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主席亲自挂帅、前后修改一二十稿、1.5亿人参与讨论、收到意见118万余条……今天，北京日报客户端通过一篇长文，带您回顾这部承载着当年所有国人立宪、兴邦梦想的神圣大法的诞生全过程。

那年今日

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7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

这部“54宪法”取代了实施5年的《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毛主席亲自挂帅、前后修改一二十稿、1.5亿人参与讨论、收到意见118万余条……今天，北京日报客户端通过一篇长文，带您回顾这部承载着当年所有国人立宪、兴邦梦想的神圣大法的诞生全过程。

1954年9月15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大江南北的1千多位代表云集于此，共商国是。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一届人大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这个为期14天的会议本身。

大会召开之前，2.78亿中国人参加了普选投票，华夏版图上世代生息的普通劳动者第一次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大会结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了实施5年的《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中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斯大林的建议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代表团此行是为了参加苏共十九大，但据随团翻译阎明复后来回忆，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给刘少奇交代了特别的任务。他请刘少奇利用开会的机会，就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等大政方针问题，听一听斯大林的意见。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40年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便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更明确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只不过，在普选基础上产生各级人代会的条件当时尚不具备，所以采取了过渡办法。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赋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在地方则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本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会议”别看只有一字之差，实际区别很大。前者以普选为前提，后者则建立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之上。

刘少奇前往苏联的时候，中央已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虑，准备在我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再付诸实现。斯大林却对刘少奇说出了另外一番想法：“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为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考虑。”（引自《建国后刘少奇文稿》）

斯大林的建议显然经过深思熟虑。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时候，斯大林就第一次提出了立宪和普选的问题。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再次提出类似建议。前两次因条件所限，中共并没有马上接受。但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全部结束，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产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新中国已从千疮百孔的景况中初步恢复过来。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纲领》的引导下，全国30个省、2个行署区、160个市、2174个县和28万个乡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主建政有了个好基础。

形势的变化和斯大林的建议使中央作出了新的决策。1953年新年到来的时候，《人民日报》以《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为题，发表元旦社论，提出当年的三项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最后一项任务因受自然灾害影响没能当年完成，推迟到下一年。但为人代会召开而进行的普选在1953年如期启动。

1953年3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我国第一部《选举法》。

庄严的承诺就此响彻神州大地：无论民族、种族，无论性别、职业，无论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无论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凡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具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第一次普选

1953年夏天，24岁的许崇德在山东泰安一连“蹲”了两个多月。这位日后的中国宪法学泰斗、人民大学教授当时还是一个刚刚念完研究生、留校任教的毛头小伙。此时，普选的试点工作已在山东、河南等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许崇德作为内务部借调的高校教师，和另外两位人大同事一起被派往泰安县城关乡“蹲点”，任务是为普选的全面展开摸索经验。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普选，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就连许崇德这样的法律专业人士也是一头雾水、毫无经验。许崇德说，当时主要依靠《选举法》，再加上政务院下达了一些政策指令性文件，他们也是一边学一边干，一边干一边学。要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动员起来投票，这件在今天看来简简单单的事情，当时可谓困难重重。

“普选”干嘛的？“人代会”干嘛的？老实巴交的村民们听不懂。至于“选民”、“资格”这样的新名词就更稀奇古怪听着发懵了。妇女们的困惑还要多些：“锅前转锅后，啥也不知道，还能当代表？”“啥事叫男人办不就妥啦？”

当时乡里干部满共4个人，一个乡长、一个副乡长、一个干事、一个文书，单靠他们的力量显然不够。许崇德他们就把青年团员召集在一起，组成宣传队。给宣传队培训的时候也不多讲，反反复复就几句话：选举就是人中选人、瓜中选瓜；人代会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选举的目的就是不让好人漏掉，坏人钻了空子；记住最关键的4个字：选民光荣！

宣传队迅速行动起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讲解。消息很快就传遍四邻八乡，就连那些住得最偏远的村民，也知道了选举的事。

