体中带了一点繁體的刻气，像故意多绕了一笔，让福气有了一个拐弯的余地。

我从老家带出来这些年，一直戴在手腕上，去面试时手心汗多，我就偷偷拿纸擦，生怕面试官以为我紧张。

其实我不紧张，我只是怕把父亲的老东西弄湿了。

那晚十一点半，我收完最后一筐快递，眼镜小伙子跟我说：“可以，做得挺麻利。”

“谢谢。”

“后天也来吧。”

“好。”

我骑共享单车回家，风吹得胳膊凉，心里却燥热，像有人把一小碗辣椒油倒进了胸腔。

回到家，她在客厅等我，电视屏幕暗着，反射出她的影子，静静的，像一团被风吹拢了的棉花。

“累吗？”她问。

“还好。”我咧嘴笑了下，“手有点酸。”

她递过来一杯温水，水里泡了两片姜，我一口下去，胃里暖起来，眼睛有点湿，赶紧别开脸。

“干这个，能挣多少？”她小声问。

“看日子，看货量，正常下来，一个星期也就三四百。”

她点点头。

“以后别买贵的水果了。”我说。

她也点头，“嗯。”

我们谁也没再提车厘子，好像那一碗红，已经在胃里化开，化成了血色，也就不好再拿出来晒。

日子往前拱，我们像两只背着壳的螃蟹，沿着海岸的边，一步一步小心地走。

现实和回忆这两匹马，轮流拉着我的脑袋往前走。

在驿站拣件的时候，我会想起我小时候在白家沟扛麻袋的日子，麻袋里装玉米，滑得厉害，肩膀两边磨起老茧，晚上母亲拿茶油给我揉，一揉，我就想哭。

她说：“哭啥，明天还得扛。”

我就憋回去，第二天照扛。

那时候我懂得一个道理，肩膀上的东西，比嘴里的话重要。

到了城里，我有时候也忘了这个道理，尤其是结婚头一年，吵过几次，吵到她眼睛红，吵到邻居都不敢出声，我把门一摔，出去走了半个城。

回来时，她把菜热上，没说话，我也没说话，俩人就着一盘炒土豆丝和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默默吃完，像两口井各自吞下各自的月亮。

“人过日子，”我妈常说，“就像贴春联，歪一点也能看，顺眼就行。”

这句话我后来当了金句，心烦的时候拿出来嚼一嚼，嚼着嚼着，心就软了。

半个月后，我的兼职进入了稳定，每周去四次，周末偶尔加一次。

晚上回到家，我会把赚的现金放在一只旧铁盒里，这铁盒是从她娘家带来的，油漆脱色，沿边起了小口，盖子合上会“咔嗒”一声，像在记账。

这个铁盒，我原先不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小石把它拖出来，当玩具鼓，“咚咚”敲，像召唤什么神仙。

我忙把他抱开，呵斥他，“不许敲。”

他吓得一抿嘴，眼睛就红了。

我看着他挂在眼窝里的两泡泪水，心又软了，把他抱紧，拍他背，说，“爸爸有点急，不是凶你。”

她在旁边笑，拿纸巾擦了擦他的鼻涕，顺手把铁盒收起来，放在了衣柜最下层。

后来我才知道，那铁盒子里，不止我兼职的现金。

里面有一条她戴了多年的小银镯，是婚礼那天婆婆给的，瘦瘦的，已经被她磨得发亮，镯身内圈刻着一个“喜”字，两个“囍”的合体，像两个人推着肩走在一条路上，不言不语，但步子合拍。

还有一个小挂坠，是葫芦形状的，木头的，掉漆了，背面又刻着一个繁體的“福”，笔画粗，刀口深，摸上去生硬，却有股老派的气。

她跟我说，这两样东西她一直留着，磕了碰了，还是留着。

“有什么用呢？”我问。

“看见它们，就想着再省一点，再忍一点。”她笑，很轻，“就是个念想。”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把兼职的钱按十块、二十块分成了小叠，放进铁盒，盖上盖子，“咔嗒”。

