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枚与何新论学书札

摘要：杨希枚（1916—1993），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原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早年曾参与殷墟考古挖掘工作。1983年自美归国，定居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希枚集》

杨希枚先生论学书札

论何新的历史与神话理论（五通）

杨希枚（1916—1993），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原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早年曾参与殷墟考古挖掘工作。1983年自美归国，定居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等。与何新为忘年交，相交甚深。

何新老弟：

信收到几日，因感冒扰人，未及时笔复，请谅。

关于尊著太阳神崇拜的研究稿已拜读。

1.文中拟订的方法，主要该用进行研究的主题来证明。因此，似不须先据仍须证明始可成立的“小”型神话的例子为之证明。何况主题旨在太阳崇拜的系统研究。因此，我以为序文中仅提出方法理论即可。

2.序文似应指出提出问题的动机——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中国太阳崇拜？研究的不彻底或误谬？或其他原因。而我认为，过去研究只是不成系统地有说明中国古代“也有太阳崇拜”的零星史实；纵的和横的方面均多有不足，而尤重要的是，视这种崇拜似只是祖先崇拜的“陪衬”，却不知其普遍性以及地位的重要性，实更胜于祖先崇拜。（这一观念似迄无人提出过）

3.虽说明拟订的方法以分析主题，而实质上应是据史实反证拟订的方法。因此，希望不“自投罗网”，即不用自制的框框来硬装找到的材料，而应客观地用史料来证实你的方法论（否则便必将失败，结果只是变成为别人提供一些未能善用的史料）。

因此，方法论也可不必过于强调，尤不必强调可如何改观以后文史各方面的结果；只提纲挈领地说明方法即可。

4.在20页以下的“六书”问题，似无讨论之必要。

5.方法上似应说明拟从哪些习俗或制度方面，阐释太阳崇拜。（如祭祀、服饰、建筑、思想，或语文各方面。）

关于由我指导研究一事，我感到不仅学不足为人师，更感到有些不便。所中因理解我曾表示不从事教学的意思（包括研究生），而未与我再谈及此事。此时，张、胡二先生已公开招生，我自不能毛遂自荐，以免有与人竞争之嫌；尤其不愿使人认为我在争取你。

如真承你雅爱，无妨以朋友或同道之谊，以余暇研究我可以协助的问题。我的材料，如你有用，均可使用，只在你的论著完成后，在文中提一下，也就够了。

以上所说均出于愿望，非有别意，务请见谅。

祝研安！

希枚

六月二日晚（1984）

【何新案】

杨先生于此信中所谈，即是后来拙著《诸神的起源》之主题。我此书所论太阳神崇拜问题，于杨先生处聆教获益至多。而杨先生之谦虚及扶持后学之德，于此信中亦可见之。已隔多年，每忆及往事，则仍心向往之。

编按：此信收入《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学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何新同志：

信收到，谢谢。

悉人民日报社拟出关于文化学及人类学丛书，殊为欣慰，当愿尽力而为，至少手边尚可供译述的人类学方面书籍。至于编委一职，则不堪选任了。

《生与再生》一书之原版影印本，已由三儿寄来。惟目前在整抄拙著文集稿，恐一时尚不能从事《生与再生》书稿的抄改。

拙著《历史学……》一稿，复承雅荐《新华文摘》转载，谢谢。

手头尚有tevi-Stravss书两章译稿，惟需修改抄正。待抄好，当请你过目。

另新撰《论商王庙号非生前亲族友派名号》一文，本单位已决定刊于明年之《中国史研究》，刊出后，也会寄你。

新年中有暇否，可来舍下（昌运宫南一楼2门702号）一叙。

祝安

杨希枚

十二月十五日（1985）

【编按：此信摘自何新早年日记（2）1985年12月17日。】

何新同志:

我于7月7日动身赴安徽屯溪9日抵达。适天气太热，而于16日(或因风扇吹坏)感身体不适合；写字无力，全身酸软，似是轻度半身不遂！勉强支持至21 日(中间开会三天、讲习班两天)赴芜湖转南京，再转北京，而于24日返京。返京后，浑身乏力，行动不便，数去医院，虽幸无大有事，但须休养一时(至今犹未好，故写信也感吃力)！

你的论文，我已看过。论证相当之严谨，是中国神话研究上少见的好文章。唯仅一两处枝节问题，尚难惬人意（如思士、思女的解释，至少我嫌失之简略……）。但大体上，你的论文是新颖可喜的，也能成立的。能说明自己的新看法(主要是你的神话演化层次与语言的关系说)，这篇文章想会引起知者的注意。

《生与再生》一书，原文中有的空着未译出，而原件也不在手边。我即函在美国的孩子设法复印寄来(复印其中有关页数)。

译好后，方可复印。该社程同志前日来此洽谈，只好等下次并列入计划。要干的事很多，却不幸为老疾所苦。奈何！

近好吗？何时来此？祝

研安！

希枚八月六日（1986）

【编按：此信收入《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学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信中所谈何新论文，应系指何新《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一文。

