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一项用20年时间搜寻中外史料,伏案创作的学术坚守。学者杨彦君的新作《731:医学的沦陷》,以战时日本医学伦理全面崩塌为主线,再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以下简称“731部队”)的肇建、扩张与覆亡历程,剖析了暴行背后的国家政治逻辑、社会制度症结与医学体制畸变。
这是一项用20年时间搜寻中外史料,伏案创作的学术坚守。学者杨彦君的新作《731:医学的沦陷》,以战时日本医学伦理全面崩塌为主线,再现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以下简称“731部队”)的肇建、扩张与覆亡历程,剖析了暴行背后的国家政治逻辑、社会制度症结与医学体制畸变。在铭记历史、回望真相的坐标上,该书传递出深刻审视:当医学挣脱伦理,比枪炮更为致命。
□明生
战时医学犯罪
731部队本名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自1933年初建到1945年灭亡,曾使用多个名称。一般来说,731部队通常代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本部及各支部,如今已成为日本战时医学犯罪的代名词。
医学犯罪,即医生与医学者以医疗为名实施的犯罪。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协助、命令、教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的计划及项目,在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显然都是医学犯罪。《731:医学的沦陷》所述的医学犯罪,特指战时日本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
杨彦君认为,这些人体实验,无论从受试对象来源,还是从实施目的和性质来看,均与医学界定义的人体实验有着本质差异。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是非法的,在实施犯罪的手段上,采用了医学的技术方法,可结果导致全部受试者被残害致死,是骇人听闻的医学犯罪、战争犯罪和反人道犯罪。
据美国馆藏的731部队人体实验报告,可以断定该部队采取直接口服、针剂注射和环境感染等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炭疽、鼻疽、鼠疫、伤寒、甲乙型副伤寒、细菌性痢疾和霍乱等人体实验,并在实验报告中记载了感染力、直接感染、免疫实验、喷洒实验、炸弹实验、意外感染、实验室感染、媒介物感染等详细数据。
731部队人体实验的主要目标昭然若揭。一是以生物战防御和攻击为目标,进行深层次观察,即把炭疽杆菌、鼻疽杆菌等作为生物制剂,通过呼吸系统和皮肤感染来观察感染路径并测定感染效果,进而做出攻击性生物制剂的优先选择。比如在《费尔报告》中,就记录了鼠疫、炭疽、伤寒、痢疾、霍乱的感染方式和感染效果等相关信息。二是进行传染病学、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等深度医学研究。从受试者选择、实验设计、病理解剖到报告最终完成,全部采取医学的技术手段。
1933年至1945年,日本公然违背《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准备和发动了大规模细菌战。作为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争的核心机构,731部队是细菌武器研究、制造和使用的军事基地,为细菌战进行了大规模室内实验和野外实验,征购和饲养大量黄鼠、白鼠、兔子等实验动物,培育了跳蚤、虱子、苍蝇、蚊子等传染媒介物,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鼻疽、结核病等数十种传染病展开大规模测试和研究。
吉林农安、大赉,浙江衢县、宁波,湖南常德,江西上饶、广丰、玉山,都是细菌战重灾区。例如,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成员驾驶飞机,在常德上空投下了谷麦、跳蚤、棉絮、纸片等物品,投掷地点集中在常德城区的鸡鸭巷、关庙街和东门一带,随后引发鼠疫大流行。1996年11月,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成立,这一民间组织主要由退休教师、医生、工人和受害者家属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了15000多份控诉材料,确定了第一批7643人的死亡名册。
日军的每一次细菌战,都导致疫病大流行,尸横遍野、万物萧条,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伤亡,严重危害了自然生态环境。
罪犯登堂入室
二战胜利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医学案件审判中,16名纳粹医生被裁定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决书》中写道:“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所有被告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主要参与、协助、命令、教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计划及项目。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
《731:医学的沦陷》指出,以上述纳粹德国医生为参照,那么731部队成员的医学犯罪,理应受到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指控,并据此追究战争责任。然而,历史并没有照此发展。战后,731部队整建制部队撤回日本本土,相关成员逃脱了A级、B级和C级战犯审判,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731部队的秘密,随着知情者的集体沉默而被掩盖下来。
让人气愤的是,他们不仅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日本高等院校和医药企业担任重要职务,有人担任大学校长、医学部长和协会会长,有人开设私人医院,创办医药公司、疫苗公司和医学研究所等。如内藤良一、北野政次、吉村寿人等,俨然是硕果累累、功成名就的医学名流,成为日本医学界的代表人物。
这与731部队性质有关。其中的高等军官,几乎全部为军医将校和高等技师,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等知名院校,拥有博士学位。这些接受过精英教育的“高材生”,在731部队任职期间,有经费充足、设施完备的工作条件,可以“毫无限制”和“完全自由”地开展各种大规模细菌实验、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从而取得异于常态的解剖技能、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他们利用各种实验数据,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成为日本医学界的重要“学术成绩”。
1955年之后,这些战争的罪人甚至公然成立了各种明目的战友会组织,定期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地集会。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记述了这一情况。1981年9月5日,“房友会”首次以731部队为名义召集战友集会,共有19人参加,当时请柬封面写着“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战友会第一次全国大会”的字样。直到如今,“守望”和“慰灵”731部队的身影仍时隐时现。80年过去了,现在日本还有人公开“祭奠”军国主义的“亡灵”,主动割断真实的历史记忆,这样的现状怎能不让人警惕?
发出中国声音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聂精保说:“每当思考、谈论和描写日本医学暴行及其战后处理这一话题时,我就感到受害者的灵魂正在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时至今日,如何回顾、反思和书写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医学与伦理、冲突与和解等重大问题,早已沉重地摆在东西方学者的面前。
《731:医学的沦陷》指出,以历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看,战时日本人体实验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既有日本举国战时体制下国家政治、社会制度和医学体制驱动力的因素,也有军国主义思想主导下,作为医者的个人主动迎合这种驱动力的因素,在“战争与医学交叉渗透”的时代环境下,这两种驱动力的内外结合最终导致了医学暴行的持续发生。
关于日本医生的医学暴行,海外学者从生命伦理层面,展开了极富成果的探讨,但较少触及日本医学暴行的犯罪本质。“实质而言,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意义上的实验范畴,受试者全部被残害致死即是明证。因此,战时日本的人体实验在性质上属于战争犯罪,只是在实施犯罪的手段上使用了医学的名义或医生的技术。”杨彦君指出。
正如日本学者小俣和一郎在《检证人体实验:731部队·纳粹医学》一书中写的那样:“如果脱离了731部队和纳粹医学这两个大的历史问题,任何见解都是空洞的。”如果没有将医学暴行定格在战争犯罪的前提下,而单单进行生命伦理反思是不够的。一些海外学者将何以发生医生大屠杀,归结于东亚的伦理价值。杨彦君认为,这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在伦理学对话开始之前,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医学暴行的战争犯罪性质。
近些年,围绕731部队问题,中国学界在人体实验、生物战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影响等宏观方面均有研究,并对生物战术、生物战剂、生物战理论、生物武器等微观问题也有所涉及,还展开了731部队遗址发掘、保护和申遗等应用研究。
杨彦君还谈到,提升历史叙事、文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恶魔的饱食》就是以纪实文学手法,向公众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各国对731部队的史证调查、学术研究和国际传播。关于731部队的历史记忆、历史认识、历史叙事,不仅需要历史学者的持续查证,也需要社会层面的认知、普及和推广。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