这里插一句后话。当选举在全国铺开以后，宣传成了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宣传的形式也从简简单单的说教，发展出快板、戏曲、话剧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陕西的宣传队唱起了“李大妈参加选举”的郿鄠戏；广州推出了独幕话剧“黄相伯的一家”；江苏人民出版社印了“普选唱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普选唱词”；北京的宝文堂书店则出版了“普选说唱集”，里面有相声、有快板、有短剧，群众喜欢哪出就演哪出……

宣传的确成效斐然。这一点，在选民登记的日子里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登记点一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连大半辈子没出过几趟远门的农村老大娘也撂下锅铲赶来了。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许崇德记得，他帮着好多位老大娘起了名字：你叫李素贞，你叫王亚美……

登记工作并不算复杂，除了给大娘们起名字，再就是资格审查。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选举资格，精神病患者也没有选举权。当然，这样的人为数极少。绝大多数村民都在那个火热的夏天里欢天喜地又充满自豪地领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选民证。

30多年后，年届六旬的许崇德故地重游回到泰安：“印象中的泥瓦房、黄土路通通不见了，曾经一起吃住、一道搞普选的‘老交情’们也不在了。”正当老人觉着有点失落的时候，一位老乡把他领到家里。这位老乡翻箱倒柜，从柜子最底下翻出一个蓝布包。包裹小小的，裹了一层又一层。包裹全部打开时，许崇德万分惊讶地看到了一张1953年的选民证！

2.78亿人投票

跟现在的差额选举不同，1953年的普选采用了等额选举方式。别看是等额选举，民主氛围可丝毫也不差。

在河南开封县土柏岗乡，到处都是三三五五的选民在仔细商量着自己心目中的人选。有人提议前任副乡长王福才，说他办事周到，“有天大的事，人家脚步也不乱”。但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挑刺儿，说王福才当副乡长的时候是很积极，但现在当了农协副主席，“没有供给啦，啥事也不往前赶，推推动动，拨拨转转”。

天津市第六区福建路选区一开始提出3位妇女代表候选人，分别是妇女副主任王子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李丽英和妇女副主任李承钧。有人夸王子强“有工作能力，会讲话”；有人说李丽英“学问深，办事热心”。不过，更多的人都赞成李承钧，大伙儿认为她的工作能力也许比不上王子强和李丽英，但她能“联系劳动妇女，任劳任怨，组织妇女生产，真正给群众办了事”。王子强“有时候只动嘴”，而李丽英则“联系劳动群众不够”。在天津市的另外一个选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原本联合提议妇女主任高玉英做代表候选人，却在选民讨论中遭到了多数反对，大家认为高玉英“只是对上积极，对群众则自高自大”。几经讨论，这个选区最终改变了最初的提名，改提评剧演员孙芸竹做了代表候选人。这样的小例子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不胜枚举。

选民登记、酝酿候选人、张榜公示，一系列前期工作就绪之后，选民们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迎来了选举的大日子。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全国、省、县和设区市的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代会选举；而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市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1979年后，普选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县一级）。选举的形式也分两种，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直接选举的地方可以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考虑到广大基层以文盲、半文盲居多，也可以举手表决。

许崇德记得，城关乡的选民大会是在教养院里进行的。乡亲们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大家挤挤挨挨地站在一起，听大会主持人念完候选人的名字，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这样就把乡人大代表选出来了。

城关乡的乡亲们正是亿万普通选民的缩影。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曾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许祖辈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人看重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心愿。但如今，他们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有了说话作数的权利。这样的机会，他们格外看重格外珍惜。所以，当基层选举结束时，全国共有2.78亿人参加了投票，占到登记选民总数的八成以上。

为做好普选工作，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也借机开展起来。新的数据彻底改写了“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历史——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人口总数601938035人，这当中包括台湾省的7591298人，以及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11743320人。

