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控制了中国东北。他们打着“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幌子，开始筹备一个代号叫“东乡部队”的秘密项目。这个项目后来就变成了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部队，表面上说是搞“防疫给水”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控制了中国东北。他们打着“满洲国”殖民统治的幌子，开始筹备一个代号叫“东乡部队”的秘密项目。这个项目后来就变成了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部队，表面上说是搞“防疫给水”的。

这第731部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单位，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搞“生物战”战略的核心力量。1932年，军医石井四郎牵头把这支部队建了起来，地点选在了哈尔滨平房区，那儿离市区有20公里远。选这个地方呢，一是离城里远，方便他们搞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二是能通过中东铁路快速运送“实验材料”和物资。后来，这儿就成了一个占地300万平方米、有5000多人的犯罪基地。

从这支部队建立，一直到1945年，这期间有6000多条人命没了，这里面至少有3000个“马路大”，还有几十万细菌战的受害者。这第731部队的所作所为，就像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刻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731 部队的表面名称是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但其内部架构完全服务于生物武器研发与实战。部队下设 8 个部门与 4 个支队，形成 “研发 - 生产 - 实战 - 善后” 的完整犯罪链条：第一部为 “细菌研究部”，负责鼠疫、炭疽、霍乱等烈性病菌的培养与毒性测试，主任由石井四郎亲自兼任，实验室配备当时最先进的恒温培养箱与显微镜，每月可完成 100 次以上的病菌感染力实验；第四部是 “细菌生产部”，拥有 12 座地下发酵罐，巅峰时期每月能生产 300 公斤鼠疫菌、500 公斤炭疽菌，这些病菌被制成 “石井式炸弹”（陶瓷外壳，内置带菌跳蚤），直接输送给关东军作战部队；第七部为 “防疫给水部”，实则负责在占领区布设水源污染点，1940 年至 1942 年间，该部门在华北、华东地区投放带菌水源，导致至少 12 起区域性霍乱疫情。

除核心部门外，部队还设有 “特别移送” 体系 —— 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以 “反满抗日分子” 名义，将中国东北、苏联远东、朝鲜半岛的平民与战俘秘密押运至平房基地，这些人被统称为 “马路大”（日语 “原木” 之意，喻指可随意切割的实验材料）。档案显示，“马路大” 涵盖不同年龄与职业：有 15 岁的学生、60 岁的农民，也有怀孕的妇女与被俘的抗联战士，他们被剥夺姓名，仅以三位数编号称呼（如 “103 号”“278 号”），关押在设有铁窗与电网的 “特设监狱”，每天仅获少量粗粮，却要承受无休止的实验折磨。这种 “去人格化” 的管理，暴露了 731 部队将人类视为实验工具的反人类本质。

731 部队的实验并非 “科研探索”，而是以折磨与杀戮为目的的系统性暴行，现存史料与战犯供述清晰还原了三类核心罪行：

冻伤实验是部队最 “常规” 的项目，旨在为关东军在西伯利亚严寒地区作战提供 “医学参考”。实验人员将 “马路大” 的手脚浸泡在 0℃以下的冰水中，待皮肤结冰后，用木棍敲打至发出 “清脆声响”，再分别用温水（37℃-40℃）、沸水、雪擦拭解冻，观察组织坏死程度。原队员汤浅谦在伯力审判中供述：“曾有一名中国青年的双手冻伤后，我们用沸水浸泡，皮肤瞬间脱落，露出白骨，他疼得满地打滚，最后因感染死亡”。更残忍的是 “真空冻伤实验”：将 “马路大” 关进低压舱，模拟高海拔低温环境，记录人体器官衰竭的全过程，仅 1943 年冬季，就有 47 名 “马路大” 死于该实验。

活体解剖则完全违背医学伦理，实验对象全程保持清醒（仅局部麻醉），目的是观察 “活体器官的生理反应”。1949 年伯力审判中，战犯柄泽十三夫详细描述了解剖场景：“我曾参与解剖一名 25 岁的中国女性，她被绑在手术台上，我们先切除她的肝脏，记录出血速度，再摘除肾脏，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直到最后停止呼吸，整个过程持续了 40 分钟”。这类解剖不仅针对成年人，还包括儿童 —— 档案记载，1944 年一名 8 岁的朝鲜男孩被 “特别移送” 至基地，因 “身体无明显疾病”，被用于 “儿童器官发育观察” 解剖，其心脏、肺部被取出后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作为 “研究标本”。

