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邹鲁的散文《义亭起酥宋时月：一枚月饼的千年乡愁》（以下称《义亭起酥宋时月》），以浙中义乌的传统中秋食品“义亭起酥”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画卷。这篇散文不仅是对一种地方小吃的礼赞，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传统手艺与民族情感的深度挖掘与文学呈现。在文学艺术
邹鲁的散文《义亭起酥宋时月：一枚月饼的千年乡愁》（以下称《义亭起酥宋时月》），以浙中义乌的传统中秋食品“义亭起酥”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画卷。这篇散文不仅是对一种地方小吃的礼赞，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传统手艺与民族情感的深度挖掘与文学呈现。在文学艺术方面，是传统文化当代书写的成功尝试，其在文学性与文化性上的双重成就，值得我们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以地方风物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止于怀旧抒情或技艺记录，难脱窠臼。邹鲁的《义亭起酥宋时月》却独辟蹊径，通过“以物载道”的叙事策略，将一枚看似普通的月饼，提升为承载千年文化的意象符号，实现了从小吃到大道、从地方到天下的叙事飞跃，展现出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和文化表现力。
《义亭起酥宋时月》最显著的特色，在于作者对“物”的超越性理解。在散文开头，作者看似在描写义亭起酥的制作过程：“工人们熟练地揉面、压面、裹馅，一个个圆润可爱的小月饼印着喜庆的‘亿民月饼’红章”，但这种描写很快就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在义乌，月饼不叫月饼，而叫‘起酥’或‘油酥’”——命名的差异背后，是文化记忆的延续。
这种写法，令人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的思想传统。“格物者，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朱熹）作者通过对“起酥”这个具体之物的深入观察和描写，最终要达到的是对历史文化之“道”的把握。饼非仅饼，而是成为了宋人风雅的延续、古代智慧的结晶、穿越时空的乡愁载体。这种物与道的辩证统一，使这篇散文获得了难得的哲学深度，正应了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所揭示的“日常物如何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学机制。
作者通过大量引用宋代文献，构建了一个丰富的互文网络，使当下的起酥制作与历史文本形成对话关系。文中提到的《中馈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典籍，不仅是作为历史证据被引用，更是作为文化符号被激活。这种处理方式，契合了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即文本的意义总是在与其他文本的对话中生成，从而拓展了叙事的深度与广度。
《中馈录》中详细记载的“以蜜糖和猪油为核心原料的油酥制作工艺”，与当今义亭起酥的制作技艺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作者指出：“其工艺之精妙，令人叹服古人智慧，与如今的义亭起酥月饼制作技艺如出一辙。”这种古今对比，不仅证明了技艺传承的连续性，更构建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历史基础。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的盛况，与散文中描写的现代中秋习俗形成映照。作者巧妙地提问：“此情此景，与宋人何异？”这一问，打破了时间界限，让读者感受到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最精彩的，是对苏轼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的解读。作者不仅将其视为对起酥的文学描写，更将其转化为连接古今的情感纽带：“那‘酥’是油酥皮入口即化的酥脆，‘饴’是麦芽糖融化于舌尖的甘甜。想来宋人月下品饼，与今人何异？”这种解读使文学作品不再是冰冷的文本，而成为活的文化记忆，达到了“视域融合”——古今读者的理解视野在文本中交汇，共同参与意义的生成（《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
许多地方风物写作，往往陷入地域局限，难以引起更广泛读者的共鸣。而《义亭起酥宋时月》却成功实现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升华。作者虽然写的是义乌义亭的起酥，但探讨的却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普遍价值。
这种升华通过多种路径实现。首先是历史维度的引入，将地方小吃置于千年文化传承中，使其获得历史厚重感；其次是情感维度的拓展，通过游子乡愁、文化认同等普遍情感，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产生共鸣。文中那位远在上海的80多岁老人的电话，以及迪拜商人“撒哈拉的沙丘都变成了江南的稻田”的感叹，都是地方情感升华为人类普遍情感的精彩例证。这种情感的“可普遍化”特质，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是审美判断得以传达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文化符号的提炼，作者将起酥从具体食物抽象为文化符号：“这小小的酥饼，承载着宋人的风雅与智慧，已成为义乌人心中最难忘怀的中秋味道，也是一代又一代义乌人从宋代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这种符号化的处理，使起酥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意象，也体现了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强调的“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人类学观点。