按照这个统计，新中国有6亿人，而举行普选的近21.5万个基层选举单位共涵盖了5.7亿人，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选。

除了普选，筹备人代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也即将展开——草拟宪法。

杭州草宪

1953年12月27日晚，一趟专列趁着冬夜暮色悄然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而去。

专列目的地是风景宜人的杭州，车上坐的是共和国宪法起草班子，毛泽东亲自挂帅。

立宪，兴邦。这曾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

从康梁变法拉开中国近代立宪的序幕，到孙中山先生率19位省代表草拟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后还有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等。然而，这些旧中国的宪法往往有名无实，有宪法无宪政、有人治无法治。立宪活动要么“流产”“夭折”，根本没有实施条件；要么被入主北京的军阀们“挟持”，演出一幕幕“立宪”闹剧。国民党蒋介石也没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宪法成了其维护独裁统治的工具。

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共同纲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

当中国阔步迈进1954年，从北京来到杭州的人们要酝酿一部真正属于共和国的宪法。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安排众人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刘庄位于西湖西面的杨公堤，是清朝进士刘学询斥巨资修建的私人花园，故而得名。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每天下午3点，毛泽东率众从刘庄出发，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街84号的办公地点，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宪法的起草工作其实是在南北两地同时进行着。西子湖畔，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拟定初稿，然后派专人把草稿送至北京，每一次，毛泽东都要嘱咐在京的刘少奇，“加印分送政治局及京中委各同志（指在京的中央委员）。”北京城里，刘少奇召集中央有关人员一次次讨论，讨论一次，意见马上返回杭州，起草小组就修改一次。来来回回，几经修改，直至提出了四读稿，宪法草案初稿的草拟工作才算基本完成。

3月中旬，毛泽东启程返回北京。途中，北京方面作出了两项决议：第一，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8人组成小组，对宪法草案初稿做最后修改。第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李维汉任秘书长，齐燕铭、田家英等人任副秘书长。

3月23日，30多位委员聚集中南海勤政殿，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定了个大方针：宪法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明“通俗易懂”的要求：“宪法草案初稿把什么什么‘时’都改成了‘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

毛泽东虚怀若谷，最后的话掷地有声：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5天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成立，下设资料组、会议组、记录组、联络组、总务组。从山东泰安回京不久的许崇德就是在那个时候又被借调，成了资料组的一名工作人员。

“恐怕有一二十稿了”

许崇德和几位来自高校的法学学者一起，住进了中南海，那里是中央和政务院办公的地方。

资料组的工作很明确，就是收集编辑与宪法有关的文献资料。那阵子，许崇德和同事们天天跑到政府的资料室、外交部以及各大图书馆去搜罗各时期各国宪法条款。旧中国的宪法编成一本，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编成一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编成一本……许崇德记得，后来还编了一本工具书，里面解释了所有与宪法相关的名词。资料编纂好复印出来就赶紧分发给参与讨论的高级干部们参看。

1954年开春的时候，5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加入到立宪的工作中来。他们分成17个小组展开讨论，这些小组先后举行了14次宪法座谈会，提出修改意见3500多条。后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各大行政区、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中，8000多人参与其中，又提出修改意见5900多条。这些意见统统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根据各方意见，逐条对初稿进行修改。

许崇德说，讨论期间，田家英把会上的意见带回来，请他们这些学法律的给参谋一下。“我们中有位老师是专门研究苏联宪法的，开讨论会的时候，他特别吃香，因为他可以提供苏联的相关情况。”

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全部条文做最后审查。就算在最后审查会上，讨论热烈依然。草案第54条第2款写道：“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张奚若首先提出，“由”字是否改为“按照”？因为“由”字有点未确定的意思，既然在宪法前文已有规定，还是用“按照”好一些。

