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甘孟：医药行业的“交棒”时刻

摘要：不仅在市场规模、技术创新、上下游生态、产业链建设等领域取得持续突破，其创业形式、商业范式、资本模式，伴随着宏观战略支撑权重加大、人工智能及其其它数智技术赋能、市场及经济发展时序流转等客观因素的推动，也开始加速迭代和裂变，甚至与过去的传统发展道路形成了愈发清晰的

历经数十年浩浩荡荡发展之后，中国医药行业早已今非昔比——

不仅在市场规模、技术创新、上下游生态、产业链建设等领域取得持续突破，其创业形式、商业范式、资本模式，伴随着宏观战略支撑权重加大、人工智能及其其它数智技术赋能、市场及经济发展时序流转等客观因素的推动，也开始加速迭代和裂变，甚至与过去的传统发展道路形成了愈发清晰的分水岭。

而与此同时，尽管上一代的医药人依然发挥着巨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但年轻世代已崭露头角——他们不但象征着行业发展的传承，也成为引导行业加速进化的重要旗手。

无论从行业自身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年轻领导者和新想法、新范式加速入局这些现象来观察，我们都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医药行业正在进入“交棒”时刻。

此时此刻，一位叫甘孟的90后“数字原生代”投资人和创业者，正迅速进入公众视野。而在此之前的短短数年间，其迥异众人的创业方式和出众的投资眼光，便已为人称道。近期，福布斯中国与这位医药行业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展开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对话。

前几年您参与投资创办值的医疗，您做出这一选择的考量是什么？希望通过这家公司解决什么问题或实现哪些目标？

甘孟：参与创办值的医疗，我是以投资人身份下场的。当年，我偶然遇到了值的医疗现有的核心技术团队，他们想让我投资参与创办针对特发性脊柱侧弯矫正的项目。

经过深入了解和市场调研，我们发现特发性脊柱侧弯基本上已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公共卫生问题。这种疾病多发于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女性，如不及时发现及时矫正，脊柱侧弯会导致人体姿态异常，空间定位可能出现差错，导致患者慢性疼痛、心肺功能受限、神经压迫和心理问题等危害，严重时会显著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目前，我国仅青少年中特发性脊柱侧弯的患病率就在2-3%左右（也有地区筛查出来的比例更高），青少年中存量患者已达到500万人，每年还新增数十万人，卫生管理部门已经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防治特发性脊柱侧弯本身就是利国利民而且有商业前景的事。经过近10年的投资历练，虽然任何投资都有周期性机会或者说阶段性机会，但从实业角度而言，我认为只有对人民和社会具有长周期价值的事业，才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尽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会调整目标，但只要想持久发展，我们就要首先站在社会利益角度。

然后，我们自己也详细调研了市场上现有针对脊柱侧弯矫正的方法、经营管理方式方法和发展现状，并且也查阅文献了解各种诊断和防治方法及其优缺点。最终，我们认可了值的医疗现有核心技术团队的康复理念、技术手段和治疗效果。由此，我决定亲自下场，与技术团队一起创办了值的医疗。总结起来就是，我认可了特发性脊柱侧弯矫正利国利民，认可了其商业前景，也认可了技术团队。

值的医疗现在的康复体系，服务质量和治疗效果都很不错，有些类型患者的治疗效果已经突破了临床和文献披露的数据，比如对成年人、对Cobb角超过45°的患者，都实现了非常好的矫正效果。因此，我对值的医疗是很有信心的。但仅仅依靠纯民营企业人对人的线下康复服务，效率有限。既然有这么好的矫正效果，我就希望能扩散出去，目前通过我们正在研发的医疗产品形式，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如诸多公立医院，去更高效地服务好大江南北的侧弯人群。

作为钜诚资本董事长，您以投资人的身份创业，这一模式相比实业创业或技术型创业，有哪些优势和挑战？路径背后的思考有哪些不同？

甘孟：投资也好，实业创业也好，只要我们作为重要决策者深度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而且想把这份事业做长做久，本质上都要求我们成为相应领域的专家，都要求我们投入大量时间持续学习和实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区别。

在国内很多传统认知里，投资人角色容易被贴标签为高大上的投机者。在二级市场里，投资人一般是财务投资为目的，投资周期并没有严格限制或者行业特点限制。而且，二级市场流动性比较大，投资人实际上进可攻退可守的选择余地很大。从这个角度而言，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远低于一级市场的投资风险。

在一级市场，投资人和实业创业者有时候会被对立起来。现实操作中，的确存在很多投资人和被投资企业或被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创始股东之间对赌的情况，这本来是投资人的一种风险控制措施，但不合理的对赌常常是把双刃剑。真实情况是，很多技术驱动型的早期创业企业，实际发展速度会低于给投资人承诺的预期。企业的发展从来就很难一帆风顺，有的企业可能只是面临阶段性的外部冲击从而发展受阻，一旦趟过这道坎，就有机会重新迈入快速发展通道。但这个时候，有的投资人可能会严格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执行相应的条款，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投资人的预期收益无法取得，甚至还会亏掉大量本金，最终两败俱伤。