《义亭起酥宋时月》的叙事策略，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如何保持特色，又参与全球对话成为重要课题。作者通过“以物载道”的叙事，为地方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探索。
这种叙事既尊重地方性，又突破地方性。作者详细描写了起酥的地方特色：“义亭起酥极尽精简，却是大多数义乌人童年里最甜蜜的记忆”，但同时指出这种记忆“连着宋月，牵着乡愁，系着每一个游子的心”。由此，地方性不再是封闭的独特体验，而是通向普遍人类情感的通道，呼应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根茎式”思维——地方性与全球性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生成的动态关系。
此外，这种叙事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结合。文中不仅描写传统制作工艺，也记录了现代创新：“除了经典的白糖、芝麻外，如今还发展出百果、核桃、豆沙等多种口味”。传统不再是僵化的保存，而是充满活力的创造性转化，这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发展的深刻理解，也与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的“杂交性”理论相契合——文化总是在与“他者”的接触中发生创造性转化。
《义亭起酥宋时月》最终展现的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文学表达。这种自信不是排外的自大，而是建立在深入了解和创造性转化基础上的从容态度。作者通过对一枚月饼的深入描写，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
文中那种“千年宋月依旧，义亭起酥常新”的从容态度，正是文化自信的最佳体现。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日常生活中活的存在；不是需要特殊保护的脆弱遗产，而是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创新的生命体。这种态度与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所倡导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理念不谋而合。
这种文化自信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避免了说教式的宣传，而是通过细腻的描写、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历史思考自然流露。读者在欣赏美文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这是一种高超的文化叙事艺术，也体现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文化与社会》，雷蒙·威廉斯）的立场。
总而言之，《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以物载道”的叙事策略，将地方小吃提升为文化符号，构建了连接古今的情感桥梁，实现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升华，最终展现了文化自信的文学表达。这篇散文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更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作品：既能深入地方文化的肌理，又能超越地域局限；既能尊重传统精髓，又能面向现代创新；既有文学的美感，又有思想的深度。《义亭起酥宋时月》正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其“小吃中见大历史”的叙事策略，值得写作者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叙事结构的创新，往往决定着作品的深度与广度。邹鲁的《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一种时空交错的复调叙事，构建了一个跨越千年的诗意空间，使这篇散文在结构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美学价值。这种叙事方式不仅是一种技巧的展示，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体现，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义亭起酥宋时月》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打破了线性时间的限制，构建了一个古今交融的叙事空间。作者巧妙地将现代义亭镇的制作场景，与宋代的中秋盛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时空对话的独特效果。
文中“老师傅的身影与千年前的宋代饼师重叠”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认知。这种重叠不是简单的时间并列，而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具象化表现。通过这种手法，作者向我们展示：传统文化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生活中的活态存在。这种叙事策略与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小说中的时间与时空体形式》中提出的“时空体”理论相呼应，即时间与空间在文学中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意义的构建。
这种时空桥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往往产生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感，而作者通过叙事结构的创新，消解了这种对立，展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生。正如文中所述：“宋月照今人，起酥传古意”，古今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通过文化符号和情感记忆相连的。