国际法专家周鲠生说：“由”字含有将来的意思，用“按照”也不太好。索性用“在”字倒好一些。

毛泽东说：“在”字不那么妥当吧。

黄炎培：用“按照”好。

李立三：还是用“由”字好，“按照”好像下面的话没有说完。

这时，李维汉插进来解释了两句：当初是为了避免“按照”字样过多。第四节“按照”第五节的规定，第五节又“按照”第四节的规定，不大好，才用了“由”字。意思是说，关于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这里不规定了，由那里去规定。

毛泽东最后说：“由”字比“在”字好，也比“按照”好。“由”字不一定解释为现在没有将来才有的东西，比如：“这件事我办不了，由他去办。”张先生的意见怎么样？三个字比较，恐怕还是“由”字好。

张奚若说：我没有意见。

像这样字斟句酌地推敲，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比比皆是。毛泽东最后总结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每一次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次，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5亿人参与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号召全国人民参与宪法讨论。一场全民大讨论在1954年夏季来临的时候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在神州大地上展开。

在南京，《新华日报》当天多售出8万多份，人们争相阅读。

在福州，遍布全市的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民播送草案内容，《福建日报》发行量比平日多了2万份。

在四川，宣传员向群众做了15万次宣传，听众达1800万人。

在山西，屯留等50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抽派干部携带850部收音机，深入农村和山区组织村民们收听宪法草案的广播。

在上海，627万人口中有270万人听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156万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讨论，提出16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

……

这是许崇德他们最为忙碌的时候，各地的建议都汇集到起草办公室，由他们负责整理。许崇德记得，那年夏秋正巧赶上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一些宪法讨论会就开在了抗洪抢险的大堤上。许多地方的铁路、公路损毁严重，“地方上着急把他们的意见送到北京，路又不通，就直接用飞机运过来了。那时候飞机很少，只有很高级的干部才有机会坐飞机。我都没坐过呢。”那种重视程度让许崇德无限感慨。

意见和建议都是成捆成捆送过来的，外面仔仔细细地包着防水的桐油纸。打开来一看，里面全是黄色的稿纸，毛毛刺刺的。尽管纸质不怎么好，但上面的字迹誊抄得工工整整，也有的是用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铅字稿。许崇德他们将意见分门别类加以整理，重复的内容就合并成一条。提什么建议的都有，有人认为“人民有言论自由”这条不合适，主张改成“公民有言论自由”，还有人认为是“国民有言论自由”，甚至还有热心者自己动手写了一部宪法寄过来……

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法全民大讨论最终持续了两个多月，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1.5亿，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前前后后共收到讨论意见118万余条。许崇德他们把意见仔细归整，编纂成册，最后一共编出了16本，码在一起厚厚一摞。

对这16本意见、建议及问题，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认真考虑，对草案又做了一些重要修改。比如，在列举四种我国现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加上了“主要”二字；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直辖市、少数民族、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中的“少数民族”拿掉，因为少数民族并不是选举的单位；增添了“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规定等等。

就在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前后，全国各地纷纷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出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人，其中妇女代表147人，少数民族代表177人；共产党员668人，民主党派274人，无党派284人；工人100人，农民63人，解放军60人，归国华侨30人。

万事俱备

时年80多岁的陈勤华当年在国务院选举办工作。全国人大代表选出来以后，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证都归他们制作和发放。老人记得，代表证发出去没两天，纺织部代表郝建秀就愁眉苦脸地找上门来。这位棉纺织厂的值车女工因为开创了“郝建秀工作法”早已名扬全国。

“郝建秀那时年纪轻轻，一见我们就说，哎哟，怎么照得这么难看啊。”郝建秀抱怨的是代表证上贴的那张照片。陈勤华边说边乐：“我接过来一看，也确实不好看。”那时候条件差，没法请高档照相馆的师傅，只能因陋就简地请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给代表们拍照，也没有修版，难怪郝建秀不满意。郝建秀当然希望代表证上的自己能好看一点，因为她和所有的代表一样，都把当选看成人生中最光荣的事情。这一点，陈勤华特理解。

