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把锅盖掀开，水汽一股脑冲到她脸上，她顺手抹了抹额头的汗，说：“不嫌咱家穷人老实了。”
今年春节，八年不登我家门的姑姑要来我家。
母亲把锅盖掀开，水汽一股脑冲到她脸上，她顺手抹了抹额头的汗，说：“不嫌咱家穷人老实了。”
我把手里冻得发硬的牛肉丸放进沸水里，说：“来就来吧，过年呢。”
母亲“哼”了一声，关火，拿抹布擦灶台的四角，又绕回去捻了捻热水瓶塞，确认紧不紧，像确认一个远客的心思会不会跑气。
我家在北城一条老巷，巷口有棵槐树，树下的青石板年年被雨打磨得亮。
我出生在这条巷子里，父亲早逝，母亲靠一台“飞人”缝纫机把我和姐姐拉扯大。
缝纫机现在推到阳台，罩着一块蓝底白花的旧布，边上起了毛。
阳台栏杆上常挂着两块抹布，一块擦桌，一块擦地，颜色差不多，母亲说：“摸着就知道，莫慌。”
我在城南一个窗口单位上班，整天和表格、章子打交道，眼睛有时干涩。
爱人小夏在幼儿园做老师，嗓子柔，笑起来眼睛弯弯。
孩子读小学三年级，写字歪歪扭扭，最近学贴春联，写了十几个“春”，挑了歪得最少的一张，拿胶条贴在门上，偏了一指。
我看了想扶一扶，母亲摆手说：“别动，有生气。”
她的“有生气”，不玄，意思是东西该有它自然的样子。
二姑，是母亲的二妹。
年轻时在供销社管百货，衣服利落，人也利落，讲话直。
她跟母亲的疙瘩，说起来不见得大，只是人到中年，面子都长了刺，靠近了容易扎手。
姥姥去世后，走动就稀了。
一场搬家未照应，一次病中探望错过，几次借与还的时间差，流水般的小事叠到一起，成了墙。
“来做什么？”母亲把煤气灶的旋钮来回拨，像在拨时间。
“过年。”我说，“一家人，就过个年。”
母亲没吭声，拎起热水瓶，往搪瓷缸里灌水。
搪瓷缸底有一个蚕豆大小的磕口，露出铁胎，喝水时嘴唇经常会碰到，凉一凉。
母亲总把这缸留给自己，用得最久的东西，她用着踏实，像对一段老关系。
腊月二十，小夏下班回家，带了袋冰糖桔。
她把桔子一盘盘码在藤筐里，说：“姑姑来，咱把家收拾利索些。”
“人到哪儿，心到哪儿，别计较先后。”
母亲插话：“你们年轻，见面就笑，人家老脸皮薄。”
她说完，又去翻缝纫机罩布，抖落灰，拎起一条旧围巾擦机头。
那条围巾沿口泛白，正是我小时候冬天出门她围我脖子的那条。
那会儿风大，巷口像有人吹口哨似的，我把鼻子缩进围巾里，听缝纫机“哒哒”响，心里暖，就像现在。
第二天，我列了个年货清单，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大米，粉条，猪前腿，黄花菜，木耳，菠菜，豆腐，油条，韭黄，鱼要胖头鱼。
我拿出单位发的购物券，夹在钞票里，算计着花销。
家里不富，但我不愿意让人来了只见到精打细算。
我更希望她能看见我们把精打细算过成了体面。
市场里人挤人，卖鱼的大叔用勺子在脸盆里舀水。
盆里一尾胖头鱼尾巴拍得水花四溅，像在说话：“带我走。”
我压价，他笑：“兄弟，这活儿看眼缘，莫砍。”
“我给你去腥，保准鲜。”
我咬咬牙拿下，提在手里一路滴水，留下一串湿印儿。
回家路上，风咬耳朵。
手机嗡了一下，是二姑的短信：“二十八下午到你家。”
末尾加了一个句号，干脆。
我回：“来就好，路上慢点。”
想了想，又加上：“我去接。”
她回：“不用，找得到。”
母亲看一眼短信，放下手机，说：“蛮灵醒。”
她是说她，还是谁，我不追问。
她进厨房，把切菜板翻过来，用做面的那面切葱花，说那面香，不混味儿。
腊月二十六晚上，我们把餐厅那盏老吊灯的罩子卸下来，泡在热水里。
水变得浑浊，母亲用旧牙刷刷灯罩边上的花纹。
孩子站在椅子上用鸡毛掸子捣鼓墙角的灰。
小夏在阳台抖窗帘。
我在门口蹲着用钢丝球擦门槛的铁条。
冬天里做这些，都要把手泡红，像给家里开血路。
第二天，我换了与门套颜色接近的春联。
字是店里印的，“五谷丰登”“合家欢乐”，简单。
孩子非要自己写一张横批，写了“心宽”。
母亲点头，说：“宽点好。”
腊月二十八的早晨，母亲就把一锅红烧肉上火。
油在锅里吱吱响，她拿铲子翻，肉块在锅里滚，像一群小石头。
她把炖肉的汤勺横在锅沿，防止沸腾溢出来，这是她的小窍门，一直这么做。
我八点出门去菜市场补新鲜菜，顺便把先前订的豆腐干提回来。
巷口的小卖部收音机里在播“冬季大风蓝色预警”，声音发干。
我想起小时候半导体收音机每晚的天气预报，父亲会把音量调小，露台上那点灯光照到他下颌的胡茬子，像一片麦地。
下午两点，门铃响。
那一声，像一枚小钉子，轻轻、稳稳，把一件事钉在时间上。
母亲擦手，朝门口走。