我的耳边像有一个声音，轻轻说：“咔嗒，就是日子肯定了一下。”

我们过的，是那种别人看着没劲，我们自己过着不敢松劲的日子。

城里人懂得在“生活方式”和“生活绑带”之间挑一个漂亮的词，我们只知道前脚跟住在后脚尖上，不能散。

日常里有时候也会起波澜，比如楼下的舞蹈队赶我们孩子的滑板车，说太吵，她跟人说了两句，那姐们儿横起脸，“你们年轻人不懂规矩。”

她脸涨红，我拉了她一下，轻声说：“算了，别吵。”

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不吭声，盯着电视机却什么都没看进去。

我给她倒水，她不接。

她半天说了一句：“总是忍，忍啥时候是个头。”

我也没回话。

夜里她翻来覆去，我也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她把小石送到楼下幼儿园，我在门口等望，看到她在门口多站了一秒，像在咬牙，转身时眼睛有点亮亮的。

她说：“我去水果摊帮忙，今天有活动。”

我一愣，点点头。

我知道她要把自己的心又塞紧一点，不让它膨胀到吹破。

她跟我一样，也有自己的账，她把那账算在了忍里。

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的药要换，贵一点，那边的医生说效果好一些。

我问多少钱。

她说：“一千五一个疗程。”

我“哦”了一声，心里其实打了个哆嗦。

“我打过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去卧室，打开铁盒，数出一千五，放到口袋里。

她推门进来，看到我，没问什么，递给我银行卡，“这个月我工资先拿去给你补。”

我摇摇头。

“拿着。”她把卡塞到我手里，后退一步，看着我的眼睛，“夫妻之间，不分这个。”

我“嗯”了一声，鼻子又酸，像每一次。

晚上我没去兼职，给父亲转了钱，视频拨过去，父亲声音嗄嗄的，母亲在旁边说：“你别看你爸老咳嗽，他心还硬呢。”

父亲摆摆手，冲我笑，露出几颗花牙，说：“你们过好就行。”

我说：“好。”

挂了视频，我和她坐在窗边，楼下的树影像画出来的，“梭梭”的风动声很轻，像有人在翻书。

我们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那盒车厘子，我是冲动。”

我也笑了，“我也冲动。”

她说：“以后我不买了。”

我说：“以后你想买就买，别老憋着。”

她看我，我也看她。

我知道那是她心里最软的一块在向我伸出手，我也把心里硬的那块递过去，两块东西碰了一下，没有火花，却有了温度。

日子往前走，兼职继续做，家里的花销我能省就省，她能免就免，偶尔也给自己放一小个气，比如周末带孩子去河边喂鱼，买一包一块钱的玉米粒，孩子笑得像过节。

人家说，人生就像一盘饺子，煮的时候都挤在一锅里，捞上来各自归碗，我们俩这碗，清汤寡水，却也漂着几颗大蒜瓣儿，辛辣中有味。

到了夏末秋初，楼上新搬来一对小夫妻，女的跟她差不多年纪，孩子还小，晚上经常哭。

有一次我下楼扔垃圾，碰见那女的在楼道里吁气，说：“这日子啊，比肩上的麻袋还沉。”

我笑笑，回她一句咱老家的话：“越是沉的，越要往肩上垫块布。”

她愣了下，笑起来，“你这话，有意思。”

我也笑，“咱老家话就是这么直。”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背的东西，也能换个说法，变成给别人一点劲儿的句子。

我回到家，把这事儿跟她说，她也笑，说：“你也会说金句了。”

我挠挠头，“都是我妈说的。”

她把头往我肩上靠了一下，很轻很轻。

晚班快递越来越忙，有一次十一点半才结，回家路上我骑车太快，前轮碾到井盖边缘，车把一歪，我整个人摔出去，手肘蹭破了皮，裤腿也擦破了一块。

我扶起车，坐在路边，灯光照着地砖，像有细细的沙子在流。

我想起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骑着二八大杠去镇上卖芝麻，晚上回家也摔过一次，半边膝盖全是血，他回到家不吭声，母亲骂，“你不知道慢点。”

