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去世，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姨妈”不在这里了，身边工作人员也裁减了，但韩叔叔一直 留了下来。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后事处理完毕，他才离开。

作者：孔冬梅

1977年外婆中风之后住进华东医院。直到去世，7年里她再没回过湖南路。“姨妈”不在这里了，身边工作人员也裁减了，但韩叔叔一直 留了下来。等到1984年外婆去世，后事处理完毕，他才离开。

小韩叔叔名叫韩洪高，大家都叫他小韩，苏北人，文化水平不高， 但性格爽直，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他给我的印象是：像个“大管家”, 说话声音很大，“凶凶”的，力气也大。一辆“二八”男车，小韩叔叔 一只手就能高高举起来，转着圈让大家看，我惊奇得不得了。骑着这 辆车，小韩叔叔经常带我出去办事。在自行车后座上，能看到外边的 世界，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非常开心。

院子里的假山、花园是我童年记忆中神奇的所在，觉得里面藏着 无穷秘密。春天有玉兰，夏天有池水，秋天有蝉蜕，冬天有腊梅—— 外婆不让别人摘，我摘她不管。蝉蜕可以入药，小韩叔叔和我一起捡过好多，卖给药铺，得了一笔小小的财富。用这笔劳动所得，小韩叔叔给我买了铅笔盒、橡皮等文具，让我兴奋了大半年。

外婆、妈妈和 我 ( 使名摄)

一次，二楼屋顶落下一只黄鹂。小韩叔叔冒险爬上房顶把它捉住， 养了起来。后来鸟死了，小韩又把它做成标本。再后来，标本也不见 了。是带回北京后不见的，还是在上海就不见的?我记不清了。

我还记得：院子里跑来一只波斯猫，不知谁家的，白白的，可爱 极了。猫成了我的心肝宝贝，天天抱着。养了几个月后，有一天猫不 见了，我急得三天不吃不睡。大人都说：跑丢了，跑丢了。后来才知 道：小韩叔叔给它洗澡，用水龙头直接冲。猫耳朵进了水，被冲死了!

2004年2月，我陪妈妈再次回到湖南路262号。当年在这里工作 过的人们都已白发苍苍，大家又聚在了一起。小韩叔叔没有来——他 前些年回了苏北老家，得癌症去世了。小韩叔叔是个粗人，但是个好 人——我认为。

的确，离开湖南路后，再也没有养过那样让我心疼的小猫咪，再 也没有进过那样让我着迷的假山花园，没有用过那样让我兴奋和珍惜 的铅笔盒。湖南路是孤寂的，又是有趣的。那些与外婆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离我远去。每当想起外婆，我都会想起湖南路的大院子，想 起白发苍苍的外婆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 一枝一枝抽着烟，面向绿 草如茵的窗外，望着远方沉思的样子。

1974年我在玩转车(使名摄)

也就是在湖南路，四岁的我在朦朦胧胧中觉得世界上发生了一件 大事 。

那天大人的神情很反常，海峰姨跑到外婆房间里痛哭失声。她拿 着一条大毛巾频频拭泪，那种湿乎乎的感觉我至今记得。外婆则叉着 腰，急促地走来走去。

后来我知道，那天就是1976年9月9日。外公 于当天凌晨去世，消息下午已传遍全国，也终于传到了湖南路。

海峰姨告诉我：外婆的反应出人意料，异常冷静。

她只是反复自 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显然，妈妈没 有把外公病危的实情告诉她。此时妈妈悲痛欲绝，大家从电视上发现 她哭得“眼都直了”。但她还是想到外婆，请我父亲赶来上海照料。于 是有了下面这张合影。

经过妈妈尽力争取，外公的长女有了在人民大会堂守灵一天的权 利。我也被爸爸接到北京，来到外公遗体前，参加了那一天的守灵。当 时，我只知有外婆，不知有外公，更不会把眼前这位长眠的老人与自己的亲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据妈妈说我那天却哭得昏天黑地，是被 大人抱出来的。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也许，我在那一天意识到了“死亡”这一概念。很多人告诉我，他 们是从那一天觉得世界从此不同并开始长大的。

2004年2月贺家后人重回湖南路外婆书房(使名摄)

左起 大理舅妈(刘子毅夫人》 .小平姨、妈妈、海峰姨.春生舅舅

外婆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再没回到湖南路262 号，上海华东医院成了她的“家”。

外公去世后仅仅一年，外婆在湖南路住所中风，左侧偏瘫，从此 住进医院，直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儿童，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个晚上，外婆坚持睡在我房间内的小书房里。我喊过她，她不 应，也不开门，从窗户缝里，我见她在一排长椅上面朝里睡着。 一早 醒来，发现外婆已不能动弹，而且发出含混不清的呼救声。随着年龄 的增长，这个场景不断敲击着我的心。

祸不单行，外婆住院后又查出糖尿病。一生追求还没实现，心中的 夙愿不能了结，外婆的心情经常是沉重的。命运对她为何如此不公?

