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有个叫杜凤治的官员，从 1866 年到 1880 年在广东当了 14 年知县，写了 370 万字日记，把士绅那点事儿全抖搂出来了 —— 这帮人怎么靠功名和宗族在基层扎根，晚清官场又怎么离不开他们，答案都在这本比小说还精彩的笔记里。

读明清史绕不开士绅，但士绅到底是啥？为啥他们能在乡下呼风唤雨？

晚清有个叫杜凤治的官员，从 1866 年到 1880 年在广东当了 14 年知县，写了 370 万字日记，把士绅那点事儿全抖搂出来了 —— 这帮人怎么靠功名和宗族在基层扎根，晚清官场又怎么离不开他们，答案都在这本比小说还精彩的笔记里。

壹

同治七年，杜凤治在四会沙塘乡查坟地纠纷，刚下轿就被四五十人围着下跪 —— 为首的自称 “绅士”，可仔细一看，有人裤脚沾着泥，有人手里还攥着拾粪的竹筐。他在日记里吐槽：“近年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红匪闹后六七品功牌也多，都自以为绅士。”

这不是玩笑。清后期想当 “绅士”，门槛低到离谱。按规矩，童生捐监生要 108 两，县丞职衔 200 两，可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捐纳一再打折，“四两银可买一从九职衔”，十两银子就能混个监生名分，比买一头耕牛还便宜。更离谱的是保举：平定罗定州天地会时，“保五品者不下八九十名”，加上五品以下的，随便一个县就能冒出上百个 “官老爷”。

士绅本该是 “读书的体面人”，可到了晚清广东，早就成了大杂烩。有正途考上来的生员，比如广州府战前正途绅士超 7000 人；有花钱买的捐生，光咸丰年间几次 “助饷”，就冒出 11000 个捐监生；还有靠 “军功” 混的 —— 洪兵起事时，只要帮着官府守过村，就能混个六品功牌，转身就敢跟知县称 “晚生”。

杜凤治在罗定平塘墟见过更荒唐的：几个监生穿着打补丁的短褂，一打听才知道是 “耕田的”，老年监生陈其进说：“租种四五亩田，除了缴租不够吃，还得帮人做工糊口。” 还有个生员陈家驺，穿双破到露趾的方头靴，杜凤治猜 “是向戏班借的”。这些人顶着 “绅士” 名头，其实连肚子都填不饱，可在乡下，有这个名分就能当 “中间人”—— 帮人写状纸（前提是识字）、跟官老爷说上话，赚点碎银子。

贰

别以为都是 “绅士” 就平起平坐。杜凤治在潮阳催征时，就见了个荒唐场面：捐了五品同知的黄潜德，为了延迟缴族里的钱粮，给从九品的巡检下跪哭求。按说五品比九品高了好几级，可在实际交往里，“正途” 比 “捐纳” 金贵（后期），“有实职” 比 “虚衔” 硬气。

更关键的是，巡检是朝廷任命的 “实缺”，管着当地催征、治安，手里攥着真权力；黄潜德的五品同知是花钱买的虚衔，除了个名头啥用没有。他这一跪，跪的不是巡检本人，是巡检背后的国家权力—— 求朝廷网开一面，别逼宗族缴欠粮。

一般来说，上层士绅是真体面。比如在籍尚书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这些退休官员，总督见了都得客气。但上层士绅间也有区别，他们的体面，一半是功名给的，一半是宗族撑的。

最典型的就是南海西樵的康国器，当过广西布政使，回乡后还是公局局绅，可杜凤治想找他办乡局，有人说 “没用，他族小，乡人不听”。这才是广东士绅的关键：宗族势力才是硬通货。番禺沙湾的何姓绅士，既是公局局绅，又是宗族 “树本堂” 的族长，族里人多田多，说话就比县官还好使；反观康国器，官再大，族里人少，在乡下照样没分量。

中层士绅则是 “墙头草”，他们可能没做过官，但都是地方实力派。比如广宁举人陈应星，杜凤治说他 “当秀才时品就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三年就从寒士变富户，可县里有事还得靠他 —— 催征、调解纠纷，没这些 “地头蛇”，官老爷连村都进不去。

其实不光捐纳的士绅爱钻营，不少正途出身的举贡也没少干缺德事，杜凤治日记里就记过某举人 “借调解坟地纠纷，硬吞了两亩族田”，可见不管是考上来的还是买上来的，只要绑上宗族势力，都可能变成盘剥乡里的 “坐地虎”。还有拔贡何瑞图，地方志里说他 “饶智略”，杜凤治却在日记里标 “讼棍，时时上控”，可见这些人是 “又有用又麻烦”。