她的步子不快不慢，像多年缝衣时踩踏板那样有节奏。
我在她后面，把门打开，冷风像一道水，刷地进来。
二姑站在门口，肩上搭着深灰色大衣，手里拎着一个旧式旅行箱。
箱子的皮表面被时间磨得发亮，角落处有胶布贴补的痕迹。
她抬眼看我，笑了笑，笑纹在眼角停了一下，说：“咋整呢，给你添忙了。”
母亲侧身让路，说：“进来，冷。”
二姑换鞋时，我弯腰去扶，她收脚，说：“不用，我来。”
她把脚伸进拖鞋里，试了试，大了一码，又笑：“脚长了。”
我也笑，笑自己准备不细致。
客厅里，搪瓷缸升了热气。
母亲把那只口沿有磕痕的缸装得满满，递给她。
她接过，端在手心，低头吹了一口。
那动作，像我记忆里很多个冬天。
我们没急着说什么。
大人都有一种本事，见面时先拿动作打底，再谈心。
我去厨房掀锅盖，一阵肉香扇出来。
母亲把切好的蒜段撒进锅里，香味变得尖一点。
我把胖头鱼刮鳞、开膛、洗净，擦干，放锅。
油一碰鱼皮，吱的一声，像清早一只鸡叫。
我把火调小，盖上盖子。
四方桌上铺着塑料桌布，花是旧款牡丹，边角翘起，用透明胶带粘着。
我们落座，母亲端来红烧肉，说：“吃。”
她端筷的位置离着手背稍远，像不愿让油蹭上。
二姑看一眼，没伸筷子，先拿纸巾擦碗沿。
她的利落还在，岁月只是把速度慢了点。
吃到第三口，她开口：“给你带了个东西。”
她起身去玄关，拉开旅行箱，里面铺着几层旧报纸，夹着一包布匹，还有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铁件。
她拿出那铁件，抖开报纸，是一只缝纫机脚踏轮，边缘有几道磨损，但油光还在。
她把它抱在手里，像抱一只猫，轻轻放在地上，说：“我那边厂里淘汰下一个旧机子，我拆了。”
“想着你这台飞人，踏板有点儿松，配上这个，走起来顺。”
“人嘛，手闲，心就乱。”
“你就别闲着。”
母亲的眼睛往那轮一瞥，又落回碗里。
筷子在肉和青菜之间转了一下，最后夹了一块萝卜。
她咬一口，点头说：“嗯，萝卜甜。”
二姑又把布匹拿出来，厚一点的棉布，花色朴实。
她说：“给孩子做两件小棉马甲，冷，贴身，暖。”
孩子举手，说：“谢谢姑奶。”
他口音里还带着幼儿园学来的礼貌音。
二姑笑，说：“伢儿乖。”
局面像隔着一层薄膜，透光不通气。
我起身去抽屉里翻，翻出一本旧账本，是父亲那会儿留下的，牛皮纸封面写着“借贷往来”。
我回来，把账本摊在桌上，说：“二姑，您看，这个。”
母亲“哎”了一声，像要止住我，又忍住。
二姑把手擦了擦，接过去。
纸张发黄，有几处被油点染了深色。
她翻到一个夹着火柴盒的地方。
火柴盒里压了一张撕边的收条，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借二妹三百元，已还，朱某收”。
字是父亲的字，楷书，不漂亮，但齐。
二姑盯着那一行字，看了一会儿，说：“我还记得那天。”
她把账本合上，又打开，像怕自己记错。
她低声说：“那天你父亲从供销社货台后面绕出来，塞给我收条，说‘账归账，亲归亲’。”
“后来，人一忙起来，走动少，话就硬了。”
“有几句卡在喉咙里，越卡越硬。”
母亲把碗放下，拿起那只脚踏轮，掂了掂重量，手上有点抖，她压住，说：“你认这个路就好。”
她语气平常，像街坊间彼此递个招呼，却是她能给的最好。
鱼出锅了，母亲撒了一把葱花，绿一落，像在锅里长出的草。
二姑夹了一块鱼肚，说：“嫩。”
她说完，又抬头看母亲，补一句：“你做鱼还是有一手。”
母亲嘴角动了一动，说：“那会儿你爱吃，我学的。”
一句话，把时间轻轻接起来。
吃完饭，母亲去厨房收拾，二姑跟着进去。
我在客厅摊开孩子的作业，瞟到他写的“心宽”，横竖都有点挤。
我拿笔在旁边写两个字“留白”。
孩子问：“什么是留白？”
我指指墙上那小块没刷到的角落，说：“不必都填满，留一点儿，才有空气。”
话一出口，我心里被拽进另一个意思——关系里也该留白。
厨房里水声不断。
二姑用手背抹了抹额头，冒汗，说：“你这水槽下水管该换，老漏，听声音就知道。”
母亲嗯了一声，说：“过两天，找老孙看看。”
老孙是巷子里修水电的，手脚快，人爽快。
二姑又说：“窗帘这边再缩一寸，避灰。”
母亲说：“晓得。”
晚上，孩子吵着要点仙女棒。
小夏从柜子里翻出去年剩下的两根，我们在阳台上点着，火花照亮对面楼一面白墙。
二姑靠在门框边，看了一会儿，笑，说：“简单也热闹。”
我顺嘴应了一句：“穷归穷，理儿不能丢。”
母亲在屋里提醒：“甭扯这个，手小心烫。”
回到客厅，二姑把旅行箱里剩下的东西拿出来，都是些小的：两袋干香菇，一包老家做的年糕，一个旧收音机。
