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抑郁不止靠药！苏国辉院士40年揭示:真正让人好转的，是这3件事

摘要：1948年，苏国辉出生于香港一个清贫的大家庭，家中13个兄弟姐妹，挤在狭小的公屋中度日。年幼时的他并非人们眼中的“天才儿童”——小学成绩常年垫底，被分进所谓的“差班”，甚至几度濒临辍学。少年时代，苏国辉一度沉迷摇滚乐，白天逃课排练，晚上在舞厅弹吉他，是圈内小有

1948年，苏国辉出生于香港一个清贫的大家庭，家中13个兄弟姐妹，挤在狭小的公屋中度日。年幼时的他并非人们眼中的“天才儿童”——小学成绩常年垫底，被分进所谓的“差班”，甚至几度濒临辍学。少年时代，苏国辉一度沉迷摇滚乐，白天逃课排练，晚上在舞厅弹吉他，是圈内小有名气的“学生乐手”。

人生的转折，来自于高二那年。兄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苏国辉说：“音乐可以养心，但不能养命。”这一句话点醒了他。他毅然卖掉心爱的吉他，开始发奋读书，凭借最后一年的努力，竟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东北大学生物系，迈出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留学期间，苏国辉一边在餐厅刷盘子维持生计，一边通宵达旦在实验室里喂养实验动物、记录数据。大学三年级时，他参与协助教授完成一项基因研究，成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这次经历让苏国辉明白：“科研不是天才的专利，而是坚持的结果。”

1977年，他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面对美国高校优渥的工作邀请时，苏国辉却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回到香港，立志“搭建东西方科学之间的桥梁”。

1980年代，苏国辉在神经再生研究方面屡有突破。他打破“成年哺乳动物中枢神经无法修复”的传统观念，从视神经入手，发现通过调节微环境，视网膜节细胞的轴突可在周围神经组织中实现再生。这一发现被誉为“视神经再生领域的里程碑”，使他在国际神经科学界声名鹊起。

然而，真正让苏国辉投身于“情绪障碍”研究的，是他多年来观察到的另一种“看不见的病”：抑郁症。在苏国辉参与的众多科研和临床合作项目中，他多次接触到因长期视力障碍、慢性疼痛等神经系统疾病而陷入情绪低谷的患者，其中不乏年轻人和青少年。苏国辉意识到，单纯修复“神经”，还远远不够，他开始深入探究：“大脑情绪控制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2000年起，苏国辉将研究方向部分转向中药现代化，尤其关注中药对神经和情绪调节的作用。他的目光锁定在宁夏枸杞上。很多人只把它当作“泡茶养生”的传统食材，但苏国辉看到的，是它背后尚未被现代科学揭示的活性潜力。历经十年，他带领团队克服提取稳定性、活性验证等重重难题，最终从枸杞中提取出一种具有神经保护功能的成分：枸杞糖肽。

2019年，苏国辉联合广州脑科医院开展了一项双盲临床试验。在15名被诊断为“抑郁高危”的青少年中，连续6周口服枸杞糖肽后，约80%的受试者在认知功能、情绪反应、社会适应等方面出现明显改善。一位曾因抑郁休学的女孩在日记中写下：“原来一粒小小的红果，能在我心里点亮光。”这句朴素却动人的话，也成为苏国辉团队继续推进“中药抗抑郁”研究的动力来源。

与此同时，苏国辉的实验团队也在持续挖掘“运动对大脑情绪调节”的科学机制。2014年，他们发现运动可刺激大脑脂联素分泌，进而促进海马区神经新生，帮助情绪恢复。他形象地比喻：“运动就像给大脑施肥，能让枯萎的神经元重新发芽。”

为进一步验证理论，苏国辉设计了经典的“跑步轮实验”：实验中坚持跑步的小鼠，其抑郁行为减少超过70%；而基因中缺乏脂联素的小鼠，即使运动，也无明显变化。这一研究登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为开发“运动类抗抑郁干预机制”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苏国辉并不满足于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他希望真正走入社会，改变大众对“心病”的误解。2023年，他发起“阳光校园计划”，推动中小学校每天保证45分钟户外活动时间。苏国辉强调：“抑郁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活力。运动，就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抗抑郁药。”

