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我的话！＂婆婆刚一见面，这话就像道利箭射向我。

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我的话

＂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我的话！＂婆婆刚一见面，这话就像道利箭射向我。

我攥紧手帕，忍住眼泪，冲她露出一个微笑。

那是1993年春天，我刚从市里嫁到这个小村庄。

村口的水泥路还未铺好，土路上扬起的尘土沾在我新买的绿色的确良裙子上，像是给我的城市姑娘身份蒙上了一层乡土气息。

我叫周雅芬，是县城百货公司的售货员，丈夫林建国在县城运输公司开货车。

我们在一次倒公交车的偶遇中相识，他帮我提了沉重的编织袋，那些袋子里装满了我们百货公司的季末货品样板。

那天他穿着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衣服整洁却陈旧，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

我被他的那股踏实劲儿打动了，不到半年，我们就举行了婚礼。

婚礼简单得像一碗清水，没有彩礼，没有三金，只有亲朋好友的真诚祝福和一张县照相馆拍摄的黑白婚纱照。

婆婆何淑芳原本在城里纺织厂当挡车工，下岗后才来到儿子这个村子里生活。

她那双粗糙的手泄露了她曾经的工人身份，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厂里的蓝色染料，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

那天见面，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确良衬衫，扎着干练的短发，鬓角已经泛白，眼角的皱纹里写满了生活的沧桑。

她站在土砖垒成的灶台前，用铁锅煮着一锅冒着热气的稀饭，灶膛里的柴火发出噼啪的声响。

＂媳妇，明天杀只鸡，庆祝你进门。＂婆婆站在简陋的厨房里，目光扫过院子里散养的几只老母鸡，语气不容置疑。

这个小小的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墙角堆着一堆柴火，旁边是一口小水井。

几只老母鸡在院子里悠闲地啄食着地上的米粒和菜叶，时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

我从未杀过鸡。

在城里，我家从未养过活禽，隔三差五会去国营食品店买些鸡块，排着长队，用肉票换回来。

母亲总会用酱油、糖和小葱做成一道香喷喷的红烧鸡肉，那是我们难得的改善生活的时刻。

但真正面对一只活蹦乱跳的鸡，我却不知如何下手。

＂好的，妈。＂我点点头，把婆婆的话当成了命令。

第二天清晨，鸡叫声把我从梦中唤醒。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才五点半。

床板硬得让我浑身酸痛，身下是一床硬邦邦的麦秸垫子，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棉絮。

建国已经出门送货去了，临走前在我额头上轻吻了一下，低声说：＂媳妇，受委屈了，适应适应就好了。＂

我强撑着起床，套上一件淡蓝色的毛衣，走出屋门。

院子里，婆婆正在水井旁洗脸，冰凉的井水让她龇牙咧嘴，但她依然坚持用冷水洗漱。

＂城里人估计不习惯用冷水吧？＂她见我出来，语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讽刺。

＂没事，我能适应。＂我强忍着打了个冷颤，学着她的样子用冰凉的井水洗了脸。

＂记得杀鸡。＂她擦了擦脸，头也不回地说。

院子里传来小广播喇叭的声音，是村里的广播站在播放《新闻联播》。

婆婆似乎很喜欢听，她搬了把竹椅坐在院子里，一边晾晒昨日洗好的衣服，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新闻。

我咬咬牙，抓住了一只棕色的母鸡。

那鸡挣扎得厉害，翅膀扑腾着打在我脸上，羽毛扬起，弄得我打了好几个喷嚏。

我闭着眼睛，用菜刀笨拙地完成了这个残忍的过程。

热乎乎的鸡血溅在我的围裙上，像是对我城里人身份的无声嘲笑。

我手忙脚乱地拔着鸡毛，烫水烫得不够热，鸡毛黏在皮上死活拔不下来。

等我好不容易处理完，手上已经满是血泡和细小的伤口。

午后，婆婆回来看到厨房里的惨状，大声叹了口气。

＂瞧瞧这是什么样子！血迹斑斑的，鸡毛到处都是！＂她皱着眉头，语气中满是失望。

＂城里来的姑娘，指头轻，手脚慢，哪里干得了农村的活？＂

晚饭时，婆婆盯着盘子里焦黑的鸡肉，眉头微皱。

我煮的鸡汤上飘着一层油花，下面是焦黑的鸡肉块，有些地方甚至还带着血丝。

她尝了一口，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太咸了！这哪是给人吃的？倒像是在喂猪！＂她放下筷子，眼神里满是嫌弃。