收音机外壳有裂，她说：“能用，调台要耐心。”
孩子伸手去转，沙沙几声，突然跳到戏曲频道，一段锣鼓点子敲得热闹。
母亲笑，说：“听着，就有年味儿。”
夜里，我们依次洗澡，浴室镜子上全是雾。
母亲把毛巾挂在暖气上烘，软了，递给我，说：“给她把被子加一床毯子，夜里冷。”
她说她，还是说我不知道，我照做。
我在房间里铺床，看见窗台上那条旧围巾，沿口泛白，正对着窗外那片树影。
我突然想起一个冬天，父亲还在，二姑从供销社下班提了袋红薯来，母亲在炉子上烤，院子里飘着甜味。
那天父亲拿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我趴在收音机旁边，耳朵贴着网面，嗡嗡的震动透到骨头里。
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那嗡嗡，像记得一只很久没用却推上仍能转的脚踏轮。
第二天一早，二姑天没明透就起来了。
她在厨房找东西，动静很轻。
母亲也起了，给她递围裙，说：“你坐，我来。”
她说“不坐”，把馒头下锅蒸，把昨晚的鱼汤加水烧滚。
母亲把昨天的冷饭碾成米粒，热油，炒成一锅金灿灿的蛋炒饭，用葱花一抛，香气就上来了。
她把一碗放到二姑面前，说：“先垫一口。”
二姑拿勺子尝了一口，点头：“咸淡正好。”
我们这顿早饭简简单单，吃得慢。
孩子问：“姑奶，你以前在店里都卖什么呀？”
二姑想了想，说：“都卖。”
“针头线脑，搪瓷脸盆，小闹钟，雨披，布尺。”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也卖过笑脸。”
“别人找着东西，我就笑一下，那会儿人来人往，踏实。”
她说话的声音不高，像从旧货堆里翻出一个东西，怕惊着它。
吃过饭，母亲把缝纫机拉到客厅，把罩布摘掉。
机头泛着黑亮，脚踏板有点松，二姑蹲下，把带来的那只脚踏轮装上。
她手里拎着几样工具，螺丝刀的柄被握得发亮，显然常用。
她拧螺丝时手稳，眼神跟着螺丝的线。
装好以后，她用脚轻轻一踏，轮子转起来，先慢后快，发出匀称的“哒哒”声，像一条河在屋子里走，把一些旧尘带走。
母亲坐上去，踩了几下，线在针眼里穿来穿去，布从下面过。
她先缝了一块最普通的白布试线。
二姑在旁边看，说：“好。”
“你这手艺，不虚。”
母亲手上不停，嘴里吐出一句：“吃饭的本事，丢不得。”
孩子凑近看，眼睛放光。
小夏把他拽回去，说：“别太近，针扎人。”
孩子嗯了一声，站定，但眼睛还瞟，像小猫看线团。
午饭前，二姑把带来的布裁了一块，画了个马甲样。
母亲拿粉笔在布上画线，动作熟练。
二姑在一边比划：“这边留缝头，这弧线再圆点。”
母亲照做。
她们言语少，动作多，配合像练过。
看着她们，我心里软软的，像热馒头掰开，里面冒气。
我问二姑：“这几年忙吗？”
她说：“忙。”
“人越老越要忙，烦恼少一点，琐碎多一点。”
她笑一下，带点自嘲：“蛮累，蛮值。”
我又问：“怎么突然想来？”
她看着窗外。
窗台上的牵牛花枯藤缠在栏杆上，像写字写到断墨。
她说：“姥姥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那会儿我没听到心里去。”
“这两年上了老街几趟，看见你妈店门口那台机器还罩着，我就想，机器还在，人都在，就该走一走。”
“再不走，路就远了。”
母亲在缝纫机上停了停脚，抬眼看她一下，又低头，把线头咬断。
她不说话。
她的沉默不是不理，是心里放下几块东西，还没找到合适位置。
中午我们吃了简单的面条，番茄鸡蛋，撒葱花。
二姑说：“好。”
我说：“下午带你去巷口走走？”
她点头：“好。”
母亲说：“你们去，我收拾。”
我说：“我来。”
她说：“甭扯，你去陪她。”
巷口的槐树冬天也有形，枝丫伸开像手。
老张的修车摊还在，铁架子上挂着各种尺寸的扳手。
他看见我，笑：“哟，小赵，过年啦。”
我点头，介绍：“我二姑。”
老张“哟”了一声：“当年供销社的二姐？”
二姑笑：“都过去了。”
老张摆摆手：“过去的事儿，想起来也暖。”
我们沿着石板路走。
小卖部门口那台老式冰柜上堆着泡面和瓜子，老板娘戴着毛线帽，见我们，笑着点头。
二姑看了一眼，说：“这款泡面，换过三回包装。”
我笑：“人改，面也改。”
我们走到小学门口。
铁门紧闭，外墙画着“文明校园”四个字，红漆有裂。
二姑扶着墙，轻轻摸了摸。
那动作与其说是触碰，不如说是在一面墙里找出一个旧人。
她说：“小时候也这么站着往里看，想着长大以后做个什么人。”