《义亭起酥宋时月》采用的复调叙事结构，源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但在散文中运用得如此娴熟实属难得。散文中的“复调”体现在多个层面：时间层面的古今复调、空间层面的此地与彼地复调、情感层面的个人与集体复调。
在时间层面上，散文不断在宋代与当代之间切换。一方面详细描写现代月饼制作的工艺流程，另一方面又引入《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这种切换不是机械的交替，而是有机的融合，使读者感受到时间的多维性。这种叙事方式与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分析的“时间倒错”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打破线性时间，创造出更加丰富的叙事效果。
在空间层面上，散文将义亭小镇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相连接。从义乌的车间到汴京的街市，从佛堂老街到迪拜的沙漠，空间在不断扩展，但始终围绕着“起酥”这个核心意象。这种空间叙事使地方性经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也呼应了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所提出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观点——地方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情感与意义的载体。
在情感层面上，散文将个人的味觉记忆与集体的文化记忆相结合。那位80多岁老人的电话、迪拜商人的感叹、年轻学徒的学习过程，这些个人故事与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个体与集体、私人与公共的情感复调。这种叙事策略体现了阿斯特莉特·埃尔在《集体记忆中的文学》中所讨论的“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功能——文学能够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文化形式。
《义亭起酥宋时月》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流动性，这种效果是通过特定的叙事媒介和节奏控制实现的。
月光、饼香、手工艺人的动作——这些元素成为连贯古今的叙事媒介。月光是其中最显著的意象，“千年月光洒向今日的义亭”“宋月照今人”等句子中，月光成为连接古今的永恒象征。饼香则是另一种重要的感官媒介，文中多次描写“空气中弥漫着面粉、蔗糖和猪油混合的香气”，这种香气成为唤醒记忆、触发情感的重要载体。这种多感官的叙事策略，与当代叙事学中的“感官转向”相契合，强调了感官体验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
手工艺人的动作描写，则创造了叙事结构的节奏感。文中细致描写了“老师傅的手臂有节奏地摆动，仿佛在演奏一首宋朝的乐曲”，年轻学徒“手指灵巧地将水油皮擀开”等场景。这些动作描写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更创造了一种仪式般的节奏感，使叙事呈现出舞蹈般的韵律。这种节奏感的营造，令人想起亨利·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所讨论的“绵延”概念——通过有节奏的叙述，文学作品能够再现时间的流动质感。
这种诗意的流动性，使读者产生一种沉浸式体验，仿佛读者也随之走入一场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仪式。读者不再是外部观察者，而是参与其中的体验者，这种叙事效果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种“沉浸式”叙事效果，与玛丽-劳尔·瑞安在《故事的变身》中讨论的“可能世界”理论相关——文学通过创造可能世界，邀请读者进行跨时空的情感参与。
《义亭起酥宋时月》的时空交错叙事，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化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认知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
作者的文化想象力，体现在对历史细节的还原能力上。文中对宋代中秋习俗的描写，对《中馈录》中制饼工艺的解读，都显示出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但这种还原不是简单的复现，而是创造性的转化——将历史细节转化为叙事元素，将文化知识转化为文学意象。这种想象力与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的“历史的想象力”概念相通——通过想象性的重构，历史得以在当下重现。
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化想象力体现为一种对话能力——与历史对话、与文化对话、与读者对话的能力。文中“想来宋人月下品饼，与今人何异？”这样的设问，正是这种对话性的典型表现。通过这种对话，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感知的现在；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情感体验。
《义亭起酥宋时月》的时空交错叙事，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日益加剧的当代语境中，这种叙事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认同的新可能。