建国偷偷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挺好吃的，妈，你别挑剔了。雅芬第一次杀鸡，已经很不错了。＂

＂明天再杀一只，我教你怎么做。＂婆婆没理会儿子的话，对我说道。

我点点头，心里酸涩无比。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蛙鸣和虫叫，无声地流泪。

床头柜上放着我和建国的结婚照，黑白照片里，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笑得那么灿烂，仿佛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那希望似乎被乡村的黄土和婆婆的冷脸浇灭了大半。

第二天，我按照婆婆的吩咐，又杀了一只鸡。

这一次，婆婆在旁边指导我，教我怎么拿捏鸡颈，如何快速拔毛，怎样处理内脏。

＂看好了，鸡杀完后要趁热烫，这样毛才好拔。内脏要小心取出，别把苦胆弄破了，否则整只鸡都会苦得没法吃。＂

她动作熟练，语气却很不耐烦，像是在教导一个不开窍的学生。

我学着她的样子，笨拙地完成着每一步。

她在一旁不停地叹气，不时发出＂哎呀＂、＂真笨＂之类的评价。

煮好的鸡汤这次看起来好多了，但尝起来却又咸又涩。

婆婆勉强喝了一碗，便放下筷子。

＂果然是城里人，不懂农村的活。＂她小声嘀咕着，但我听得一清二楚。

晚上，村里放露天电影，是一部老片子《小城之春》。

院子里的邻居们都搬着小板凳来看，热闹非凡。

婆婆坐在前排，跟几个同龄的妇女低声交谈，时不时瞟我一眼，然后又交头接耳。

＂听说是城里来的，娇气得很，连鸡都不会杀。＂

＂现在的年轻人，只会花钱，不会过日子...＂

这些碎语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

建国不在家，他去了邻县送货，要三天后才能回来。

我独自一人坐在后排的角落，看着闪烁的银幕，却无心欣赏电影情节。

第三天，婆婆又说：＂再杀一只，这次你得学会了。＂

我牙一咬，心一横，拎起了最后一只老母鸡。

那只鸡似乎预感到了危险，在我手中挣扎得比前两只都厉害。

它的眼睛黑溜溜的，仿佛在问我：为什么？

＂别磨蹭了，这样杀不死的！＂婆婆在一旁催促着，语气越发不耐烦。

我狠下心，闭上眼睛，完成了处决。

这次，我按照婆婆教的方法，小心地处理着每一个步骤。

但婆婆似乎永远不会满意，她不停地指出我的错误，不时发出嘲讽的笑声。

＂瞧瞧，这手艺，怕是一辈子也学不会啊！＂

午后，我坐在屋檐下，看着满手的伤痕，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楚。

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戏曲声，是婆婆最爱听的黄梅戏。

一阵风吹过，院子里的柿子树沙沙作响，几片黄叶飘落下来，落在我的脚边。

建国的信箱里塞着一封老家的来信，是他小姨写来的。

我随手翻看，信上写着他妈妈如何如何能干，如何如何持家有道，＂就是脾气急了点，你媳妇要多担待＂。

读到这里，我不禁苦笑。

信的末尾还提到：＂你妈下岗后心情不好，一直想回城，但那套房子已经被厂里收回了，只能在村里待着，心里总是不痛快。＂

我摩挲着那封信，突然意识到一些事情。

原来婆婆也是不得已才来到这个她不熟悉的农村环境。

她那副强势的姿态，或许只是掩饰内心的不适和无奈。

我把信放回信箱，转身去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饭。

那天晚上，餐桌上摆满了鸡肉。

红烧鸡块、清炖鸡汤、炒鸡杂、凉拌鸡爪......三天三只鸡，厨房里弥漫着浓郁的鸡肉味道，腻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这也太多了吧。＂婆婆终于坐不住了，她盯着满桌的鸡肉，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知道，农村人向来节俭，哪会这么奢侈？