她顿一下，说：“最后就做了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人。”
我说：“普通也好。”
她说：“好。”
回来的时候日头偏西，太阳像吊在巷子尽头的一只大红桔子，皮微皱，味道甜。
我们进门，母亲已经把马甲缝了一半，针脚细密，圆弧顺。
孩子试穿，肩头略宽，母亲拿粉笔一点：“这里再收一指。”
二姑在一边看，点头：“有眼力。”
下午，二姑要做她拿手的干烧豆腐。
她在锅里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油边儿发出匀称的声响，又放辣椒段、蒜末、酱油、糖，翻炒。
厨房里渐渐有一种又辣又甜的气味，像热闹本身。
母亲在旁边把葱花抓在手里，等她一招手，撒下去，绿意一落，菜就成了形。
她们像一对默契的老搭档，一个目光，一个动作，都刚刚好。
晚饭时，桌上多了一个颜色鲜亮的菜。
二姑把一块豆腐推到孩子碗里，说：“吃这个，不烫。”
孩子一口咬下去，喊：“好吃。”
母亲笑着瞟他一眼，说：“小嘴甜。”
我也吃了一块，外焦里嫩，味道像小时候赶集，摊子边那种焦香。
吃到一半，母亲起身把二姑带来的老照片拿出来。
她一张张摆在桌上。
一张，是我五岁生日，头上戴着纸帽，帽子歪着，二姑站我身后，手搭在我肩上。
她年轻，眼里亮。
另一张，在供销社门口，人群拥挤，她站柜台后面，笑，嘴角有个浅窝。
还有一张，姥姥在院子里晒棉被，母亲站旁边，二姑端着一盆水，三个人站成一排，影子落到墙上，像三棵不同形状的树。
二姑把指尖轻轻压在一张照片上，说：“那天风大，棉被差点翻了。”
母亲说：“我拿竹竿顶住，你还嫌我笨。”
二姑笑：“那会儿嘴快。”
“现在，慢了。”
她抬眼看母亲，说：“这几年想明白些事。”
“人呢，忙忙碌碌，回头看看，个把关系没理顺，像袜子里进了沙子，不舒服。”
“今天来了，算是倒出来，抖抖。”
母亲看着她，过一会儿，说：“人活一口气，炉子旺一把火。”
“有火，就暖。”
她的话像一阵风，吹走桌上一点凉。
她又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几张旧票据。
不是钱，是粮票、布票。
她说：“留着纪念。”
二姑接过去，看一眼，说：“时代走了，票也走了。”
“人，等一等。”
夜深了，电视里播春晚彩排的消息，笑声从屏里出来，又回到屏里。
我们没怎么看，靠着沙发打盹。
孩子在地上搭积木，搭成一个斜塔，晃了又立。
母亲起身去厨房把明早要蒸的年糕泡上水。
她走到阳台，把两盆绿萝搬屋里，怕夜里冻。
她把窗户留了一条缝，说：“透点气。”
我走到阳台，看对面楼家的窗帘拉着，缝里透出暖黄，影子来回。
巷子里有人放了几个小鞭，啪啦两声，又停。
冬天的夜，空气像玻璃，声音一敲就碎。
年三十的早上，母亲把案板擦得发亮，和面，擀皮。
她擀的面皮薄而圆，边缘略厚，包起来不漏馅。
二姑负责拌馅，猪肉、韭黄、香油、盐，少许白胡椒。
我负责擀，擀到三十张，手臂发酸。
孩子站旁边学包，包了一个肚子开裂的，我说：“像个笑的。”
他笑，说：“笑就笑吧。”
饺子下锅，水开三滚，点三次凉水，饺子肚子鼓起来，像一排排白鱼。
母亲掀盖，蒸汽一下起。
她眼镜上起雾，用袖口一擦，说：“好了。”
端上桌，头一筷夹给二姑，母亲说：“吃。”
二姑夹起一个，吹吹，咬开，热气从口里冒，眼里亮了一下。
她点头：“好吃。”
母亲看着她，像看见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没多说，把糖蒜推到她面前。
吃完饺子，我们一起把春联贴上门。
孩子拿胶条，很认真。
二姑拿横批，找角度。
母亲在门框上压一压，让它贴得更实。
最后门口挂了一个红灯笼，小小的，气足。
风过来，把灯笼轻轻摇了一下，像在呼吸。
午后，我们把年夜饭前能做的菜都准备好。
母亲做了一个凉拌粉皮，辣椒油是她自己熬的，红亮。
二姑烧了一个红烧狮子头，团得紧，软不烂。
小夏蒸了姜葱鸡，铺了姜丝。
孩子负责剥蒜，剥得满桌纸皮。
热水瓶装满了，盖子盖紧。
我在门口挂了一串小风铃，是孩子手工课做的，铜片碰到门边，叮叮。
傍晚，电视里开始放新年倒计时预告。
巷子外面零星烟花。
母亲把旧围巾披在肩上，在灶台前来回走。
二姑把旧收音机放窗台上，转到一个有点杂音但能听清的频道，主持人的声音温温的，讲各地年俗。
我看着收音机上的划痕，像一条时间的地图，越看越顺眼。
夜饭开桌，我们没有刻意说祝酒的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清脆。