他笑笑，说：“没事，天黑看不清，慢了也看不清。”

我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灰，推车起步，心里笃定了一句，“慢点快点，都是要到家的。”

回到家，她在门口等，看到我，先怒，再慌，拉着我的胳膊往屋里走，“给你说了戴护具，你不听。”

我任她唠叨，像小时候站在村口让母亲拍掉我膝盖上的泥。

她拿酒精棉片给我擦，火辣辣的，我一吸气，她白了我一眼，“装。”

我笑，“真的疼。”

她的手轻了些，嘴里还是嘀咕，“赚这点钱，值吗。”

“值。”我说，“每一块，都是往前挪。”

她没再说，贴上创可贴，去厨房给我煮了碗面，面汤上漂着小葱花，我闻见家伙事儿的味道，心里踏实。

秋风起，树叶落，幼儿园开始筹备运动会，要家长参与。

班主任在群里发了通知，我扭头问她，“你去吗？”

“你去吧，”她笑，“你跑得快。”

我也笑，心里却有一点点别扭，“我跑得快，是我年轻的时候，现在膝盖不行。”

她说，“你又不去跑一万米，跑个接力。”

运动会那天，我穿着一双旧跑鞋，鞋边的线起毛了，跑起步来“吱吱”的响，小石在场边喊，“爸爸加油。”

我心里像有人点了一盏灯，奔过去，接到棒，拼命往前。

冲过终点，喘得像拉风箱，旁边家长拍我肩膀，说：“兄弟，厉害。”

我憋着笑，“一般。”

她递过来一瓶水，我喝了一口，别过脸，眼角湿了。

我知道这条跑道不算长，我们要跑的，是后面的路。

运动会结束，小石领了一个“勇敢之星”的奖章，塑料的，红绸子穿在脖子上，亮堂堂的。

回家后他小心翼翼把奖章脱下来，放在铁盒旁边，说：“和妈妈的手镯一起放。”

她愣了愣，笑着摸他的头，“放吧。”

那一刻我明白了，铁盒不再只是放钱的，它开始放我们家的“硬气”。

冬天来了，快递变得更加忙，双十一、双十二像两座山，从十一月一直压到腊月。

我没叫苦，手更利索，回到家她会给我剪指甲，把指肚上起的小茧小心地刮平。

有一天，她从衣柜最下层翻出一件旧羽绒服，是我刚来城里那年买的，灰色，鼓鼓囊囊，袖口已经磨毛了。

她说：“你还穿得吗？”

我穿上，袖子短了，露出手腕。

“那留着吧。”我笑，“当纪念。”

她说：“这纪念挺暖的，丑是丑了点。”

我哈哈笑，心里念叨一句“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又觉得这话不合时宜，忙咽回去。

有时候，她会突然叹气，说：“要是我也能多赚点儿就好了。”

我说：“你已经做得多了。”

她摇头，“我想给孩子报个兴趣班。”

“钢琴还是画画？”

“画画便宜点。”

我算了一下，月费五百，咬咬牙，“报。”

她看我，“真的？”

“真的。”

“那我少买衣服。”

“别少买，”我说，“冬天还是要暖和。”

她笑了，“我有你这件灰羽绒。”

我摆手，“不准抢我的纪念。”

她笑得更大声，眼睛眯成两弯月牙，像小时候村头水渠里亮起的银鱼。

有一天夜里，小区停电，我们点上蜡烛，火苗把壁上影子拉得老长，小石拍着手，说：“好玩。”

她从厨房拿出一只玻璃杯，罩在蜡烛外，火焰稳了许多，灯光照着她半张脸，柔和得像被棉絮包住。

我们聊了会儿天，聊到小时候过年贴窗花，聊到我找工作被拒，聊到她第一回在菜市场被人砍价砍哭。

她说：“那会儿我真的觉得自己没用。”