＂妈，您不是说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您的话吗？您说杀鸡，我就杀鸡。＂我轻声说道，语气里没有丝毫怨恨，只有一种淡淡的无奈。

＂我们家就这几只老母鸡下蛋，您一连让我杀了三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您说了算，我只有听着。＂

婆婆抬起头，恍然大悟。

她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是低头默默吃饭。

饭桌上的气氛一时间凝固了，只有筷子碰触碗盘的声音在静默中显得格外刺耳。

饭后，我安静地收拾碗筷，用井水清洗，然后把剩菜小心地放进瓷缸里保存。

婆婆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摆弄着一台老式缝纫机，时不时偷瞄我一眼。

夜深人静，我听见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动。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借着月光看见婆婆坐在油灯下，翻看着一本陈旧的账本，那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家中的收支。

她拿出一个铁皮盒子，从里面数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然后又沮丧地放回去，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看着她眉头紧锁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了些什么。

原来，婆婆虽然看似强势，却对农村生活同样不适应。

她从纺织厂下岗后，带着城里人的架子来到农村，却不懂农村的规矩和生活方式。

她那句＂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我的话＂，不过是想在陌生环境中寻找一点安全感罢了。

我悄悄退回房间，躺在床上思索了很久。

第四天早上，我起得比鸡还早。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我就起床生火，从昨晚准备好的米中挑出碎石和糠皮，然后淘洗干净，加入锅中熬粥。

我打开行李箱，从最底层拿出几样从娘家带来的食材——一小包皮蛋，一点瘦肉，还有几根香葱。

当婆婆走进厨房时，看到的是我已经准备好的早饭——一碗香喷喷的皮蛋瘦肉粥，还有几样简单的小菜：腌黄瓜、咸鸭蛋和炒青菜。

＂这些都是城里常吃的。＂我笑着说，＂妈，咱们家的鸡都杀完了，我想换换花样。＂

婆婆愣了一下，坐下慢慢地尝了一口粥，眼睛突然亮了。

＂好吃，真好吃。＂她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

＂城里的东西，也挺好的嘛。＂她嘴上这么说，却狼吞虎咽地吃着，仿佛多年没吃到这样的美味。

吃完早饭，我开始收拾屋子。

角落里堆着一些旧报纸和杂物，我整理时发现了几本泛黄的《工人日报》和一本厂史纪念册。

纪念册上有一张合影，年轻时的婆婆穿着蓝色工装，站在纺织机旁，笑容灿烂，眼神充满自信。

她曾经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照片下面还有一段表彰词，赞扬她如何如何勤劳能干，多次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我小心地翻看着这本记录着她光荣岁月的纪念册，心中升起一种复杂的情感。

午饭后，婆婆坐在院子里纳鞋底，我拿着那本纪念册坐在她旁边。

＂妈，您以前在厂里一定很厉害。＂我指着那张照片说道。

婆婆微微一愣，接过纪念册，目光一下子柔和了许多。

＂那时候不一样啊，年轻，有干劲，厂里都夸我是＇铁姑娘＇......＂她的语气中带着怀念和自豪。

＂后来厂子不行了，先减产，再停产，最后就...＂她没继续说下去，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九十年代初，大批国企改革，不少工人下岗，＂下岗潮＂席卷全国，无数像婆婆这样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身份认同。

＂雅芬，我...我不该那么说话。＂她终于开口了，＂我其实...从没养过鸡，也不知道农村怎么过日子。＂

＂在厂里的时候，什么都有人安排，有食堂、有宿舍，工作就是看机器，下了班就回家看电视，哪里需要操这些心？＂

她的眼睛湿润了，手中的针线活也停了下来。

＂后来厂子不行了，房子收回去了，只能来村里，跟着建国过日子......＂

＂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婆婆，怎么跟你相处，又怕你看不起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