母亲夹了一块狮子头给二姑，二姑回了一块鱼肚给母亲，一来一回，像打了个照面。
小夏笑看我，我点头。
孩子举杯，里面是橙汁，说：“新年好。”
我们都笑：“好。”
临近零点，巷子里热闹起来，烟花在天上开，一朵接一朵，颜色落下，映得窗户一会儿红，一会儿蓝。
我们站在阳台看。
冷风灌进来，母亲把围巾往上拉，挡住脖子。
二姑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肩膀微缩。
我把手伸出去接一片落下的灰，落在掌心，凉一下就没了，像很多事，来了就走。
零点过后，手机里收到很多拜年短信。
我看了看，回了几个，又放下。
二姑看着窗外，说：“这几年，我也想过，要不要打个电话。”
“号码一直在，手指头总停在那儿。”
“人啊，有时候就差那一下。”
母亲听着，嗯了一声，说：“现在不差了。”
二姑笑：“不差了。”
大年初一早饭后，母亲把那只脚踏轮再擦一遍，擦出光。
她坐在缝纫机前，脚下一踏，轮子转。
“哒哒”的声音在屋里走，走到墙边又拐回来，像一条看不见的小路，绕过桌椅，绕到每个人心里。
我站在门口听，觉得屋里暖得像春天刚到，风吹在白墙上，不热不冷，正合适。
二姑坐一旁，手里捻着一截线，线头软软，没有硬结。
我看她侧脸，觉得她和母亲像，也不完全像。
时间把人的棱角磨去了几分，把另一种柔软磨出来。
她们像那只脚踏轮，不新了，但稳，一推就走，一走就顺。
我对她说：“以后，月初一我打电话给你。”
“你忙，不接也没事，我再打。”
她说：“好。”
“我也打。”
“谁先谁后，莫讲究。”
她话里带着笑。
母亲插嘴：“有事说事，没事说天气。”
她说完，看窗外，又补了一句：“今儿晴。”
我们把照片收进一个新的相册，旧账本也放回抽屉，和税单、孩子的奖状挨着。
它们并不冲突，都是生活的证物，一张张，一页页。
午后，二姑说要去看看老街。
我陪她。
母亲说：“去吧，回来早点吃。”
老街的石板路上，有些摊贩已经摆出来，卖糖葫芦的把一排红透的山楂对着阳光，亮晶晶。
卖对联的小摊把剩下的对联打了折，红纸边上有微微的卷。
二姑走得不快，每隔几步看一下。
她在一处停了停，是个修鞋的小摊，木箱上摆着锥子、鞋底、胶水，旁边一台脚踏修鞋机，样子老，但干净。
她问修鞋师傅：“这机器，还顺不顺手？”
修鞋师傅说：“顺。”
他用脚一踏，皮带转，刀头响两声，利落。
二姑笑了笑，说：“老东西，只要有人使，就不老。”
我问她：“你还记得供销社柜台的感觉吗？”
她说：“记得。”
“玻璃台面每日擦，抹布要洗两次。”
“端茶递水，找钱收钱，眼睛要快，手要稳。”
“人多的时候，肩膀像被谁轻轻推着往前。”
“夜里清点，身上有一股皂角味。”
她说着，像把一段旧时间从心里搬出来，拍了拍，亮了一会儿。
我们在巷口买了两张糖饼，趁热吃。
糖饼边缘脆，里头软，咬下去有丝丝拉出的糖。
二姑说：“这味儿，还是这味儿。”
我说：“有些味道不改，挺好。”
回来的路上，我们从一个小书摊前过。
摊上摆着旧期刊，封面泛黄。
我翻到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杂志，封面是个戴红围巾的女孩。
二姑看着看着，笑，说：“那时候流行这个。”
我说：“现在也挺好看。”
她点点头。
进门时，母亲围裙还没解，灶台上冒着热气。
她把姜葱鸡再次热了一下，又煲了一个萝卜汤。
二姑走过去，没多话，先把围巾脱了，给母亲递过去，说：“你披上，外面风大。”
母亲接过，披在肩上，点了一下头。
她们之间的气息，比昨天更松一点。
午饭后，孩子把昨天的马甲穿出门小跑了一圈，回来脸上红扑扑。
他站在缝纫机前比划手势，说：“还要一个口袋，多装点东西。”
母亲笑着在他胸前比了比，说：“这边开一个，够你装弹珠。”
二姑拿粉笔在布上画了个小口袋，四个角画成圆弧，说：“圆点，耐磨。”
她的语气像在柜台后给人挑东西，平稳。
傍晚，街坊大嫂敲门，送来一碗自己家做的粉蒸肉。
她说：“过年互尝口味。”
母亲接了，说：“谢。”
把我们的干烧豆腐装一碗回去。
大嫂接过，说：“你家手艺细。”
她边走边回头，喊一句：“有空过来坐坐。”
母亲笑着应：“好。”
二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有邻里，才像过年。”
我点头：“是。”
晚上，电视里放老电影，黑白的，桥上走过去的人步子稳。
我们看了一会儿，二姑说：“当年看这片，座位不够，大家站着，谁都不抱怨。”
母亲说：“那会儿心气儿足。”
她说完，不觉地叹了一声，又立刻把叹声咽下去，像觉得这叹不必要。