理论上，投资人的选择机会比实业创业者多得多，因为投资人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对不同方向、不同阶段、不同项目之间自由分散选择投资金额和投入的精力比重。而实业创业者往往只能带着企业一路走下去。在信息高度透明、人口和经济结构转势、竞争十分激烈的当今时代，实体企业不进则退，甚至不进则倒闭。

但是我认为，投资人也应当具有创业者心态，创业者也要有投资思维，二者不应该存在完全对立的关系。从更高视角看，二者的关系应当是统一的。二者投入的资源类型不同，前者以投入资金为主，后者以投入时间、人力、智力、知识产权等为主，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别投入了不同类型的资源，本质上都是投资决策行为。

在商业世界里，供需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底层驱动因素，但满足需要和需求的技术、产品、服务等解决方案的开发过程，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投资人应当对此充分了解、理解，尽量避免杀鸡取卵行为。创业者也要站在投资人角度，理解投资人对机会成本和风险控制的一些要求，一定要有节奏地匹配好资金、人才、时间与商业机会的窗口期，不能违背技术和市场规律。

投资人见过的商业模式一般比较多，见过的失败案例会更多。因此，经验丰富的投资人，可以从战略、市场信息和市场订单、人才储备、合规性、资本运作等方面，支持被投企业的发展，帮助被投资企业避免更多的重大决策错误。投资人下场创业，对比大多无投资经验的创业者和纯技术类创业者，对企业现金流的关注度会更高，更加关注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变现能力，对企业长期的资本战略和资源整合的优势，也会比较明显。

投资人创业，面临的关键挑战是身份角色的转换困难和极限心理压力考验。

投资人不下场，站在岸上看创业企业，他就是评判者，可以对创业企业指指点点。只要不投资，即使他们的点评不专业、不客观，那也是没有风险的，也不会有多大的心理压力。但是，一旦投资人下场创业了，和科学家、工程师站在一起了，那他就必须转变角色，转变行为理念。经营管理企业，有时候如逆水行舟、百舸争流，看得见方向，但困难重重，不进则退，甚至一不小心沉入水底，中途甚至无法靠岸休息；也有时候如徒步在茫茫荒野，在缺钱、缺人、缺少足够时间的情况下，很容易迷失方向，或者病急乱投医，做出错误决策；一旦方向性决策和赶路节奏延误，企业可能就会戴着镣铐前行，进一步加剧浪费有限的时间、资金和资源，陷入恶性循环。比如错过市场契机、错失政策窗口期、留不住人才。投资机构的团队人数一般比较少，整体素质相对较高，管理协调起来相对容易。此外，实体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或服务业企业，人员数量可能较多，素质参差不齐，管理难度相对较大。

实体创业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各种来自技术、市场、经营管理、资金、监管政策等多方面的极限压力，尤其当业绩不达预期，现金流吃紧时，企业决策者基本上都会经历困惑、彷徨、迷茫、失眠、焦虑乃至抑郁状态。许多时候除了寻找解决办法，可能无处倾诉，必须独自面对有些决策。投资人如果不下场，可以隔岸观火，一旦下场了，就得一起经历这些极限压力，而且只有扛过去，企业才能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缺乏投资思维的创业者，尤其是技术流人才创业时，往往陷入到把技术、产品做到极致的思维圈里，而忽略市场真实需求、忽略市场需求的周期、忽略企业经营现金流的重要性，而且容易轻视科研产品变成工程产品、工程产品变成商品的难度。这里面任何一个忽略和不重视，对企业而言，都是致命的。

当然，技术型的企业，核心研发人员对技术的前瞻性还是非常敏感，这一点是许多没有研发和工程背景的纯财务投资人比较欠缺的。

总的来说，财务投资人见过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很多，商业嗅觉、合规性和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财务投资人往往是阶段性陪伴，对企业更长远的考虑可能不会比创业团队更多，他们只要求在投资期内控制好风险就可以了。而且有一定财力的财务投资人往往分散投资到多个项目上，有时候不会过度关注某一个具体项目带来的收益率；缺乏研究、工程、市场或者产业背景的投资人，对财务指标的关注有时候过高，会有意无意忽视或较难理解技术攻坚、产品开发和市场推进的难度。投资人下场创业，可以为创业团队整合进来更多资本相关的资源，但需要转换角色，改变评判者心态，要充分沉下去，了解、理解技术、产品、市场、客户、员工等各方面的要素，毕竟企业运营是无数个细枝末节的持续改善推动起来的，站在岸上纸上谈兵，都不如真刀真枪干一仗的体验更深刻。

您在创业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比较侧重哪些方面？您如何理解当下的创业、企业经营？

甘孟：经营企业，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是我关注的终极指标。只有活着，才有机会。