细菌感染实验则直接服务于生物战实战，实验人员通过注射、饮食、皮肤接触等方式，将不同剂量的病菌植入 “马路大” 体内，记录发病过程与致死时间。1940 年，第一部曾进行 “鼠疫感染剂量测试”：将 10 名 “马路大” 分为 5 组，分别注射 10、50、100、500、1000 个鼠疫杆菌，结果显示，注射 50 个以上杆菌者均在 7 天内死亡，其中注射 1000 个杆菌的 “马路大” 仅存活 36 小时，死前出现全身溃烂、七窍流血的症状。这些实验数据被整理成《战时细菌战使用手册》，直接指导 731 部队的细菌弹研发与实战投放。

731 部队的罪行不止于平房基地的 “封闭式实验”，更将细菌战推向中国多地，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1940 年 9 月，石井四郎亲自带队，在浙江宁波上空投放带有鼠疫菌的跳蚤，随后城区出现首例鼠疫患者，1 个月内疫情蔓延至 13 个乡镇，死亡人数达 1021 人。当时宁波防疫部门记录显示，患者多为平民，症状表现为 “突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皮下出血”，与 731 部队实验记录中的鼠疫症状完全一致。为掩盖罪行，日军还以 “防疫” 为名，烧毁疫区房屋，导致 2000 余户平民无家可归。

1941 年 11 月，731 部队又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通过飞机投弹与地面散布的方式，将炭疽菌、霍乱菌传播至城区及周边村庄。常德县志记载，疫情爆发后，“死者接踵而至，棺材铺供不应求，不少家庭全家死绝，尸体无人掩埋”，仅 1941 年冬至 1942 年春，常德地区因细菌感染死亡的平民就达 7643 人，而后续引发的次生疫情，又导致近 2 万人患病。更令人愤慨的是，日军在投放细菌弹后，还禁止当地民众前往疫区救援，违者以 “通敌” 论处，进一步扩大了灾难规模。

除宁波、常德外，731 部队还在云南、广东、江西等地实施过细菌战，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至 1945 年间，其主导的生物战共造成中国至少 27 万人死亡，120 万人感染疫病。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宁波市民王阿婆的丈夫与儿子因鼠疫去世，她自己虽幸存却留下终身残疾；常德农民周洪鹏一家 6 口，5 人死于霍乱，仅他因外出务工幸免于难 —— 这些幸存者的口述，成为细菌战暴行的鲜活见证。

1945 年 8 月的哈尔滨平房区，空气中弥漫着焚烧与炸药的混合气味。731 部队成员清水英男在多年后仍清晰记得，当他们往特设监狱搬运炸药时，飞溅的碎石中夹杂着人体残骸的碎片 —— 这是 731 部队溃败前系统性销毁罪证的恐怖一幕。从焦土式的物理毁灭到跨国秘密交易，这支部队用层层掩盖手段，试图将反人类罪行从历史记录中彻底抹去。

焦土计划：罪证销毁的精密执行

1945 年 8 月 9 日，随着苏联红军逼近哈尔滨，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了代号 “焚书” 的终极命令：“不留一根纤维，不存一片纸页”。这场持续一周的毁灭行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罪证湮灭工程之一。根据幸存者证词与遗址考古发现，731 部队采用 “三重销毁法” 处理核心罪证：首先焚烧文件资料，仅总部档案室就日均销毁 30 吨实验记录，火焰持续五天五夜不灭；其次炸毁关键设施，23 处核心实验室与监狱被定向爆破，其中容纳 “马路大”（活体实验材料）的特设监狱使用了特殊炸药，确保建筑与内部遗存彻底粉碎；最后处决所有在押人员，由于焚尸炉超负荷运转，大量遗体被露天焚烧后抛入松花江，导致江水连续多日漂浮骨灰与残骸。

原队员清水英男的回忆揭开了销毁过程的骇人细节：“8 月 11 日，前辈指着特设监狱的方向说‘还在冒烟啊’，那是在焚烧‘马路大’。12 日我们奉命捡拾烧剩下的人骨头，之后往监狱里搬运炸药。爆破时碎片飞过建筑物，一直飞到锅炉房背阴处。” 这种精密到残忍的操作，体现了军事工程思维对犯罪证据的处理 —— 石井四郎甚至要求队员用氰化物自杀以防被俘，8 月 14 日分发的自杀手枪与毒药，成为掩盖计划的最后一道保险。