我起身给每人加了水。
搪瓷缸在桌上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
那声音让我想到早年的茶馆，碗一碰一碰，话也一碰一碰，人就近了。
夜深的时候，风停了。
小区里偶尔有脚步在楼道里响，规律，像踩踏板。
母亲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灶台擦得发亮，连台面边角也擦过。
她把热水瓶塞又捻了捻，习惯，像跟时间打个照面。
二姑把旅行箱里还剩的一点小物件理好，把收音机拨到低音，放着小曲儿。
曲子绕一圈，轻轻落下，像落在旧围巾上的灰。
第二天太阳出来得早，光从窗台边沿滑进来。
母亲把窗台上的牵牛藤枯枝剪掉，留下根部。
她说：“春天一来，还能冒芽。”
二姑站一旁，看了一眼，笑：“有手看得长。”
母亲说：“你也如此。”
她们说话简短，但里面有些东西在回响。
十点多，我去楼下小卖部买酱油和醋。
老板娘把酱油倒到玻璃瓶里，再用塑料袋包口，动作熟练。
她说：“你妈做菜用这个味最稳。”
我笑：“你懂她。”
她笑：“天天见。”
回到家，我把酱油放灶台一角，母亲伸手接过去，顺手擦了一下瓶身，像给它把身上的路尘拂掉。
她烧了一锅清汤面，葱花一撒，香气就起来。
二姑吃着，说：“简单的，耐吃。”
母亲点头：“是。”
午后，二姑说想去趟墓园看看姥姥。
母亲沉吟了一下，说：“等天暖。”
二姑点头：“也好。”
她没有勉强，也没有叹息。
她只是把旅行箱里的老照片取出一张，姥姥那张，轻轻抚了一下，放回去。
她的动作像把一盏小灯关掉，灯还温着，放在那里。
傍晚，巷口有人敲锣喊秧歌队集合，几位大妈穿着红绿相间的衣服从街尾走过。
孩子趴在窗台看，笑得嘴角起泡。
二姑站在他身边，看了一会儿，说：“这热闹，年年看，心里也踏实。”
孩子问：“姑奶，你小时候过年也这样吗？”
她说：“也这样。”
“那会儿没有这么多花样，但大家一起，热呼。”
孩子点点头，似懂非懂。
晚上，我们没大摆筵席，还是家常。
母亲又做了一个小黄花鱼，干煎，撒盐。
二姑把她带来的香菇泡发，切花，炖在鸡汤里，汤色清亮。
我们吃得慢，几乎每一道菜都留下了一点，像留给第二天的味道延续。
母亲说：“饭有余，心也有余。”
我说：“是。”
她又说：“人，宽一点，就有余。”
我们都点头。
夜深时，二姑把第二件小马甲的边包好了，整整齐齐。
她在背后加了一小块暗口袋，能装一两枚硬币。
她对孩子说：“放小愿望。”
孩子问：“什么是小愿望？”
她说：“比如明天不迟到，多读一页书，帮外婆捶一会儿背。”
孩子笑：“我装满它。”
她笑着说：“蛮灵醒。”
初二一早，她说要去看看一个老同事，住在不远的街区。
母亲把她的围巾理好，又把一小盒腌萝卜塞她包里，说：“捎着。”
她点头收下。
我说送她到街口，她说：“不用，认路。”
我还是送了，走到槐树那儿才回头。
她在路口向我摆手，指了指手机，意思是“电话”，又点了点头。
我笑着回应，也点头。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缝纫机盖起来了。
她把盖布抖一抖，盖上，像给一件事收尾。
她坐下喝口水，手心里还留着刚才的温度。
我说：“妈。”
她抬眼：“嗯？”
我说：“今年，咱家热闹。”
她笑了一下，淡淡的，像窗台上的一束光。
她说：“热闹不喧，最好。”
午后，二姑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她说：“老同事精神好。”
“念叨你妈。”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说：“我也念叨她。”
二姑笑，说：“等忙过了，去坐坐。”
母亲点头：“去。”
她们把这“去”说得很稳，像答应的事一定会做。
晚饭后，二姑把旧收音机拎到阳台，和孩子一起找信号。
她把旋钮一点一点地拧，耐心。
孩子在旁边数：“一点，两点，三点。”
沙沙声后，突然跳到地方戏，锣鼓一响，孩子拍手。
二姑笑，说：“就这个。”
她让孩子记住频率，拿纸记下，贴在收音机背后。
她说：“东西旧了，记性不见得好。”
“咱帮它记。”
她说这话的时候，侧脸上的光干净，像年轻时的某一天。
初三的上午，天飘了点小雪。
雪不大，像有人拿筛子在天上筛白面。
小雪落到窗台上，接着就化。
母亲把窗缝关了一点，说：“风从北边来。”
二姑在桌上剪布，剪刀沿着粉笔线走，一点不偏。
她剪完，把碎布条扎成一小捆，说：“擦桌角用。”
母亲接过，说：“省。”