这种叙事美学，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展示了一种包容性的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传统不是现代的对立面，而是现代的源泉和组成部分；现代不是传统的否定，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文中对月饼口味创新的描写——“红豆、红糖月饼是新口味，主要针对年轻人的口味；木糖醇月饼则主要为适应糖尿病患者的需要”——正是这种包容性文化观的体现。这种文化观念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论述的传统观相呼应——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现代的对话中不断更新的有机体。
同时，这种叙事美学也为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将地方性经验（义亭起酥）与普遍性主题（乡愁、文化认同）相结合，将具体工艺与抽象价值相连接，使地方性知识能够超越地域限制，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传播。文中海外华人订购义亭起酥以解乡愁的描写，正是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对话的生动例证。这种叙事策略，正是阿尔君·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中提出的“地方性与全球性相互建构”观点的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时空交错的复调叙事，构建了一个古今对话、天地交融的诗意空间，展现出独特的叙事美学价值。这种叙事创新，不仅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更为我们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启发。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成为重要课题。《义亭起酥宋时月》的叙事实践告诉我们：有效的文化传播不是简单的宣传说教，而是通过美的形式、情感的力量和艺术的感染，让读者在审美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接受文化价值。
这种时空交织的叙事美学，既是对中国传统美学中“时空一体”观念的现代诠释，也是对世界叙事艺术的有益贡献。它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底蕴，也有创新的现代表达；不仅有地方特色的多样性，也有人类情感的普遍性。这正是《义亭起酥宋时月》最珍贵的文化启示。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工艺书写往往止于技术性的描述，罕有提升至美学与哲学层面的深度探索。邹鲁的《义亭起酥宋时月》却以其对制作工艺的细腻描写，构建了一个融合技艺、美学与哲学的多元文本，展现出独特的文化深度与精神高度。这种将具体工艺升华为文化哲学的书写方式，不仅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更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匠人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
《义亭起酥宋时月》对起酥制作工艺的描写，可谓极致细腻，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艺术的韵味。作者不满足于简单的流程介绍，而是将每个步骤都转化为一种美学体验。
水油皮的制作被描绘成一种温度的艺术：“水温要控制在60度左右，太高会把面烫熟，太低又不能充分激发蔗糖的甜味。”这种对温度的精准把控，不仅是技术性的要求，更是一种对材料特性的深度理解和尊重。作者进一步赋予这个过程以诗意：“和面时，老师傅的手臂有节奏地摆动，仿佛在演奏一首宋朝的乐曲。”将揉面动作比作演奏古乐，这不仅是一种修辞上的美化，更是对劳动本身的艺术化升华。这种书写方式与约翰·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所倡导的“日常经验审美化”理念相契合，即将普通生活活动提升为审美体验。
油酥皮的制作更是精细到极致：“猪油和面粉的比例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不酥。揉搓时要用手心的温度慢慢融化猪油，让面粉与油脂完美融合。”这里的“拿捏”二字，道出了手艺中的微妙平衡，既是技术的精准，也是美学的追求。作者引用古语“美食如美玉，需经千锤百炼”，将食物制作与玉石雕琢相类比，提升了工艺的美学价值。这种类比思维，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德”观念，即通过自然物或人工物的特性，来喻指人的品德或审美理想。
包酥过程被形容为“指尖上的舞蹈”：“年轻学徒小杨正在练习包酥手法。她的手指灵巧地将水油皮擀开，包入油酥，再用擀面杖轻轻擀成长方形。折叠、擀开、再折叠，如此反复六次，才能形成完美的层次。”这里的“舞蹈”比喻，将技术动作艺术化，使读者感受到手艺中的节奏与美感。这种描写方式与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所讨论的“身体知识”概念相关——匠人通过身体的熟练动作承载着无法言传的技艺智慧。
透过对工艺过程的细致描写，作者实际上是在探讨一种深层的工匠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关乎技术的传承，更关乎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
文中老师傅的指导语“要轻要匀，就像宋代文人研磨一般”极具深意。将制饼与文人研磨相类比，模糊了工匠与文人的界限，暗示了手艺与学问的相通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研磨墨锭是一种修心养性的活动，要求心静、气匀、手稳。将制饼与之相比，实质上是将日常劳动提升到了精神修炼的层面。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器合一”思想一脉相承，即《易经》所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道与器并非割裂，而是相互贯通、相互体现的。
这种工匠哲学与日本民艺思想家柳宗悦提出的“手艺之美，在于心手合一”的理念不谋而合。柳宗悦认为，真正的美存在于实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中，存在于匠人全心全意投入的制作过程中。《义亭起酥宋时月》中描写的老师傅对火候的把握、学徒对手法的一丝不苟，正是这种“心手合一”的生动体现。这种哲学也与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的“上手状态”概念相通——当工具与使用者完美融合时，一种本真的存在体验便得以涌现。