然而百密一疏的是，部分文件在混乱中未被销毁。2023 年明治学院大学研究员松野诚也发现的 1940 年关东军职员表，详细记录了部队结构、97 名军官姓名及职衔，其中明确标注石井四郎为陆军军医大佐兼部长，各部负责人姓名与分工清晰可辨。这份标有 “军事机密” 的文件，与哈尔滨遗址出土的实验设备残件、伯力审判录音共同构成了证据链，成为石井四郎 “无迹销毁” 谎言的最佳反证。正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所言：“越想销毁的证据，残存碎片越具杀伤力。”

魔鬼契约：美日交易的罪证置换

当 731 部队成员带着实验数据仓皇撤离中国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早已盯上了这些沾满鲜血的 “研究成果”。这场肮脏交易的序幕，始于美国对生物武器数据的迫切需求。1943 年成立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因缺乏人体实验数据而进展缓慢，而 731 部队在 12 年间积累的炭疽、鼠疫、鼻疽等实验数据，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美国陆军部情报处早在 1941 年就通过常德鼠疫疫情注意到日军细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将其列为重点情报目标。

1945 年 9 月，德特里克堡细菌战专家桑德斯率先赴日调查，形成《桑德斯报告》；1946 年汤普森接力调查，与石井四郎进行多轮会谈；1947 年 4 月，植物实验部主任诺伯特・费尔作为 “关键谈判者” 登场，明确提出以豁免战争罪行为条件换取完整数据。石井四郎的态度从最初的回避转变为全面配合，其关键转折点正是费尔承诺 “调查结果不会作为战争罪行证据”。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希尔报告》中得到直白体现：“为拿到这些数据共花费了 25 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花费了如此低廉的价格就获得了珍贵的资料”。

美国为确保交易达成，采取了系统性的包庇措施。1947 年 9 月，国务院向麦克阿瑟明确指示 “从美国安全保障的立场出发，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甚至阻止远东国际检察局调查，将莫罗法官提交的细菌战报告全部压下。这种政治干预直接导致东京审判中没有任何 731 成员因细菌战受审，石井四郎从隐姓埋名的逃犯摇身变为德特里克堡的 “生物武器顾问”。更具讽刺意味的是，731 骨干成员战后多数活跃于日本医学界：田宫猛雄任东京大学医学部部长，吉村寿人成为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冈本耕造出掌京都大学医学部 —— 他们用受害者生命换来的 “研究经验”，竟成了学术晋升的资本。

记忆博弈：未被湮灭的真相碎片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里，三份标注 “归还至德特里克堡” 的报告静静陈列：《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封面上的黑色墨印 “达格威实验基地技术图书馆”，成为美日交易的铁证。这些用活体实验数据写成的报告，与哈尔滨罪证陈列馆展出的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墙，共同构成跨越太平洋的证据网络。即便在 731 部队刻意销毁证据、美国刻意隐瞒真相的双重阻碍下，历史真相依然通过多重渠道得以保存。

伯力审判的 22 小时原始录音是另一关键证据。1949 年 12 月，苏联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川岛清等 12 名 731 成员进行审判，柄泽十三夫等战犯详细供述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的具体过程。这些录音与幸存者证词、遗址文物形成三重印证，彻底粉碎了日本右翼 “系刑讯逼供” 的谎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获取了核心数据，却无法垄断全部证据 —— 苏联缴获的部分档案、中国保留的细菌战受害者病历、日本进步学者发掘的军方文件，共同构建了无法被单一国家操控的证据体系。

731 部队的罪证掩盖术与反掩盖的博弈持续至今。日本右翼政客利用证据销毁制造 “无直接证据” 的认知陷阱，称 731 罪行是 “中国编造的谎言”；而正义力量则通过技术手段让证据 “说话”：哈尔滨遗址的土壤检测仍能发现炭疽杆菌残留，数字技术复原的营房三维模型与电影场景形成互文，青少年通过 “银幕与遗址” 对照导览理解历史。这种记忆攻防战揭示了一个深刻事实：物理销毁终有残留，制度掩盖必有破绽。当德特里克堡基地与 731 部队的技术传承关系被公开，当《希尔报告》的交易细节被曝光，那些试图被掩埋的真相正在以更清晰的方式呈现。

1945 年松花江漂浮的骨灰早已消散，但 731 部队罪证销毁与美日交易的历史教训从未过时。从平房区废墟中出土的实验设备残件，到美国档案馆里标注 “绝密” 的交易文件，这些碎片共同诉说着一个真理：任何反人类罪行都无法被彻底掩盖，任何与魔鬼的交易都终将留下痕迹。铭记这段历史，不仅是对 3000 多名 “马路大” 的告慰，更是对所有试图用谎言篡改历史者的警示 —— 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来源：零点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