如今，苏国辉不仅是中枢神经再生领域的先驱者，更被誉为“将抑郁症从实验室带入真实世界干预体系”的推动者。从麻省理工的显微镜前，到广州实验室的动物模型，再到一所所中小学的阳光操场，他走过了数十年科研路，却始终不忘用科学回应大众对“心理问题”的误解。苏国辉常说：“修复神经不只是让人‘能动’，更是让人‘愿意活’。”

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上展示影像研究成果，还是在中学生讲座上解释PET-CT图像，苏国辉始终坚持两件事：一是让研究落到真实情境中，二是让复杂知识转化为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他不愿做只谈分子与图谱的学者，更愿意成为搭建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学生们说：“苏教授的课不像在讲医学，更像在讲人怎么重新点亮自己。”

在几十年的研究与转化实践中，苏国辉反复强调：抑郁症绝不是“心态不好”“一时想不开”，它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系统运行节律的紊乱，是神经细胞凋亡、递质水平失衡、认知功能受损共同作用的结果。情绪低落只是表象，真正出问题的是大脑的“供电系统”。他说：“一个人若是连阳光都懒得抬头去看，不是懒，是神经传导在断续地求救。”

一次科普讲座上，一位母亲带着初中女儿前来听讲，讲座结束时她忍不住站起来发问：“苏教授，我女儿上个月因为考试压力住进了医院，说自己没有用，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劝她、陪她、给她看心理医生，也吃了药，但还是反复焦虑失眠。我们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面对这位母亲不安的目光，苏国辉沉吟片刻，语气温和却坚定地回答：“其实抑郁不是靠‘说通’就能好的，它就像一棵被冻住的树，药物和心理支持只是阳光，还需要‘肥料’和‘节律’。很多人误以为抑郁症只要按时吃药、做做心理疏导就够了，其实远远不止。我常和病人说，除了情绪管理，还有三件‘看似不起眼、实则决定性’的小事必须做到，只要持之以恒，大脑就会慢慢找回它的节奏，情绪也会像窗外的天，慢慢从阴转晴！”

第一件事，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遵循一个内在的“生物钟”，科学上称为昼夜节律。这个节律决定了激素分泌、神经活动、体温波动等多个生理过程。如果睡眠时间不规律，比如熬夜、白天过度补觉，就会打乱大脑中褪黑素、皮质醇等关键激素的节律，导致清醒与困倦时间错位，长期下来，大脑就像“时差错乱”，出现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等表现。固定作息，比如每天7点起床、晚上10点上床，即使刚开始难以入睡，也要坚持建立时间感。大脑只有在重复中，才会重新“认钟”，找到自己的节奏，从而恢复情绪稳定的能力。

第二件事，是每天适量的户外活动，尤其是晒太阳。

光照是调节人类生物钟最强的自然因素之一。早晨阳光中的蓝光波段能刺激视网膜，信号经视交叉上核传到下丘脑，再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促使血清素分泌。这种被称为“快乐激素”的神经递质，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动力。哪怕只是每天在阳台上站10分钟，或到小区里绕一圈、坐在公园长椅上静坐，都能帮助大脑感知“现在是白天、该清醒”，从而改善整日的精神状态。

同时，轻微活动还能促进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生成，这是一种促进神经元修复和生长的蛋白质，与抗抑郁密切相关。坚持几天可能没有明显变化，但几周、几个月后，大脑的“阳光耐受力”会逐渐增强，心情也会随之提亮。

第三件事，是有意识地记录生活中的正面体验。

这并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叫“积极注意训练”的认知行为干预方式。大脑的默认状态更容易注意负面信息，这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但对于情绪敏感人群而言，这种“负面过滤”反而会放大痛苦感。

通过每天写下三件具体、真实的“小好事”，如“早餐刚好合胃口”“今天走了1000步”“朋友发来一句鼓励”，可以逐渐训练大脑转向积极感受。这一过程中，大脑边缘系统（情绪处理区）与前额叶皮质（认知控制区）的连接会加强，从而帮助个体对情绪的管理变得更加主动和稳定。研究显示，连续21天坚持记录正面体验的个体，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下降，且睡眠质量、社交动力同步上升。

这三项生活干预看似简单，却像是给情绪系统安装的“自我调节器”，它们分别作用于生理节律、神经传导和认知加工三个维度，正是抑郁症康复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基础的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