更深层次地，这种工艺哲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器合一”的思想。起酥制作看似是“器”的层面，但通过匠人的用心，却能够体现“道”的境界。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描述的是通过技艺的精进，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文中对烘烤过程的描写极具象征意义：“烤炉前，老师傅正在仔细观察火候。传统的土炉已经被现代化的电烤箱取代，但对火候的把握依然依靠经验。”技术设备的现代化并没有改变技艺本质的要求，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正是“技进于道”的现代表达。
作者进一步指出：“烘烤温度要先高后低，前期220度让饼皮定型，后期180度慢慢烘熟。时间要精确到秒，早一秒出炉不酥，晚一秒出炉会焦。这种对火候的精准把控，与宋代烹饪典籍中记载的‘火候诀窍’如出一辙。”古今火候掌控的一致性，说明了某些技艺原则的永恒性，这种超越时代的技艺精髓，正是“道”的体现。文中提到的“三分饼，七分烤”的行话，更是将技艺提升到了哲学高度。这句话不仅说明了烘烤的重要性，更暗示了外在条件与内在品质的辩证关系。制作月饼不仅仅是技术操作，更是一种对材料、工具、火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把握，是一种整体性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和“关系性思维”密切相关，即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系统性。
在当代工业化和标准化生产的背景下，《义亭起酥宋时月》对传统手工工艺的细致描写具有特殊的现代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技艺本身的保存，更在于其中蕴含的生活哲学对现代人的启示。
散文中强调的“耐心”“专注”“精益求精”等工匠品质，正是现代社会中日益稀缺的精神资源。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往往追求效率和产量，忽略了过程中的品质和体验。而传统工艺要求的慢工出细活、用心体会每一个细节的态度，为现代人提供了新的生活可能性。这种态度与当代慢生活运动和正念理念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在行动中保持觉知和专注。
《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工艺书写，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这种书写不仅记录了技艺本身，更保存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作者对工艺细节的执着描写，体现了一种文化保存的自觉意识。文中详细记录的11道工序——选料、初加工、擦馅、制皮、制酥、包酥、包馅、成型、盖章、烘烤、包装——不仅具有技术记录的价值，更构成了一种文化档案。通过这些详细的工艺描述，读者理解了一种文化传统的精髓。这种书写方式与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相呼应，即通过记录和传播确保传统技艺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工艺书写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性和实践性。与西方哲学往往侧重于抽象思辨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强调道理要在实践中体会和验证。《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对制作工艺的描写，恰恰展示了这种实践性的智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工艺描述，不仅获得了知识，更体验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书写方式体现了实践美学的理念，即知识不仅存在于理论中，更蕴含在实践活动中。
总之，《义亭起酥宋时月》中的工艺书写，以其细腻的观察、深度的思考和诗意的表达，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融合技艺、美学与哲学的多元世界。这种书写不仅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更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当代社会面临生态危机、精神空虚等问题的背景下，传统工艺中蕴含的“物我合一”“技进于道”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这些智慧提醒我们：人类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而非对立征服；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生活不仅要有物质丰富，更要有精神充实。
《义亭起酥宋时月》通过一枚小小的起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宏大的文化宇宙。这种见微知著、由器入道的书写方式，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对现代生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美不仅存在于艺术馆和音乐厅，也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智慧不仅体现在高深的理论中，也蕴含在简单的手艺里。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美与智慧的发现和颂扬，或许是《义亭起酥宋时月》最珍贵的贡献。
来源：世界义乌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