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只能感觉这远处吹来的夜哭声，有多么悲惋，多么惨清。她内心思念牛乳样甜而可爱的儿子有多么急切焦忧呢？这我可不能感觉了，我不能感觉，因为黑，寒，与哀怨，包围着我如外衣一样……
夜正凄凉，春雨一般的寒颤的幽静的小风，正吹着妇人哭子的哀调，送过河来，又带过河去。
黑色孵着一流徐缓的小溪，和水里影映着惨淡的晚云，与两三微弱的灯光。星月都沉醉在雪后。
我毫不经意地踱过了震动欲折的板桥，黑，寒，与哀怨，包围着我如外衣一样。
……
我只能感觉这远处吹来的夜哭声，有多么悲惋，多么惨清。她内心思念牛乳样甜而可爱的儿子有多么急切焦忧呢？这我可不能感觉了，我不能感觉，因为黑，寒，与哀怨，包围着我如外衣一样……
翻开一本薄薄的小书，头一页就有这样一段凄清哀婉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这本书名叫《夜哭》，上面这段文字就是开卷第一篇，题目也是《夜哭》。书的封面没印作者署名，翻开扉页才看到一个令我惊诧的名字：焦菊隐。
日本内山书店偶遇《夜哭》
焦菊隐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话剧导演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好多经典剧目，如《龙须沟》《茶馆》《关汉卿》《蔡文姬》《胆剑篇》《武则天》等，皆由他执导。他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本薄薄的散文诗集《夜哭》上面呢？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可能是个重名的作者。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把开宗立派的话剧导演焦菊隐，与眼前这本满是“小资情调”的散文诗集联系起来。然而，当我站立在书店的展柜边上，细细读完书中的三篇序言——一篇出自新月派诗人、翻译家于赓虞先生，另外两篇是作者本人所写——我便明晰地做出了判断：此焦就是彼焦。只不过，写下这本《夜哭》的，是年轻诗人焦菊隐。至于他变身为一个了不起的大导演，那已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与这本散文诗集偶遇于日本东京神田町的内山书店，时间是2019年6月30日。那天下着微雨，神田町书店街上人不多。我以前来神田町时，也曾造访这家书店，却与这里特设的“旧书部”失之交臂，原因是店家把“旧书部”安排在书店隔壁的一条小巷里，还要上到二楼才能找到。而我在匆忙间，忽略了一个指路的标识。这间“旧书部”汇集着大量的中文书籍，尤以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为其特色。这大抵与鲁迅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的友情有着直接关系。毕竟，很多中国读书人都是先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得知当年开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之名的。此番再访神田町，我是有备而来，早就做好攻略，必须要到内山书店总部来淘宝。
与鲁迅散文诗“双峰并峙”
我手上的这本《夜哭》，标明是北新书局1929年10月第四版，初版于1926年7月。也就是说，这本小书在三年间就加印了三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发现书中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写于1924年，焦菊隐出生于1905年，这表明他写这些文字时才19岁，正是青春躁动之时。该书出版时，他也不过21岁。难怪当时已经成名的沈从文在评论此书时说：“凡属于一个年轻的心所能感到的，凡属于一个年轻人的口所不能说出的，焦先生是比一般人皆为小心的把那些文字攫到，而又谨慎又天真的安置到诗歌中的。”
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善先生曾留意到，鲁迅先生的《野草》一向被视为中国的第一部散文诗集，是在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的。而焦菊隐的这本《夜哭》，假若也被定义为散文诗集的话，那就比鲁迅的《野草》早出版一年多。据此，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就把《夜哭》列为第一部了。不过，散文诗的首创者，依旧归于鲁迅，因为早在1919年8月至9月，鲁迅就以笔名“神飞”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发表总题《自言自语》的八篇散文诗。由此可以确认，鲁迅先生自然是位居中国散文诗的“鼻祖”，而焦菊隐的这本小书则位列散文诗集的首座——如此“双峰并峙”，这一册薄薄的小书，具有了改写现代新文学史的分量。
书前有于赓虞先生的序言，他对《夜哭》的评价是中肯的，他说：“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是能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自我’来。菊隐在这卷诗里，曾透出他温柔的情怀中所潜伏的沉毅的生力，曾闪耀出‘将来’的光辉，这是我们从哭声中所得的安慰。这卷诗中情思的缠绵与委婉，沉着与锐利，固已满足了我们最近的欲望；但用这种文体写诗，而且写得如此美丽深刻的，据我所知，在中华的诗园中，这是第一次的大收获。”从这段文字我们知道，即便在此书刚刚问世时，它“第一”的地位便得到了同道的认可。
鲜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记”
不过，在焦菊隐为《夜哭》再版和四版所写的两篇自叙中，他似乎已对自己作品中所显露出的那个“自我”，感到了不足乃至不满。在《再版自叙》中，他写道：“我的以往，是整天地呻吟着，我受着微小的压迫，已经不去反抗，终日呻吟，足见我的生命之肤浅与渺小；结果，我还是处在沉重压迫之下，而未稍有成绩。”在《四版自叙》中，他写得更加直白，他说：“这一集的诗，不能代表我整个的思想，只能代表我情感之极暂时的摇动。我不作革命的诗，因为那不能表现大众的人生。要看大众的人生，还须跑到社会去。”
这篇文字写于1929年7月1日，是在北平二中写的。我无法揣测焦菊隐是否就在那一刻，决定要“改弦更张”，弃文从艺。但至少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出他对彼时自己的不满足，更可看出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他不愿意空喊革命口号，他要表现大众的人生；而要看大众的人生“还须跑到社会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最终选择的表现大众人生的途径，就是话剧——看看他的《上海屋檐下》，看看他的《龙须沟》，看看他的《茶馆》……他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把如此鲜活的大众生活一一搬上了舞台，让下层民众的声音在艺术殿堂上回响，而他的“自我”的呻吟，却很少在他的艺术作品中流露了。
于是，《夜哭》成为焦菊隐一个鲜明而深刻的“青春印记”，长留在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艺术长廊中。岁月烟尘，将其遮蔽了近百年，现在该是重新将其擦拭出来，让今天的人们——准确地说是让今天的焦菊隐的几代观众们——重新感受到一位伟大导演的青春心路和小书的文学魅力了。
焦菊隐是我的天津老乡，而这本散文诗集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注明是写于天津。前辈乡贤的故纸，流落到异国他乡，如今又与我偶然相遇，这当中隐含着多少曲折幻合，恐怕谁都说不清了。这，不就是书缘吗？焉能不珍惜？巧的是，就在《夜哭》的旁边，还摆放着一本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名剧《三姊妹》，由香港中流出版社于1957年印行。一本散文诗集和一本戏剧译著适成“焦氏双璧”，我与这位乡贤的书缘何其深也。
来源：子清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