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听人说司马懿眼神厉害，故意在司马懿转身离开时往地上洒了一把棋子，司马懿条件反射地回头，曹操借机看到了司马懿那非同寻常的眼神，透过这一瞬间发现了他的不凡才能。
文章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部分内容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读者理性阅读
最近热播的《军师联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司马懿这个三国人物。
剧中有一幕刻画司马懿“鹰视狼顾”的桥段：
曹操听人说司马懿眼神厉害，故意在司马懿转身离开时往地上洒了一把棋子，司马懿条件反射地回头，曹操借机看到了司马懿那非同寻常的眼神，透过这一瞬间发现了他的不凡才能。
一把棋子、一个回眸，勾连两代霸主，无言之中尽显交锋。
为何司马懿几乎从未成为影视作品的主角，常常被塑造成奸臣形象？
而曹操的形象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这背后反映了哪些历史评价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探寻这两位争议人物形象变迁的千年之路。
在史书正史中，司马懿与曹操的形象与我们熟知的“奸臣”形象大相径庭。
最早最权威的记载《三国志》，是陈寿入晋后所作，以曹魏为正统。
在《三国志》中，司马懿是一个多谋善断、善晓兵机、任用人才的完美形象。
有趣的是，司马懿在《三国志》中竟然无传，亦没有出身简介，一出场即是曹丕的托孤重臣、辅政平乱的大臣。
曹丕去世之后，司马懿擒孟达，平辽东，逐渐大权在握，为司马氏后来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对于曹操，陈寿同样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之为“明略最优”、“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这与我们从《三国演义》中认识的那个奸诈多疑的曹操形象完全不同！
到了唐代，官方依然高度评价曹操。
李世民甚至专门作《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称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而房玄龄等人在编《晋书》时，为司马懿作纪，细致补充了其生平事迹，塑造了司马懿料事如神、算无遗策的形象。
《晋书》中记载了司马懿能够追溯到夏朝重黎的出身，显示司马家族的深厚底蕴。
特别是对于司马懿和诸葛亮“战绩”的描写，更是神化了司马懿的形象。
诸葛亮北伐兵临天水时，众将领都十分慌张，唯有司马懿料定诸葛亮“虑多谋少，必安营自固”，下令昼夜追赶，使诸葛亮望风而逃。
司马懿甚至能观测天象，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看见长星坠落，料定诸葛亮必败，派奇兵攻击后方，取得大胜。
文章开头描述的“鹰视狼顾”典故，正是源自《晋书·宣帝纪》。
这些记载为《军师联盟》等现代作品提供了重要素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印象的司马懿。
那么，司马懿和曹操是如何从正史中的英明政治家变成了民间传说中的奸臣形象呢？
转折点出现在宋代。面对宋辽西夏并立的局面，“正统”一词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宋人心上。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虽言“秉笔直书”，但实际意图是借此以春秋笔法明正统、褒贬善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曾经的“篡权者”司马懿和曹操都成了被“重新评价”的对象。
《资治通鉴》对司马懿的评价是性情深沉而不外露、为人城府颇深，奠定了之后司马懿奸诈多疑的主流形象。
司马光还重新编排了司马懿和诸葛亮之间的对战，特别是记载了祁山之围等司马懿战败的事迹，抹平了《晋书》留下的“战神”形象。
而对襄平屠城等事的记载，则突出了司马懿残暴狠毒的一面。
相较而言，曹操在“正统”与“忠”的问题上，被司马光诟病得更多。
司马光直言曹操“心之无君久已”，并非不想篡位，而是迫于名义而不敢自立。
在曹操征陶谦的记载中，司马光舍弃了陈寿《三国志》中“所过多残戮”的简要记载，而是取《后汉书》中所记，称曹操杀男女十万人，尸体堵塞泗水，使泗水断流，进一步强化了曹操残暴的形象。
历史人物的文学形态往往比正史记载更有影响力。
两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搜神记》中关于曹操姿貌短小、望梅止渴、左慈戏曹操等故事的记载，都成为后世对曹操形象进行加工的源泉。
唐传奇《独异志》等作品还创作了曹操派人盗墓、杀妓等故事，进一步刻画了曹操的残忍形象。
到了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虽然并不是一味贬低曹操，但到清代，毛评本《三国演义》又进一步夸张了曹操的奸佞形象。
随后京剧《华容道》《捉放曹》等将曹操的形象定格在“白脸奸臣”上，延续至今。
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司马懿为使曹爽放松警惕，“将口就之，汤流满襟”等举措的描写则进一步凸显了他狡诈的特性。
京剧《空城计》将司马懿白脸奸臣的形象表现至极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被广泛接受。在此影响下，曹操与司马懿的历史评价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曹操获得了“平反”，而司马懿则继续保持着奸臣的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与两人的阶级属性有关。
在唯物史观下，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考察其阶级属性和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曹操出身不高，父亲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常有人鄙夷他为“赘阉遗丑”。
在用人政策上，曹操发布招贤令“唯才是举”，从寒士中选拔人才，削弱了东汉以来豪族通过清议对人才选举的干预。