她笑：“省是好习惯。”
中午，我在厨房做了一锅萝卜炖牛腩。
牛腩提前焯过，萝卜切滚刀，汤慢慢出味。
母亲把盐递给我，说：“晚点放。”
她的习惯是最后调味，留空间给食材自己说话。
二姑在旁边看着火，说：“小火，别急。”
我点头，照做。
汤出锅，颜色清，味道厚。
她们都各吃了两碗。
吃完，母亲说：“这汤，顺。”
二姑说：“顺。”
我心里踏实，像把一个小目标完成。
下午，街坊的孩子来找我家孩子玩，带来了自己做的风车。
风车用彩纸折的，插在一次性筷子上。
孩子们在阳台上吹，风车转得快，像屋里有风。
二姑站在门口看，笑得眼睛弯了。
她突然说：“我小时候也做这个。”
“用教科书的订书钉。”
“钉偏了，风车就歪，走不正。”
我说：“现在钉得正。”
她说：“你们钉得正。”
她这句“你们”，里头有一点欣慰。
傍晚，母亲把屋里的灯泡换成了暖黄的。
她说：“冷天，黄灯更暖。”
我站在椅子上拧灯泡，灯一亮，屋子像被一层薄薄的油润了一下。
二姑抬头看，点点头。
她说：“亮是亮。”
“也不刺。”
晚上，二姑提议做点汤圆。
母亲把糯米粉和水调成团，二姑做馅，用黑芝麻和白糖，少许猪油。
她们各守一角，动作不急。
小小的汤圆在手心里滚，滚成圆，再放到盘子里排队。
孩子在一旁数数，数到十就笑一次。
汤圆下锅，浮起来了，母亲说：“起。”
她舀出几碗，每人一碗。
我咬开一个，芝麻香蹿上来，嘴里甜，心里也甜。
二姑端着碗，慢慢地吃，吃到最后，碗底一圈芝麻印，她用汤冲一下，把那印也喝了。
她抬头冲母亲笑了一下，没说话。
笑里有话。
初四清晨，阳光把窗帘边缘染出一道细细的金。
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把孩子的第二个口袋缝上。
二姑坐在一旁，把昨天剪的碎布再挑一挑，挑出合适的做抹布，剩下的装进一个小布袋。
她说：“留着塞鞋头，冬天不顶脚。”
母亲说：“会过。”
她们口中的“会过”，不是苦，而是稳。
我把屋里的花生重新装罐，玻璃瓶碰到桌面的声音清脆，像打了个点。
小夏在一旁收拾书桌，把孩子的练习本摞齐。
她说：“过两天上学，文具整理好。”
孩子嬉皮笑脸地答应，母亲指他一下，说：“莫打岔。”
他吐吐舌头，收起玩心，真的去整理。
中午，二姑说：“后天回去。”
她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缝纫机，说：“过些天再来。”
母亲点头：“你走，我送到巷口。”
她说得平静，却把“送”说得很重。
午后，太阳越发亮，屋里亮堂。
母亲把窗台上那条旧围巾叠整齐，放进抽屉的最上层。
她不是舍不得晒，它晾过风景了，该回归一个清洁的去处。
我看着那抽屉，里面有账本、有相册、也有孩子小时候的出生证明复印件。
这些东西并排躺着，像一排小小的证据，证明生活在认认真真地往前。
下午，我们一起去了超市，买了一些常用的小日用品。
二姑挑了两卷棉线，一卷白，一卷灰。
她说：“缝衣边，合色。”
母亲挑了玻璃密封罐，说：“装干货。”
孩子拿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新年心愿”。
他把它放在购物车最显眼的地方，像给自己加油。
回家时，天边有一条淡淡的粉。
风从巷子的深处吹过来，吹动门口那串小风铃，叮叮。
晚饭后，我们没开电视。
母亲把相册拿出来，二姑重新把照片整理了一遍，用小纸条在背面写上时间和地点。
她写字不急，但稳，笔画不再锋利，却一个个有骨。
我在旁边看她写，心里有一种安定。
孩子凑过来，问这是谁，那是谁。
二姑一一解说，语气平和。
孩子听完，说：“我记住了。”
他把其中一张姥姥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相册里最前面。
他说：“先看长辈。”
母亲看了他一眼，眼底有亮。
初五的清晨，街上的鞭炮声少了，空气里多了一点寂静。
母亲烧了一锅小米粥，粥面开花，香味朴素。
二姑说：“这粥，真好。”
我说：“小时候喝得最多这个。”
她笑：“喝的多，心里不怕。”
吃完，二姑把带来的旅行箱放在门口，先站在客厅看一圈。
她看桌子，看窗台，看缝纫机，看那只脚踏轮。
最后她看母亲。
她说：“我走了。”
母亲“嗯”了一声，绕去厨房拿了一包腌萝卜，又拿了一小包辣椒油，说：“带着，口味换换。”
二姑接过，说：“你的味道，我记住。”
母亲把围巾搭到她肩上，替她理顺，说：“风大。”
她点头。
我帮她把旅行箱拉到门口，开门，风从楼道里探进来，带着一点纸屑的味道。
我们一起下楼，走到槐树下。