创业是长期奋斗的过程，我们需要在长期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因此，首先要从宏观角度了解和推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产业发展方向、技术演进路径、市场需求变化、监管政策导向等，识别出高潜力赛道。然后要详细调研市场，鉴别出市场真需求及其对应的市场规模，以及市场竞争格局及其强度，深入分析用户的痛点、痒点、爽点，或者用户的功能价值、资产价值、情绪价值，充分挖掘出差异化竞争的价值点。

接着就要构建企业的竞争壁垒。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成本、供应链、技术、市场渠道等当成核心竞争壁垒。也有很多企业认为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这些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组织体系才是最底层的竞争壁垒。事情都是人做的，但只有优秀的组织体系，才能更好地留住、选出、培养、用好人才，提高人才的专业技能，增强人才做事的意愿。优秀的组织能力可以充分有效激发拥有优秀技能和资源的人组成有机协作体，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自组织和自适应地良性发展。

当前商业和社会环境处于VUCA时代，环境的动态性、不可预测性与复杂性远超传统经验范畴，对企业的战略制定、组织韧性和决策效率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因此，企业需要从“战略、组织、资源、决策”四个维度构建体系，提升企业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来说，战略层面要放弃完美规划，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先推出满足核心需求的简化版本的产品或服务更重要，以用户使用反馈促进迭代。组织层面要打破条块分割的职能管理，采取敏捷管理方式，建立起能快速响应自主协调的敏捷小组，培养T型人才，培养跨领域协作能力的人才，避免信息孤岛，快速协作与响应更重要。技术、渠道、供应商、资金等资源的配置一定要留有余地，避免“单一依赖”。现金流一定要预留充足。决策方面，一定要尽量依靠真实的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应对认知模糊性。这个地方和前面的“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不矛盾，而是统一的。VUCA时代，需要我们敏捷反应快速迭代锚定真正的不变量，即长期不变的核心价值。

您近年来频繁聚焦医药行业的原因是什么？您对医药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哪些判断？

甘孟：人类社会里，人是最终目的。生得好、活得久、老得慢、病得晚、临终不痛苦，就是理想的健康人生。但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躲过的必然经历，而生命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理想的健康人生。其中，生物医药是生命健康的基石和科技创新的前沿之一，其在治疗疾病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首先，医药行业直接关系到人类健康与生命质量，尤其是在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病高发的背景下，它是维持社会稳定运行的刚需，穿越周期的能力很强。第二，医药行业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产业之一，规模超万亿美元，产业链能直接创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能带动上下游如物流、化工、电子、材料等行业协同发展，是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第三，医药行业是AI、基因编辑、新材料等前言科技创新技术的试验田，也是少数兼具技术壁垒与市场粘性的领域。第四，近年来，我国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正在崛起，典型如ADC药物和相控阵CT，我们正在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之一。此外，国家出台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老龄化加剧、慢性病高发、全民健康意识显著提升，以及AI带来的研发范式重构机会，都是我近年来高度聚焦医疗领域的核心原因。

生物医药行业的长期趋势，我认为一定是朝着价值医疗和精准医疗方向发展的，就是要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精准地诊断、治疗、康复，并且总成本要得到合理控制。过去那种单纯为了疗效而不控制服务量和成本的做法，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正在面临来自支付压力的挑战。站在患者或者医疗健康服务使用者角度，除了安全和有效，他们还希望得到方便、低价的医疗产品与服务。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这就催生出如下特点的服务需求：微创乃至无创化、便携/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低成本、物联网化。从技术角度，人工智能将逐步深度渗透研发全链条，比如发现新靶点、发现或设计新的分子结构和新型材料、生产智能化，以及人工智能在影像与诊断、穿戴设备等领域的垂直应用等，都将掀起新的服务模式甚至重塑部分竞争格局；CGT治疗也开始迈入爆发期，一些过去难治愈甚至不可治愈的疾病，也将有望得到终生治愈，比如基因编辑药物治疗单基因疾病；先进制造技术跨界升级医药产品研发与生产，比如连续流工艺普及、3D打印技术制模等等。

作为年轻一代的新锐投资人，您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人在理念或风格上有哪些不同？您对目前的投资市场有哪些看法？

甘孟：作为数字原生代投资人，我的投资哲学建立在三个维度重构之上：

首先，拒绝“资产负债表崇拜”，更关注知识产权生态位。在生物医药领域，这意味着我们投资的不仅是管线资产，更是平台型技术背后的网络效应。

其次，践行“科研共创式投后”。传统资本往往止步于董事会席位，而我希望更进一步，组建产业和科学顾问网络，直接介入被投企业的科研路径规划。

最重要的是，我信奉“逆周期技术储备”。我相信真正的技术突破往往诞生于资本寒冬。

当前市场正处于范式迁移的前夜，估值体系正在分化，资金正从追逐热点转向深耕价值。传统“赌赛道”模式正在被“重构赛道”思维取代。在生物医药领域，我们特别关注两类机会：一是能打破反摩尔定律的技术，如AI制药、器官芯片等；二是实现治疗范式跃迁的平台，如基因细胞治疗、RNA疗法等。对技术拐点的预判能力与生态构建能力，将成为未来投资早期医疗企业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