曹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旧的阶级再生产方式，推动了历史发展。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光明日报》牵头组织了关于曹操问题的大讨论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曹操“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几乎连三岁小孩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
范文澜则指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司马懿却没有搭上这趟“平反”的东风，仿佛被历史遗忘。
这也与阶级视角有关：司马懿高祖司马昂曾与各路诸侯一起伐秦，被立为殷王；
父亲司马防曾任洛阳令、京兆尹，可谓“世家大族”。
而司马氏立国采用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发展成为豪族垄断政治的工具。
从阶级角度看，司马懿代表着传统士族势力，与新时代的价值观不相符合。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中，曹操的形象已经从“乱臣贼子”升级为“乱世奸雄”：
未完全脱离“奸诈”的印象，但雄才大略也逐渐被展现。
最具代表性的是由鲍国安扮演的曹操吟诵《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片段，让观众直接感受到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近十年来，影视剧中的曹操形象又有细微变化。
从电视剧《三国》开始，曹操的“奸”这一属性已经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代枭雄的模样。
而长期被遗忘的司马懿，也在《军师联盟》中得到重新塑造，成为一个饱满、立体的历史人物。
了解了司马懿形象的演变，让我们回到历史，看看这位权臣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
司马懿字仲达，出身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司马防曾任东汉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爷爷司马隽是颖川太守。
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司马懿提供了丰厚的政治资源。
司马懿自己也才华横溢，熟读经史，胸有韬略。
名士崔琰曾夸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晋书》也说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
公元201年左右，曹操第一次征辟司马懿，司马懿借口患麻风病推辞。
曹操甚至派人监视司马懿，看他是否装病。
这场权力游戏中，司马懿成功避开了第一轮“征召”，但当曹操成为丞相，大权在握后，再次征召司马懿并威胁如不就职将强行收押，司马懿这才出山。
初期司马懿担任的并非重要实权职位，主要是跟随太子曹丕，兼任黄门侍郎、主簿等职。
司马懿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多次向曹操献策。
比如建议攻取蜀地、提出“且耕且守”的屯田策略、谏阻迁都并建议联合孙权攻打关羽等，都显示出他的战略眼光。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司马懿开始得到重用，被封为尚书、督军、御史中丞，安国乡候。
曹丕对司马懿极为信任，曾说：“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
曹丕去世前，对太子曹叡说“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三公包括司马懿、曹真和陈群。
司马懿在曹叡时期开始掌握军权，特别是231年曹真病亡后，司马懿接手帝国军权，在与诸葛亮的一系列军事对抗中展现了军事才能，官至太尉。
239年曹叡病亡，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
曹爽专权乱政，而司马懿则表现得格外低调。
249年，司马懿趁曹爽离开洛阳之机发动政变，打着太后的旗号控制洛阳，废除了曹爽。
这是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关键一步。
司马懿去世后，权力由其子司马师继承，再传至司马昭(就是那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主角)，最终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曹操和司马懿形象的变化，体现了不同时代集体记忆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变迁。
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寻求、构建符合自身时代价值观的历史叙事。
为什么现代影视创作会选择重新塑造司马懿的形象？
或许是长时间停留在《三国演义》式的三国叙事已经让观众感到索然无味，也许是信息时代带来的多元史观让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道德评判。
当我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印象”，打造符合现代审美的“英雄形象”时，长期被留白的司马懿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军师联盟》以司马懿为线索，让观众看到从三国到晋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曹魏就已埋下伏笔，历史的演进环环相扣。
这种尝试让我们的历史认知更加多元，层次也更加丰富。
在信息高度自由的今天，我们既可以逆流而上，敲碎层层的时光壁垒，寻找历史事物最初的模样；又可以直指本心，理解不同时期不同表达所蕴含的深意。
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被重新解读、重新塑造的活的记忆。
正如司马懿与曹操形象的千年变迁所揭示的：历史的面貌，往往取决于观看的角度。而这种多元解读的可能性，正是历史最迷人之处。
（本文参考《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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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史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