我说：“你现在厉害多了。”

她低头笑，轻轻说：“我们俩都在往前走。”

我点头，“是。”

她突然看着我，“那盒车厘子，你还在意吗？”

我沉默了一秒，摇头，“不在意了。”

她笑：“我也不在意了。”

火苗跳了一下，像在点头。

后来，我们也会偶尔给自己一个奖赏，逢年过节买一点好东西，像一小块猪肝、一条小黄鱼、两根玉米，都不贵，吃起来却格外香。

我偶尔也会自嘲，“人嘛，哪有不想吃好东西的，只是咱们吃，得挑日子，像蚂蚁上树，别掉下来了。”

她就笑，“你这比喻，怪精。”

生活不总是温柔，厂里年底裁员的风声像阵阵冷风，吹得人心里直打颤。

我们部门暂时没事，但谁知道明年呢。

有一天午休，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做兼职中介的，说有一个轻松活儿，帮人整理账单，晚班，报酬高。

我警觉，“要不要付保证金？”

对方笑，“要一点点，流程需要。”

我马上挂了电话，把号码拉黑。

我给她说，她也警觉，“别碰这种。”

“嗯。”

她给我讲起她一个同学，前阵子交了几百块保证金，最后打水漂。

她说：“钱不好挣，别往坑里跳。”

我感叹，说：“人哪怕绕路，也比掉坑里强。”

她说：“对。”

除夕来临，我们决定不回老家，父亲身体不太允许折腾，母亲也说，“在城里过吧，省钱省力。”

我在客厅挂起了一条红布条，写了“家和”，字是我写的，歪歪扭扭，她看了笑，“像你。”

我说：“像我也不赖。”

我们准备了两荤两素，炒个荷兰豆，炖了条小鱼，煮了饺子，包饺子的时候，她将一枚硬币包进一个饺子里，说：“谁吃到谁发财。”

我说：“别把牙崩了。”

她白我一眼。

吃饭时，小石咬到硬币，乐得往桌子上蹦，“我发财了。”

我跟她相视一笑，心里同时冒出一个念头，“孩子健康，便是最大发财。”

夜里十二点，楼下有人放鞭炮，啪啪啪啪，热闹里带着心慌。

我打开铁盒，把兼职位的钱、她摆摊的钱，我们俩过年收到的红包，整整齐齐码起来。

她递给我那只小银镯，我摸了摸，镯身有了时间的温度，像握了一段柔软的旧路。

铁盒盖上，“咔嗒”，这一个“咔嗒”，像是我们对过去的一次郑重存档。

时间总喜欢在你以为它不会改口的时候，突然咳一声，提醒你“别傻乐”。

年后，厂里项目缩减，我被调去一个新组，工资没变，加班增加。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那段日子，晚上兼职我去得少了，周末去补。

她没怨我，只是把小石管得更紧，接送更勤，晚饭准时做好，怕我胃空。

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像一台开了太久的旧风扇，嗡嗡响，轴承里缺油。

她就给我煮姜茶，切两片柠檬，酸里打一勺蜜，说：“你喝了这杯，心里要是还苦，那就是天生的苦。”

我笑着喝，心里确实没那么苦。

春天的时候，楼下小卖部换了新老板，之前那个眼镜小伙子转行去了外地。

新老板看着老成，话不多。

有一天我晚班结束，他递给我一小盒草莓，说：“有客人退了一盒，没坏，你拿回去给孩子吃。”

我摆手，“不合适。”

他把盒子塞过来，“拿着，省得坏了。”

我接了，回家路上心里暖一阵，像有人在暗处给我塞了一块热馒头。

回到家，她看着草莓笑，“你也有捡便宜的时候。”

我笑，“省钱就是挣钱。”

她拿起一颗草莓，指尖捏着根蒂，问我：“甜吗？”