树影在地上画了几条淡淡的线。
二姑看一眼，说：“今年雪少。”
我说：“少。”
她说：“也好，路好走。”
她回头看了看我们，“我走了。”
我说：“月初一电话。”
她说：“记得。”
她迈步，背影不急不缓。
走到巷口，她回过头，冲我们摆摆手。
母亲站在我旁边，也抬手。
她的手在空中停了一秒，像把一个动作缝合好，再落下。
回家的路上，母亲没说话。
她走得不慢，脚下有节奏。
进门，她把桌上的搪瓷缸拿去洗，又放回原处。
她把缝纫机盖布掀开，看了看那只脚踏轮，伸手轻轻拨了一下。
轮子转了两圈，停住，留下一点余光。
她说：“行。”
她又把相册放回抽屉，抽屉里整整齐齐。
她关上抽屉，站了一会儿，像把一件事在心里放稳。
孩子从房间里跑出来，说：“外婆，那口袋真好用。”
“我装了两枚硬币，还装了张小纸条。”
母亲笑：“写啥？”
他说：“写‘今天帮外婆打水’。”
母亲笑声里有松快，说：“蛮灵醒。”
午后，我去阳台晒一晒被子。
太阳正好，被子一抖，亮堂。
二姑留下的收音机在窗台上，背后贴着孩子写的频率纸条。
我拧开，调到那台戏曲频道。
锣鼓一响，屋里就有了声色。
母亲在缝纫机前坐下，踩踏板，线走得顺。
她把一块旧布翻新，缝成两个小口袋，边角压线，细密。
她做事不言语，可每一个针脚里都有话。
小夏把茶泡在搪瓷缸里，递给她。
她接过，轻轻吹一下，抿一口，说：“好茶。”
我坐在窗边，拿出那本旧账本，又翻到那一页“账归账，亲归亲”。
父亲的字在纸上纹丝不动。
时间在纸上不动，在人心里流。
我合上账本，放回抽屉。
抽屉里，旧围巾叠得整，脚踏轮油光亮，相册背后贴了新的标签，孩子的“新年心愿”本子躺在最上面。
我心里觉得，一家子的东西，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彼此不挤不碰，合适。
傍晚，巷口又传来秧歌队的锣鼓声。
孩子在阳台上跟着拍掌。
母亲把窗户开了一点，说：“透透气。”
冬天里的风进来一点，屋里火也旺一点。
缝纫机“哒哒”的声音和外头锣鼓的节拍偶尔合在一起，又各自回到自己的轨道。
我想起母亲说的那句“人活一口气，炉子旺一把火”。
我也想起父亲写下的“账归账，亲归亲”。
这些话都不深，却扎实，像屋里那些旧物，握在手里有分量，放回原处也安心。
第二天，阳光更亮了一些，墙上的光像一层薄薄的绢。
母亲把孩子的书包翻了翻，把多余的玩具拿出来，摆到书架最上层。
她说：“上学的时候，书包轻一点。”
孩子把小本子装进书包前袋，说：“我记心愿。”
二姑不在屋里，但她留下的节奏还在。
收音机每天都响一会儿，脚踏轮每天都转一阵，相册每隔几天会翻一次。
家里的生活像被悄悄调了个小小的针脚，合缝了。
那种合缝感，让人心里安。
过了几天，手机在午后嗡了一下，是二姑的短信。
她写：“到家了。”
“好。”
我回：“好。”
“月初一电话。”
她回了一个“好”字，后面加了个句号。
我看着那个句号，觉得它像一个小钉子，把一个约定钉住了。
那天下午，母亲照样在缝纫机前坐着。
她做了一会儿，把脚收回来，揉揉膝盖。
我走过去，说：“我来踩。”
她摇头：“你做你的。”
她把机器擦干净，盖上盖布，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指，阳光一下子进来。
她说：“今儿真晴。”
我说：“晴。”
她回身，顺手把那条旧围巾从抽屉里拿出来，抖两下，搭在椅背上。
她轻声说：“还得用。”
我明白她的意思。
旧物用得久，手有记忆，心也有记忆。
到了晚上，风略起，门口的小风铃叮叮。
我去倒垃圾，巷子里灯一盏盏亮着，路面干净。
邻居在门口聊天，话题绕来绕去，最后都落在“今年过得怎样”。
我回到家，关门，屋里暖气稳定地响。
母亲在厨房拿汤勺敲碗边三下，喊吃饭。
那三下，像一个家的口令，简单，亲切。
我们围坐，碗筷碰撞，声如小雨。
我忽然觉得，这个年过得特别稳。
不是因为菜多，也不是因为烟花亮。
是因为把一些旧的误会抖了抖，把一些旧的器物擦了擦，把一个门开开。
人和人的距离，一旦由一层墙变成一扇门，事情就好办了。
我看母亲，她的眉心展开了一些。
我看小夏，她的笑稳住了。
我又看那台缝纫机，脚踏轮在灯下亮着，像一枚不出声的月亮。
我知道，二姑哪天再来，这轮子只要一踏，就转。
年走进了寻常日子里。
日子不喧哗，自有光。
那光不刺眼，却能看清桌上每一道细纹。
那光像冬末的太阳照在白墙上，温和，明亮，长久。
来源：石径漫步的休闲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