另一位妇女代表、演员田华后来也回忆说，当她收到代表证的时候，就觉得有千斤重。她记得，代表证当时印得特别好，印章四四方方，很庄重特别有分量。

就在代表们纷纷收到代表证的时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入了倒计时。

中南海怀仁堂已然整修一新，门厅的屋顶上更换了琉璃瓦，台阶铺上了大理石。会场里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座位，代表们的席位上安装了供代表即席发言用的扩音器，还为使用蒙、藏、维吾尔、彝等4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代表安装了专门的翻译设备，为使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个别代表配备了口头翻译。接待代表的北京饭店进行了专门扩建，在原有基础上又加盖了一栋9层楼高的建筑，有280多间客房。

许崇德记得，国务院专门从苏联购置了500辆胜利牌小轿车用来接送代表，小车司机都是从军队上借调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位司机还闹了点小意见：我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凭什么给资本家开车？有关部门耐心细致地跟他解释：我们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个阶层都要有代表、有声音。

交通问题甚至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总理请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将长安街以白漆线划分出车道。最中间一道走小车，往外一道走大车，最外道走三轮车和自行车。总理还特意嘱咐，对行人穿越马路的地方，要规定地点，标明界限。因为我们人多，所以界线标志要鲜明，线条要多画几道。据说，北京市的人行横道与行车线就是打那会儿开始有的。

万事俱备，从1954年9月1日开始，各地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京。

申纪兰来了，她从山西老家出发时，乡亲们好一通嘱咐：你可要把会开好，要把毛主席选好。

周立波来了，这位著名作家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记录了自己到北京饭店报名的情景：“餐厅外面的南边，摆一列铺着洁白的桌布的长桌，代表们的‘当选证书’放在桌子上，都用黄牛皮纸的小袋子装着，背面系着两条细小的红带子，朴素，大方而精致。我签了字，领了证书，回到家里，打开封套，拿出烫着金字，印了国徽的这个精美的册子，我的心里充满了崇高的荣誉感，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

齐白石来了，这位93岁的画家是年龄最大的人大代表，1年多以前，他在自己的画室里参加了普选。

郝建秀来了，这位刚到选举年龄、年龄最小的人大代表怀里揣着她的代表证，代表证上的照片重新照过了，据说还是不大满意……

而所有代表中，出发时间最早、受到欢迎最热烈的当属来自西藏的代表。班禅额尔德尼7月初就离开了日喀则，在拉萨与达赖喇嘛汇合，随后又分成两路前往北京。达赖等人经过雅安到达成都，又从成都乘飞机到达西安，班禅等人则从西宁抵达西安。众人在西安乘坐专列于9月4日下午抵达北京。若从班禅大师离开日喀则算起，西藏的代表们整整走了两个月。

当专列到达北京站时，中央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名单上盛况空前，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赫然在列。政务院、军委、全国政协、全国妇联等党政各界全都派人前往，欢迎队伍多达800多人，热烈场面空前绝后。

这时，由于选举和宪法起草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原先参加这两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来了个“连锅端”，直接被调进会务组，成为人代会的工作人员。当时，陈勤华被分到“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秘书，许崇德则被分配到提案组。两位老人由此见证了一届人代会的盛况。

一届人大开幕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宣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在短短20分钟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波澜壮阔的情怀和使命凝结成诗一般的语言，喷薄而出——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主席的讲话通过电波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亿万华夏儿女欢欣鼓舞。会场内的千余代表更是兴奋，当开幕式结束退场时，所有人都涌向门口，想凑近些看一看毛主席。著名演员白杨光顾着往前挤，没留神脚底下，不知被什么东西一绊，当时就摔了个大跟头。一旁的陈勤华等人赶紧给她扶起来。当时的场面，直到今天，陈勤华老人还历历在目。