我说：“比车厘子便宜就甜。”

她“啐”的一声，却笑得眼睛都在发光。

我突然就想起那盒车厘子，想起当时的刺，想起现在的笑。

人心是个怪东西，有时候被扎一下，疼很久，有时候被轻轻一碰，就把疼给接起来化了。

清明的时候，我们带着小石回了趟老家，给祖坟除草，给父亲带了些药。

一路上小石问个不停，“这是哪里，那是哪里。”

我说：“这是你爸爸小的时候在河里捞鱼的地方。”

他“哇”的一声，眼睛亮亮的，像小泥鳅见了水。

母亲见了小石，抱起来亲，嘴里念叨，“长高了，长高了。”

父亲靠在椅子上，脸色黄了一些，但眼睛依旧亮。

我们在院子里坐着，晒着太阳，母亲拿过给我们烙的饼，说：“带回去路上吃。”

我接过，心里泛潮。

父亲看着我手腕上的老表，伸手摸了摸，“还戴着呢。”

我点头，“一直戴着。”

他笑了，“好。”

那只表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像一条细小的河，绕过指尖，向前流。

回城那天，母亲塞了一包咸鸭蛋给我们，我说不用，她说，“老规矩，带着。”

我拗不过，接了。

回来后，我们剥了一颗，蛋黄流油，小石吃了一口，喊“咸”，又伸筷子去夹第二口。

她笑着阻拦，“慢点，咸的。”

我看着这一家，觉得不管外头风多大，屋里只要有人说“咸”，有人说“甜”，这日子就还算稳。

人活到三十来岁，渐渐明白，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唯一的秤砣，真正压得住心的，是你把每一件小事当做对自己负责的动作。

车厘子209一盒，是贵，也是一次“捧场”，是她想给我们家的小小仪式感。

我曾经因为那209，在心里搭了一堵墙。

后来我把墙拆了，一块一块搬，搬到铁盒里，盖上，“咔嗒”。

我告诉自己，不能让“好好过日子”变成“不敢好好活”。

她也明白了，不能让“捧场”变成“我任性”。

我们俩就像沿河修堤坝的人，一块块石头垒上去，有时候缝儿大点，有时候挤得严实，但只要不漏，河就不进来。

夏天又来了，小区门口的水果店挂出大红横幅，“新鲜车厘子到”，每个字都张牙舞爪，像小孩儿写的大字。

她看了看，没说话。

我看了看，也没说话。

到了周末，她提了两袋黄瓜，问我：“拌还是炒？”

我说：“拌。”

她边洗边说：“你那兼职，最近不忙吧。”

“不忙。”

“那你要不要给自己放个假？”

我想了想，说：“放。”

她笑，“好，我支持你。”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么一说一听，像娃娃家过日子，认真起来，连黄瓜都显得有主意。

我跟她商量，“周末带孩子去郊外，找个小河，踩踩水。”

她点头，“出发。”

我们带了块旧塑料布，一把小铲子，一个白塑料桶，小石把小铲子当刀，把塑料桶当战鼓，一路上唱唱跳跳，像一只放出笼的小鸟。

到了河边，水清，石头圆，我们脱鞋挽裤腿，踩下去，冰凉。

她捡了一块形状像心的石头，递给我，“拿着。”

我接了，笑，“这个心，有棱角。”

她说：“有棱角，才不容易碎。”

我点头，把那石头用手擦了擦，放进裤兜，觉得里面有了一个不刺人的硬。

小石在岸边捉了一只幼小的螃蟹，举着给我们看，“爸爸！”

我们笑，“放回去。”

他怔了一下，很快就蹲下，把螃蟹轻轻放回水里，盯着它沿着石缝钻走，嘴里嘀咕，“他回家了。”

我们同时望着那只小螃蟹消失的方向，沉默了一会儿。

回家的路上，我们买了两只冰淇淋，便宜的那种，包装简单，味道单纯。

她吃一口，笑，“这比车厘子划算。”