所幸，光明就要来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 去对一些中央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 贡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得以平 反昭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外婆贺子珍的命运也有了改变的机会。

我的姑姑孔淑静由于我爸爸的原因，对外婆也怀有深厚感情。

她 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

1979年初，我父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建 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年增补的委员还有缪云台、王光美。

1979年6月10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批准增补贺子珍等为 全国政协委员。

次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一消息并 配发了一张照片：满头银发的外婆与我——她的外孙女在华东医院花 园里看《解放军画报》1979年5月刊。

1979年我与外婆、爷爷在华东医院(佚名摄)

1979年外婆、爷爷在华东医院(佚名摄)

1979年外婆与我在华东医院花园看画报(使名摄)

1979年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到医院祝贺外婆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佚名摄)

40余年前在外国记者笔下出现过的女红军贺子珍，与世隔绝多年 后又重新成为新闻人物。记者王行娟来到华东医院，成为采访我外婆 并为她立传的第一批记者。

外婆终于开口了!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上午 和晚上，王行娟都来到外婆的病房，听她讲述自己的过去。70高龄的 外婆以重残之身，断断续续地艰难吐露着心声。外婆的记忆是很好的。 她讲述的大部分事实，都可以从党史中找到印证。

不过，外婆一直不忍叙述在苏联的磨难。她还认为自己长期没有 参加工作，对不起党和人民，所以没有提及解放后的经历。这真是非 常遗憾的事情。

这份一万余字的“贺子珍自述”后来成为1988年江西 省妇联所编《女英自述》 一书开篇之作。

看着王行娟整理的外婆自述，我感觉很多谜团豁然开朗，这是一份关于外婆与外公爱情故事的完整动人的叙述。25年后，借助这份自述，我终于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读着她的心声。

外婆去世前夕与《贺子珍的路》作者 王行娟在华东医院花园(佚名摄)

爸爸 妈妈 舅婆李立英和我在毛主席纪念堂外公坐像前(吕相友摄)

我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

她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 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是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 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

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 亲生骨肉没有天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或弹片被及时有效 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

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 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

不过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外婆除了沉默，又能 做什么呢?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星—毛 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 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 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 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 外婆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

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与妈妈、爸爸在毛主席纪念堂前(吕相友摄)

外婆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采访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 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 30年。

1949年，外婆想去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 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的老战友和好姐妹：朱 德、罗荣桓、蔡畅、康克清 ·……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

1966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文 化大革命”开始了，也许能看一看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丈夫。 也许到女儿家住一住，抱抱外孙子，还未了心愿，给清冷、枯燥的心 田以亲情慰藉。

1979年，外婆想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30年了。

外公 已与世长辞，他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中。朱德、陈毅、 彭德怀，这些外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也已去世。物在人去，好不伤感。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 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 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 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外婆一生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都瑞金工作、生活过，长 征之后在陕北的红都保安工作、生活过，还到苏联红都莫斯科留过学。 如果在革命胜利后，却进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显然是无 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至于外公，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从延安离别的42年——特别是 庐山相会以来的20年间，他与外婆的精神联系早已超越了物质层次。 能够到外公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对外婆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理解外婆，她知道外婆想来北京，想实现自己本应有的权利， 想看看外公，想经常见到女儿和孙子孙女。只是外婆这样一位人物的 行动，往往要惊动许多部门，妈妈必须各处落实。首先是外婆的住处。

70年代末，我们一家住在景山后面的部队大院。妈妈听说这里本 要用作军委大楼，后来外公不同意，“挨批了”,就改为宿舍。这样的“军转民”建筑当然谈不上适用，实际上就是高级筒子楼。把需要卧床 的外婆接到这里显然是不妥当的。

本来，妈妈是想让外婆到北京后住进像上海湖南路一样的“家”而 非医院里。但是原来选定的地方一直住着别人，腾不出来。最后还是 选定了解放军总医院。

妈妈说：去解放军总医院安排外婆从华东医院转院事宜时，她遇 到过冯文彬(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外婆在红四军的战友)和叶剑 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弟弟，向他们谈起外婆来京一事，表达 了外婆希望来京的心情。他们对此是支持的。

中央的态度则是：外婆 可以随时来往京、沪两地，想住多久住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爸爸——外婆非常满意的女婿“小孔”,为外 婆来京一事默默做过大量工作。

只是他已于1999年突然去世，同时带 走了多少没来得及说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作痛。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