关于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还有一个小插曲。

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特意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原来，毛泽东本不打算在开幕式上讲话，张治中听说此事后劝说了两次。据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张将军第一次托周恩来和彭真把建议带过去，第二次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这次人大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你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幕式结束40分钟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第一项议程，由刘少奇向大会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刘少奇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义务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在报告结尾，刘少奇特意指出，宪法草案是“幸福生活的保证”，“每一条都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第二天，代表们就开始对宪法草案和刘少奇的报告进行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大会有板有眼地开起来。

许崇德当时在提案组工作，提案组负责人是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许崇德记得，代表们写的提案都交到会议秘书处，秘书处再交由提案组进行整理。由于是第一次开人代会，究竟怎么提案，怎么处理提案，大家谁也没经验。“那会儿，一位或者两位代表就可以提个提案。”许崇德说。而现在，30位代表以上才能形成议案，不足30位代表提出的只能叫意见或建议。而且两者的法律效力也大不相同。

那时的提案更是五花八门。有代表提出，让全国人大作决定，解放台湾；还有代表提出，要保障妇女权利，允许改嫁；还有位山东代表认为，现在的山西雁北地区应该划归内蒙古……面对一大堆的提案，提案组犯了愁，是不是该一条条都拿到大会上进行讨论呢？商量了半天，中央最后决定，将这些提案筛选一遍，做成一本薄薄的册子，统一交办。这样的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

“54宪法”诞生

9月20日下午，一届人代会迎来最重要的议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在几天前，中央还在对宪法草案进行最后的修改。针对“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款，西藏代表提出，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还有代表提出，草案称这部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显然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过多部宪法。所以，在最后的表决用本中，有关提法被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删掉了“和宗教信仰”5个字。

连同表决本一起发到每一位代表手中的，还有一张浅红色的表决票，上面用汉、蒙、藏、维四种文字印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顶上的长方格是投票人同意画圈或不同意画叉的地方。

当时的新闻记录了代表们的心情。申纪兰代表说：“拿到这张票，我兴奋得不得了。我想，这是一张福票，它将保证我们的幸福生活。”老工程师蓝田说：“当我想到这个权利来得不容易时，唯恐画得不圆。我要画得很圆，表示我决定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老英雄李永为了要画好这神圣的一票，事先在日记本上画了几十个圆圈，看怎样画得最好。

整个会场划分了8个选区，分别设置了8个投票箱。代表们画完票之后，依次走到红色票箱前投票。

陈勤华看见一位老先生用双手把选票举得高高的，迈着四方步，缓缓走到票箱前，然后低下身子，再把选票规规矩矩地投向票箱。那份庄严、那份敬重，给在场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7时55分，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表决结果：投票数1197张，同意票1197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代表们全都站了起来，尽情地鼓掌、欢呼，那场面令许崇德和陈勤华两位老人一提起来就感慨不已。

更多的人则以另外一种特殊方式记录下当时的激动——许多新生儿起名叫“宪法”。所以，凡是叫张宪法、李宪法、王宪法的，十有八九都是1954年生人。

这部脱胎于《共同纲领》的宪法，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后来彭真回忆说：“那个时候，中央决定重大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常问：是不是符合宪法？”

许崇德后来也与立法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参与过“82宪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老人说，共和国一共产生过4部宪法，其中1975年和1978年制定的两部宪法由于受到“文革”影响，都比1954年的宪法要退步许多。到了1982年制定第4部宪法时，又重新回到1954年宪法的基础之上。所以说，这部使用至今的“82宪法”与“54宪法”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立宪，1954年的人代会还确定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架构。

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部分划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正式确立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正式结束，但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下来，并继续发挥着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

同时，取消了原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设置，增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使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起来行使国家元首职权。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政务院此后改名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代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大会还选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了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1千多名人民代表一票一票、心悦诚服地选出了国家领导人，也选出了共和国的未来。

当闭幕的国歌声响起时，这个为期14天的会议，已注定成为新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不可磨灭的一页。

参考文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录》穆兆勇编著本文采写过程中，曾得到穆兆勇、许崇德、陈勤华、刘政等人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原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09年6月23日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