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重庆农村长大,从乡村小学读到县城初中。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小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自卑的问题所困扰。比如我考到重庆市区的高中后,在我上台朗诵完一首诗后,老师却说:“这个普通话水平都有胆量上来读?”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口音的英语口语这些都是我被嘲笑的农村印记。
缺少父母陪伴、校园遭遇欺凌、贫困等这些生活中的风险因素,加上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源支持。在孩子身上外显为低自尊心、自残自伤、厌学、网络成瘾····
我在重庆农村长大,从乡村小学读到县城初中。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小孩,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自卑的问题所困扰。比如我考到重庆市区的高中后,在我上台朗诵完一首诗后,老师却说:“这个普通话水平都有胆量上来读?”不标准的普通话、带口音的英语口语这些都是我被嘲笑的农村印记。
或许因为这个因素,从2009年到北京读大学,到我2015年硕士毕业,再到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读博,我参与的很多社会实践以及2023年博士论文的选题关注的都是县乡儿童的心理问题。我发现,在互联网发达的当今,他们比我当时更早更直接地感受到和城市孩子的差距,会产生更严重的自卑感。
2019年起,我在广东、重庆、湖南、河南等省份展开正式调研,走访了一百多所县乡学校,收集了七八千个学生的调查问卷,也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学生,重点关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孩子的心理问题。
我发现,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表现在自卑、社交障碍、抑郁、厌学、自伤等等。最常见的一种是网络成瘾。我们看一个数据。2023年,我们团队对55所乡镇中小学的5017个学生开展了调研,在五年级学生中,47.87%的学生已经有轻度到重度的网络成瘾问题,网络成瘾的七年级学生更多,超过了50%。成瘾的背后,是孩子们缺失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家庭支撑的现实。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出现了很大问题,只能寄希望在网络上被看见、被尊重、被接纳。
我访谈的一个初一男孩,父母离婚,爸爸常年在外打工,能慷慨满足孩子一切物质需求,但对孩子的教育是打骂式。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抑郁焦虑孤独,在网络上寻求快乐,麻痹自己,一直想泡在网络世界里,后来直接不去上学了,老师带他去医院,才发现他早已经抑郁。孩子爸爸对抑郁症完全没有认知,觉得是儿子偷懒不想上学找的借口。为了惩罚儿子“说谎”,这位爸爸要求他每天傍晚放学后不能进家门,在院子外站到晚上11点。他最后彻底辍学了。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多种风险因素叠加,但有几个明确的诱发因素。
风险因素之一是家庭经济困难。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些孩子从小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有个留守的女孩,父母一年只回家一两次,带她去买夏天的裙子,她会小心翼翼地挑了一件最便宜的,希望为家庭减轻负担。
上初中后,有同学嘲笑她的穿着很“乡巴佬”。长时间的自卑缺爱,让她表现出抑郁焦虑的躯体化症状,她会失眠,突然一个人大哭,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乡村资源有限,没有渠道能给她提供专业帮助,她只好时不时找学校里的兼职心理老师聊聊天。
风险因素之二是家庭结构变化。比如留守或者离异。我调研的大部分省份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输出大省,父母外出打工的比例很高。我目前在重庆一个县城调研,这里的农村小学一个班里有70%左右的孩子都处于留守状态。学期初,老师让孩子们识别自己的情绪跟哪些事件有关系。老师拿起“开心”这个词时,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有各种开心的事,但他们伤心的事非常相似,就是爸爸妈妈过年没回家、或者过完年又出去打工了、还有爸爸妈妈离婚了,亲子分离和父母关系就是他们所有不开心的来源。
在访谈中,许多孩子展现出超出年龄的成熟懂事。才上二三年级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了赚钱养家才出去打工的,不会怪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但没人在身边关爱他们,他们内心经常孤立无助。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做问卷调查时,有道题是关于留守状态的,班级里两个五年级的孩子做到这题时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其中,对小学阶段的孩子而言,父母离异带来的心理伤害更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难理解爸爸妈妈离婚这件事,有的孩子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自己。有个三年级的女孩,妈妈外出打工后和爸爸离婚了,她觉得妈妈跑了,是因为不想照顾她,不爱她,她是个负担。
女孩陷入强烈的自责和内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想要割腕,还好被老师发现后及时制止。在乡村地区非常凸显的另一个风险因素是校园霸凌。霸凌会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创伤性记忆,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比起村子里的学校,镇上学校的霸凌现象更为突出。
撤点并校后,周边许多村的孩子都聚集到镇上一所学校,孩子们不像在村里上学时互相熟识,知根知底。镇上学校的人际关系更复杂一些,再加上学生数量多,一个班五六十人,一个年级十几个班,学校资源不足,管理较松散,就更容易滋生欺凌与暴力。
有个女孩小学时跟父母外出打工,初一下学期回到老家的镇中学读书。她回来之后发现班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同学会悄悄说她坏话,评价她的穿着长相,每天都感觉被人指指点点,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到了初三她陷入严重的抑郁状态,出现自残行为。
我见到她时她怯懦地低着头,不愿意抬眼直视我,说话声音很小,双手紧握在一起,是很戒备的状态,抗拒和人交流,聊天时一次只蹦出几个字。即使有她熟悉的心理老师在场,和她聊完四五个问题还是花了近两个小时。
这个女孩的经历是校园霸凌里典型的社交霸凌一一通过社会性的关系排斥一个人。对于初中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同伴关系,他们很在乎自己是否能融入群体,社交霸凌就把这块关系整个都剥夺去,伤害是巨大的。
校园霸凌属于学校层面应该解决的风险因素,但很多乡镇学校并没有能力建设一个零霸凌的校园环境。有所镇中心小学我去了三次,一进校门就感觉乱哄哄的,混乱无序,课间的走廊上有几个同学围着一个男生殴打,但并没有老师出来制止。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几个男孩拿着铁盘子铁碗就朝着同学拍过去,老师校长同在这个食堂吃饭,却没有阻止。现在很多老师对管教学生的方式和尺度摸不准,面对一群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的学生,老师也很无力,害怕介入同学矛盾后不小心就会被学生上告,导致自己担责,甚至丢了工作。
我们觉得这几所学校的老师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后来就习惯了。再加上许多乡村学校的老师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校园霸凌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深,如果真打出事,就让家长直接带回家。
如果说,城市儿童的痛苦主要来源于竞争压力,比如我们常说的“鸡娃”、“内卷”,在父母的高关注强管控之下,压力过多,把孩子压垮了,那么县乡的孩子很多是父母支持缺位、贫困压力等等保护性因素过少,没有托举住,孩子就下坠了。
在处理心理问题上,我们调研的很多老师自身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面对学生的重大心理问题手足无措。有个小学老师告诉我,班上有个学生想跳河,她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是不想帮这个孩子,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只好想尽办法不见这个学生,“躲得我太累了”。
来源:做只小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