何新文中指出，中国神话的变形受古中国语言文字有密切关系的“音义递变”规则支配。

因此解释和研究它必须采用训诂学的方法。何新阐述了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总结了中国古典神话变形的一般规律，归纳了中国神话的音义递变规则，指出了传统训诂学的根本原理，而且，事实上也指出了一条通往中国古代文献“语词密林”的探索之路。这是古典汉学——朴学是一门独特的学术工具，对于研究华夏历史和远古文化具有普遍性的伟大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朴学学术的语言工具学意义，尚有待于现代人的重新认识和学习继承。

此文原载《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3期。后收入《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何新老弟：

大著《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文史新考》、《经史杂考》、《需、胥、儒》与《上古史官演变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读。尤其《论马克思》一篇拜读数次。

你最后引的马氏一段话，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据我自己的浅陋理解，即重视客观事物的科学思想的卓越性。你所论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倾心的看法(不是具体讨论的问题)。

特别是“不先打破……教条主义倾向，是不能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根本论点。其实，任何一门科学似乎都没有仅此一宗或一家之谈的、宏括万事万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谓“真理”、科学学说，不过是“此时此际有效的假说(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顿的力学定理便不如爱因斯坦的学说更适用)。如果“不惜割裂历史的肢体，削足适履地歪曲活的历史以适应于死的教条概念”，不仅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史学，而且是会使人的思想，整个社会思想都会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胆地写出这么精辟的论文！显然，国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并未僵化。中国人的思想，正如现在大力推行的开放经济政策一样，会日见开放活跃起来的！真正的科学史学会日趋发展起来的，而你正是这个希望实现的倡导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读到1980年《学习与探索》陈平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明这个趋向也正是方兴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写到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的《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两文，跟我们的看法正是一样，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从种种错误的或陈旧、不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使思想更符合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证明过去思想上“有种种错误”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此错误的束缚，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其余各篇论点都持之有故，仅小地方或有可论，略示拙见：

一、《钟馗考》论点均同意，据下列各词音韵比较：

（仲）虺，（仲）偎，（仲）儡，偎儡，郁儡，颇疑①原文或即虺儡、偎儡、郁儡，②省言则为虺、偎或儡，③雄、伯、中（仲）或是附加词（如风伯、雷公的伯、公）。

二、劳什似有《释史》之类的一文载《大陆杂志》（题名、期数已记不清）认为“史”或即巫史持钻钻龟：较之吏、使持“旗杆装置有鼓”的令旗或令鼓，似更容易（旗杆上置鼓实在太重），因而也较合理。尤其史契刻卜辞，正是记事。实际引《周礼》也只说“以旗物……各帅其民而致”，不必就是手举旗鼓（将旗鼓先建于场地上而后致之）。

又既云刘节先生释尹字“甚确”（即司册命书记，史佚即尹佚），则“史”至少也当是记事之官。何以又据甲骨文“另一类史官”……因而强调史为“授令使人之官也”？这个论点既失之矛盾，也失之勉强，显得吃力。然否？何不详举右史的职务即各司其职之史，而不必肯定泛称之“史”必为司令之史？

引论徐中舒先生文的“需”字是否为“ 而”字之误印？《说文》解释的是“需”，不是也不能认为“从而的形训不确”。或只能指出当是而或需字。儒或即须，即主持祭典者的论点则是也。

墨子出身木工，及巨子为墨子派下的执法领袖说，应是不易之论。

邹衍为东方“方仙道”说，论点或发挥陈寅恪先生说，盖可论定。惟总觉得历来发挥邹衍说或考证其说者，所引资料均不出《史记》、《应同》篇、《淮南》等主要秦汉人论著。邹氏原著均已无存，甚难确论。或不如就汉儒论著，以论九州、阴阳之说，或更可论。

以上所见，卑之无甚高论，也不影响大著基本论点。尤有敢于突破旧说的同好之感。

社林崇拜。据汉画羿射林上之“鸟”，当与太阳崇拜有关。太阳既关乎自然界万物之生，及其炎旱，也为万物和人类的最大敌人，因而既是崇拜，又与之斗争！人与大自然力的抗衡！

我最近译完《文化演变及研究史》一文，主旨与前面所论问题颇可参证。不悉有无刊载价值。容日即拟撰“汉代太阳崇拜”一文，俟写好，请你批评。

附上近日发表的《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的问题》抽印本。主要对过去研究作一概括介绍，同时对“姓、甥”二字训诂与社会结构演变关系，提出新的看法。而主要论点提出周代至汉代仍是浓厚母系姓族（即通常所误称之氏族），从母系，从母姓制的遗绪。问题颇复杂，所论不必正确，只提出供有兴趣同道参考而已。

先秦所谓姓，正是这样一个复杂而需要全新肯定的问题。其然，岂不然？

祝新年安好！

杨希枚

二月四日（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