下层士绅就是 “凑数的”。捐个监生、买个从九职衔，在官面前连坐的资格都没有。杜凤治最恨这些人：“监生、八九品职员，往往尽情唾骂”，可骂归骂，还得用他们 —— 清朝识字率极低，乡下识字的更少，催粮、登记户口，全靠这些 “半吊子绅士”。有次他在合水墟见 12 个绅士，“无一略文秀之人，有蹋鞋者，类皆土俗不堪”，可还是得跟他们打交道，不然政务就停摆。

叁

杜凤治对士绅的态度，是典型的 “又爱又恨”。他骂广宁绅士 “只要有人送钱，就为出力”，骂欠粮的生员周森是 “坐地虎”，“不敢进城，怕被官抓了要如何便如何”，可转头他又得给绅士们送帖子，请他们帮着催征。为啥？因为清代县衙就那么几个人，想管全县的事，离了士绅根本玩不转。

士绅其实是 “乡太爷”。杜凤治每到一个乡镇，先见绅士，把催粮、缉盗的事交出去 —— 太平墟的 14 个绅士里，有武生、有例贡生，他们帮着挨家挨户催税，比衙役管用；遇到坟地纠纷、宗族械斗，也得靠绅士调解，不然能闹到县太爷头疼。

士绅也是官老爷的麻烦来源。捐纳的绅士爱钻空子，比如开头那个黄潜德，捐了五品同知就仗着身份欠着钱粮不缴，后来巡检“来真的”，他才下跪求饶；而正途的绅士更麻烦，比如举人陈应星，动不动就上告，给杜凤治添堵。

更头疼的是士绅有武力 —— 香山、顺德的绅士，早就组建了乡勇，有炮台、有巡船，鸦片战争时还能打仗，到了晚清，这些武装成了 “私兵”，县官想管还管不了（1843 年香山士绅捐建炮台 30 余座，乡勇千人，《香山县志》有明确记载）。

官员们是怎么看待士绅的呢？总督瑞麟跟杜凤治说 “广东绅士不爱脸，见利忘义”，按察使蒋超伯也说 “广东风俗重利，正途绅士也不免”，杜凤治的看法也差不多，可转头他还是得给绅士送节礼，请他们帮忙。没办法，制度设计就有漏洞，清代官员是离不开士绅的，只能靠这些 “中间层” 补，哪怕这些人不咋地。

肆

为啥广东士绅会这么杂、这么滥？根本是清代的 “卖官依赖”—— 乾隆时期，为了应付战争，清朝就多次公开卖官，只不过当时还不算泛滥。太平天国后，朝廷缺钱，更是捐例大开，军功保举泛滥，把 “绅士” 的含金量彻底搞没了。

朱元璋当年虽然定 “士农工商”，但其实是想靠里甲、粮长直接管基层，而非依赖读书人；但到了明中期明中期后里甲制崩溃、粮长逃亡，官府无力直接管基层，才不得不依赖士绅。而清朝直接沿袭了明朝的政策，到了晚清，十两银子就能买个功名，这种情况自然进一步加剧。

太平天国

更要命的是，基层治理全靠士绅，却没给他们立规矩。清代 “皇权不下县”，县官靠士绅催粮、管治安，士绅靠县官背书捞好处，形成了 “官绅勾结” 的闭环。杜凤治想查欠粮的绅士，可一查发现 “坐地虎” 们在乡下有势力，抓了会闹乱子；想管士绅的武装，可香山绅士的炮台是自己捐的，县官根本插不上手。

最后说个细节：杜凤治再任广宁时，清查礼房舞弊，发现私报的 “耆民” 里，有一半是 “不识字的老农”。这“耆民”按《大清会典》规定，得是官府选拔读过书、年高德劭、“素行公正” 者担任的，主要职责是协助调解纠纷、传达政令、监督赋税征收，就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他在日记里叹：“名器至此，真不堪也！” 可叹归叹，他还是得认这些 “假耆民”。

这就是晚清的无奈：明清两代晚期其实掉进了同一个死循环 —— 朝廷管不了基层，只能靠文官集团、士绅宗族这些 “非正式力量” 补位；可这些力量又会反过来啃国家根基：文官拦着收工商税，士绅瞒报钱粮、兼并土地、私设武装，最后把王朝拖进 “改不了、管不住” 的泥潭，杜凤治日记里那些 “假耆民”“欠粮绅士”，不过是这个死循环里的小缩影罢了。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