我笑，“你这是旧账不肯放啊。”

她也笑，摇头，“不是，我是说，我们懂了。”

我点头，“是，懂了。”

懂了之后不代表日子就容易，涨房贷、涨菜价、孩子偶尔发烧、单位偶尔考核都还在那里，像墙上的几道裂纹，虽然不宽，但总是存在。

只是我们不再盯着裂纹发呆，而是拿石灰粉一点点抹，抹得不平也没关系，白色的痕迹在墙上留下，也是我们的手印。

我有时候会想起她第一次端回家的那盒车厘子，想起我当时的暗火，想起后来我们一起吃草莓的笑。

人心是会走路的，会从怨憋的胡同里踱出来，走到阳光下一点点晒干。

我把那颗河边捡来的心形石头，和她的小银镯、小木葫芦一起放进铁盒。

我对她说：“这也是家的一个角。”

她点头，轻声说：“是。”

铁盒盖上，还是那一声“咔嗒”。

这声“咔嗒”，不再只是记账，也不再只是存钱，变成了我们的心跳，一次一次，稳稳的。

后来，我升了点薪，从六千五涨到七千二。

不是大喜大悲，但足够让我们每月的账少冒一丝烟。

那天我请她吃了碗牛肉面，加了蛋，她笑，像我第一次领工资请她吃路边摊时那样。

她问我，“还找兼职吗？”

我想了想，“偶尔。”

“那今晚不去。”

“今晚不去。”

我们牵着孩子，沿着小区那条弯弯的路走，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小石唱着幼儿园的歌，跑到前头又跑回来。

我看着她看着孩子，觉得自己像走在一条有尽头的路上，虽然还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但不再害怕。

我没什么豪言壮语能写在墙上，也没有什么大理想能挂在嘴边。

我只知道，谁家的铁盒里能咔嗒得干净，谁家的日子就能盘得稳。

我还知道，车厘子甜归甜，吃一回就记住了甜，记住就够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油盐酱醋里，学会了不松口，学会了互相靠着走。

有时候，路灯下她回头看我的眼神，像多年前母亲递给父亲的那碗姜汤，热，辣，带一点辛，最重要的是，有人端在你面前，说，喝吧，这路还长呢。

我点头，端起碗，一口下去，胸口暖起来，手心也不那么出汗了。

然后我们关上门，铁盒里平躺着旧表、小镯、葫芦、心形石，还有几张折叠过几次的现金。

门后挂着那件灰色的旧羽绒服，袖口毛边被她拿剪刀修了修。

墙上歪着我的“家和”两字，不再碍眼。

孩子在屋里跑来跑去，摔倒了爬起来，哭两声又笑，像我们这几年，跌跌撞撞，转眼就能看见下一盏灯。

窗外的风，有时候大，有时候小。

我们俩坐在餐桌边，不约而同伸出手，把桌上的碗筷摆端正了一点。

我说：“吃饭。”

她说：“吃饭。”

小石说：“吃饭。”

我们仨碰碗，没声响，却在心里响了一下，像远处火车过桥，轰隆一下，稳稳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日子，平常得像一碗清汤挂面，放上一点葱花，就能看见绿。

有时候我想，人的一生，最怕的是走到半途，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她会在我忘记的时候，用那只小银镯轻轻碰一碰铁盒。

“咔嗒。”

我就知道，出发的方向还在原地等我。

我也会在她累的时候，把那颗心形石头压在她的账本上，告诉她，“有棱角，不容易碎。”

她笑，眼睛里有光，是从去年那个冬天就开始攒的。

这光不耀眼，却比城里任何一盏霓虹都让我踏实。

我们继续走，继续算账，继续在周末去河边踩水。

孩子还要长高，我们还要变老。

有一天，也许我们会再买一盒车厘子。

不是为了谁的面子，也不是为了打折的诱惑。

只是为了纪念，那年春天，我们在灶台边，学会了互相扶住对方的心。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