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我们翻开史书，帝王将相的功业固然璀璨，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普通生命，或许更能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底色。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我们翻开史书，帝王将相的功业固然璀璨，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普通生命，或许更能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底色。
幸运的是，大量墓志铭的发现，让那些被官方正史忽略或一带而过的“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和情感世界得以重现，拼凑出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唐代。
在这些墓志铭中，两位女性的故事尤为动人——她们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唐朝中心，用生命诠释了唐代边疆族群对中原文化的深刻认同。
▲AI制图
（一）出死入生携子投唐
实活，出身于鲜卑家庭，是位“皓质若雪，红姿若花”的美人。她与丈夫啜禄原本生活在黑龙江流域，过着宁静而美好的生活。
彼时正是开元年间，在唐玄宗的治理之下，边疆相对安宁。黑龙江流域的突厥、黑水、室韦、渤海等族群交融杂处，贸易往来频繁，时而也会碰撞交锋。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啜禄带领族人获得胜利，并随后向朝廷表示赤诚之心，想要为国家守卫边疆。
不久，啜禄与实活得到从长安而来的文书，受封“冠军大将军行右武卫大将军”的官职，在唐廷授官的欣喜里憧憬未来。
自此，无论是在小家庭的温馨聚会，还是在族人的集会中，大唐的故事总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些关于三郎天子的英武事迹、长安洛阳繁华盛景，仿佛永远也讲不完。
图片来源：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是中原汉唐文化与东北地方古民族文化相融汇的典型代表。图为遗址内渤海时期的石灯幢。
然而，命运总是难以捉摸。啜禄忽然离世，他所管辖的部下里出现了蠢蠢欲动的叛徒。
面对这样的局面，孀妻的实活以顽强的毅力支撑起这个家，坚守丈夫临终寄托的戍边任务。
开元十八年（730年），局势直转急下，“林胡不宁”，契丹、奚的几个部落酋长作乱。实活无力控制局面，为了自保，她必须作出选择。
如果选择息事宁人，向作乱之人臣服，就要跟随他们叛唐。这样选择，实活仍然可以带着孩子在这片熟悉的“黑水”之地游猎、生存。
然而，实活深知，这绝非丈夫的意愿：如果丈夫啜禄还在世，一定会率领部众平定叛乱，即使不能胜利，也会选择离开。
最终，实活下定决心——此地既不能留，那就回归大唐的怀抱！
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啜禄夫妇所居住的黑龙江流域与唐都城长安相距遥远。
去哪里？怎么去？实活开始谋划。她要突破包围、一路向南，前往长安。夜色中，伴着微弱的月光，实活带着儿子沮礼“出死入生，率众投汉”，开始了漫长的跋涉。几个月的艰难行走、风餐露宿，他们终于从东北边疆抵达了大唐的都城。
唐玄宗得知此事后，既震撼又感动，嘱托大臣要好好抚慰和照顾实活一行。
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五日，唐玄宗下令授予实活“荥阳郡太夫人郑氏”的称号，并赐予她象征高门地位的“郑”姓。从此，郑实活之名便流传开来。
图片来源：书格网
▲《唐故冠军大将军行右武卫大将军啜禄夫人郑氏墓志铭》拓片。
实活的儿子沮礼，后来不仅继承父亲啜禄的荣誉，还获得了在河东道军队担任前讨击副使、云州十将使的重要职务，并被特别赐予“李”姓，名叫恂忠。
自此，郑实活长居京师安享晚年，直至65岁去世。这个来自黑水之滨的鲜卑女子，在长安的宅邸里，看着儿子佩戴千牛刀出入宫禁时，总会想起丈夫说过的话：“大唐之盛，在长安灯火，更在四夷愿奉冠带。”
（二）九千里路送夫归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葬”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礼仪之一。唐代继承秦汉传统，对逝者奉行“事死如事生”的理念，祭祀极为周全。对于那些离乡旅居、仕宦在外而客死他乡的人，其遗体通常要运回故乡安葬，这一过程被称为“归葬”。
然而，在古代车马行慢的交通条件下，归葬之路往往漫长而艰难，动辄数几千乃至上万公里，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一位女性就面临了这个难题。
她便是元氏县君，是北魏鲜卑皇族的后裔。元氏的丈夫徐放，出身宦门，好学不倦，早年便踏入仕途，从京城官署到地方府衙，多次平反冤案，深受百姓称颂。
▲AI制图
在衢州（州治在信安县，即今浙江衢州附近）担任刺史期间，徐放“既均公赋，又恤凶灾。吏不敢欺，人受其赐”，以公正廉洁著称。他还与文人名士交流甚广，刘禹锡就曾作诗感谢徐放的慷慨相待：“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遗爱，人将琪树比甘棠。”
元氏对丈夫的才干与人品极为敬佩，她随他从洛阳到长安、台州、衢州，相夫教子，乐在其中。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徐放在52岁时的一次宴会上突然去世。
一时间，家里陷入一片混乱，子女们悲痛欲绝，无人主持丧事。作为母亲，元氏强忍泪水，迅速整理好自己，安排好丧事的各个环节。当天，她便搬出官署，住到外面的馆舍，不影响公家事务。
然而，她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何处理丈夫的遗体？
她祖上的鲜卑家族，自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就早已融入中原，以洛阳为家乡。她从小目睹父亲、叔伯皆为儒者形象，自己也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深知归葬是唐人的共识，更是士大夫的普遍认同。
图片来源：新华网
▲《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从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仪仗制度看，孝文帝全面学习汉文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现实却很残酷：若要扶柩北归，不仅旅程漫长、耗费巨大，还必须尽快出发以免耽误期限，而丈夫处理的公务尚未厘清，公家的抚恤更是难以预期。
当然，元氏也有其他选择——可以就地安葬丈夫，然后带着子女先回故乡，待到儿子成年后再迁葬。
但家学传承与祖宗礼仪不能改变。这个北魏皇族后裔，此刻比任何中原士族更执著于儒家礼法。于是，元氏当天就把丈夫遗体移出官署，迅速踏上从衢州到洛阳的万里归途。
据学者考证，按照当时的交通路线，两地之间的路程约为2200公里，但考虑到护送棺材的特殊路线以及暴雨、断桥等实际困境，墓志中所写的“往而复者，凡里九千（里）有余”或许并非虚数。
归葬队伍沿途跨越长江、淮河、汴河、黄河，艰辛异常，还曾遇到所雇佣的人员怠工延误的情况。但在元氏的威望及督率下，灵柩最终仍按礼仪在限期内送至洛阳安葬。
▲唐朝时期，衢州到洛阳。
处理好丈夫的丧事后，元氏倾心教育子女成才，三个儿子皆顺利走上仕途，女儿们也都缔结良缘。
61岁时，元氏平静离世，子女将她安葬在洛阳的万安山，与丈夫长眠于同一片土地。
实活与元氏的坚强与毅力令人感怀。她们的故事，恰似唐代边疆认同的双生镜像：前者从黑水到长安的万里迁徙，“虽出夷狄，而知礼义”；后者从江南到洛阳的文化归根，“先世虽胡，沐浴王化”。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女性的命运不仅是个体选择，更是整个时代族群融合的缩影。
当我们站在洛阳龙门石窟前，仰望那尊以武则天为原型建造的卢舍那大佛时，或许更能理解：大唐的包容，不在于消弭差异，而在于让不同背景的人们，都能在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寻找自己的坐标。实活与元氏的故事，正是这浩瀚星海中两盏不灭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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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时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