我心一软，拿出自己悄悄记下的笔记本。

＂妈，我这几天记了些城里菜的做法，您看看喜欢吃什么，我给您做。＂

婆婆翻着我的笔记本，眼眶湿润了。

。

＂我教你认识院子里的蔬菜吧，＂她说，＂咱们一起种点青菜，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

她放下针线活，拉着我走到院子里的菜园子。

那里种着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蔬菜，有的开着小花，有的结着果实。

＂这是苦瓜，这是丝瓜，这个是茄子......＂婆婆一一指给我看，语气中带着久违的温柔。

＂城里应该没地方种菜吧？＂

＂嗯，我家住在筒子楼里，只有走廊上能放几盆花。＂我点点头。

＂那你肯定不知道怎么播种、施肥、浇水吧？我教你。＂婆婆突然变得很有耐心。

从那以后，我和婆婆开始了一场城乡文化的交流。

我教她做城里的糖醋排骨和清蒸鱼，她教我辨认田间的农作物和野菜。

我们一起在小院子里种下了几畦青菜，看着它们从嫩芽长成可以采摘的菜蔬。

婆婆教我怎样腌制咸菜和酱菜，我教她怎样使用从百货公司买来的新式厨具。

她把自己珍藏的一本《家常菜谱》送给了我，那是她当年在厂里食堂学做菜时偷偷抄录的。

书页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每个菜谱旁边都有她手写的小贴士。

＂这个多放点糖＂、＂这个少放盐＂、＂这个火候要掌握好＂......

我把它当作珍宝，每天研读，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做菜给她吃。

慢慢地，婆婆不再用那句＂进了这个家就要听我的话＂来压制我。

取而代之的是＂你觉得这样行吗＂、＂我们商量一下＂之类的商量语气。

我也不再把自己当成外人，开始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农田活动。

我们一起去村口的小集市买东西，她教我如何砍价，如何挑选新鲜的蔬菜和肉类。

村里人看到我们俩和睦相处，也不再背后议论，反而称赞婆婆有个好儿媳。

一天傍晚，当建国的卡车驶入村口时，他看见我和婆婆坐在院子里，一起择着刚摘的豆角。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勾勒出一幅和谐的画面。

蒲扇轻摇，院子里的柿子树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戏曲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

＂你们娘俩咋这么好了？＂建国放下背包，惊讶地问道。

他目光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仿佛看到了什么奇迹。

婆婆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媳妇听话啊，我说什么她都听。＂

我也笑了，那笑容里藏着我们之间的秘密。

有时候，所谓的＂听话＂，不是盲目服从，而是在理解中寻找共鸣。

是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生活的方式。

那三只老母鸡，成了我和婆婆之间的一个笑谈，也成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连接着两代女性的心灵。

后来，我和建国在县城租了房子，婆婆也跟着我们一起搬去了城里。

她适应得很快，每天早晨去附近的小公园跳广场舞，下午回来给我们做饭。

但她仍然保留着在村里的习惯，在阳台上种了几盆青菜和辣椒，逢人就夸自己儿媳妇能干。

有一次，小区里的邻居问她：＂阿姨，您跟儿媳妇相处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吗？＂

婆婆神秘地笑笑：＂没什么秘诀，就是进了我家门，就得听我的话。＂

我在一旁听见，忍不住笑出声来。

婆婆转头冲我眨眨眼，我们相视一笑，笑声中满是默契。

那个曾经让我心生恐惧的命令，如今变成了我们之间的幽默暗号，见证着一段从隔阂到理解，从对抗到和解的婆媳情。

岁月流转，生活在变，人心相通的道理却始终如一。

。

那一年的三只鸡，教会了我们如何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中寻找共同语言，如何在彼此的差异中发现生活的智慧和乐趣。

这或许就是婚姻和家庭的真谛——不是谁听谁的话，而是一起听生活的话。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