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陈愉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1948年9月9日她在武汉陆军总院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陈愉从17号病房爬起来,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嘴里还残留着纱布棉花的涩味,而几墙之外的11号病房里,丈夫楼将亮因为肺结核发高热,却不知妻子刚经历了人间地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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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乐没有圈
编辑|娱乐没有圈
1948年,陈愉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1948年9月9日她在武汉陆军总院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陈愉从17号病房爬起来,身体还在微微的颤抖,嘴里还残留着纱布棉花的涩味,而几墙之外的11号病房里,丈夫楼将亮因为肺结核发高热,却不知妻子刚经历了人间地狱的痛苦。
28岁的陈愉,原是陪着上校团长丈夫来治病的。为了方便照顾,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医院附近,每天凌晨都会准时去水房打水。
1948年9月9日凌晨两点,她刚走出11号病房,就被一只手捂住她的嘴,紧接着是粗硬的麻绳捆住手脚,她被强行拖到17号病房,看见第一个人,是戴崔博文,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的中校主任。
崔博文先扯烂了她的上衣,随后是上尉军医凌志扑上来,一把拽掉她的裤子,后面依次是石磐、查大钧、曾玄名、袁尚质……这六个男人就像一群饿狼一样,长达3小时的轮番凌辱。
事后还蹲在她面前冷笑:陈愉缩在墙角哭到天亮,直到听见孩子找妈妈的哭声,才勉强撑着身子整理好破碎的衣服,可那双发抖的手,怎么也捋不顺衣服上的褶皱。
她原以为医院是讲道理的地方,可当她红着眼眶找到院方时,得到的却是轻飘飘的一句:“你都生俩孩子了,又不是没开过怀,这点事至于闹大吗?”后来见她不依不饶,院方又换了嘴脸。
一边说要“内部调查”,一边偷偷让人把17号病房的床单换了、地面拖了,连她当时被按过的墙角都擦得干干净净。等陈愉再去追问,院方竟拿出2亿法币的支票:“拿着钱闭嘴,不然你这‘诬告’的罪名,足够把你抓进去。”
陈愉听到院方这么说,心都凉透了!她不敢告诉病床上的丈夫,可她感到不公平,没有停止过申冤,1948年9月18日,儿子在幼儿园门口消失不见——那四天里,她疯了似的跑遍武汉的大街小巷,直到在警局门口看见报纸上的寻人启事,1948年9月22日凌晨才找到孩子,抱着浑身是灰的孩子哭到瘫软。她后来才知道,这是那六个男人的警告,可越是这样,她越不肯低头:“我就算拼了命,也要让他们偿命。”
她先找了汉口市妇女会,负责人张人骥听完她的遭遇,气得拍了桌子,当即带着她去找武汉警备司令阮齐。
可阮齐躲在办公室里不肯见,只让妻子出来应付,一句“会转告”就把人打发了。之后她又跑了军发处、浙江旅乡同乡会、参议会,门槛都快踏破了,得到的不是推诿就是沉默。
直到记者商若冰听说了这事,跟着她跑了三天,把崔博文等人的身份、院方的包庇、她的遭遇写成报道登在《正风报》上,全国才算炸了锅。
有人骂这六个男人是“简直是不是人”,有人替陈愉喊冤,连国民党的士兵都写信给当局:“我们在前线拼命,家属在后方被欺负,这仗还怎么打?”
湖北省参议会、汉口市参议会接连给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施压,蒋介石更是三次致电,让他必须严办。
白崇禧没办法,只能把案子交给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可办案的人一去医院,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都摇头说“没见过”“不知道”——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那六个男人早就打通了关系。
好在舆论压得紧,军法处先把六人收押。可这六人早就串好了供,一口咬定是陈愉“诬告”,还说她“精神不正常”,连他们的家属都跑到军法处闹。
说陈愉“设计害人,要是她藏起来或者自杀,谁来对质”,就这么拖到1949年3月,张人骥在一次会议上堵住白崇禧,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您批的枪决,到底什么时候执行?”
这话让白崇禧下不来台,没了拖延的借口。没过几天,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就带着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去了刑场,随着四声枪响,这四男的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剩下的查大钧(汉口市警察局督察员)和袁尚质(军校学生),因为不是军人,被转到汉口地方法院继续审判。
那天陈愉站在远处看着刑场的方向,手里还攥着那片蓝布衫。风把头发吹到脸上,她却没像往常那样擦掉,只是望着天轻轻叹了口气——从1948年的秋到1949年的春,她跑了无数路、流了无数泪,终于等了被“枪决”。
后来有人问她,当初那么难,有没有想过放弃?陈愉摇了摇头:“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所有像我一样的女人——就算天不亮,也得等着正义的光。”
其实这世上从没有什么“侥幸”,那些敢踩底线、破规则的人,或许能嚣张一时,但终究都会伏法,正义或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
参考资料《民国记录薄:陈年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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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娱乐没有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