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黄炎培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陈永松

摘要：提要：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全程参与旧政协会议，拒绝国民党的拉拢，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参与新政协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新政协会议”）举行，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黄炎培见证、推动了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

黄炎培

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

陈永松

提要：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全程参与旧政协会议，拒绝国民党的拉拢，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参与新政协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新政协会议”）举行，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黄炎培见证、推动了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的诞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2月，黄炎培与胡厥文等携眷在杭州超山宋梅下留影。

1945年，《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动内战，调集军队进犯解放区。在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下，蒋介石发起的对解放区的内战连连失利，同时，美国支持国共停战，这对国民党当局兑现召开政协会议的承诺形成了国际压力。最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俗称“旧政协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黄炎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被分在施政纲领这组。1月15日，黄炎培在施政纲领组发言时，针对国民党把政协说成“政治分赃”的谬论予以痛击，他指出参政是人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谁认为民众热心参与政治是“分赃”，谁就是根本不懂起码的民主常识，尤其是政府里的人，以此骂人，笑话闹得更大，因为这等于自己承认了所握的政权是赃物。从此国民党再也不敢吐出这一类的谩骂了。会议期间，黄炎培到怡园和美国特使马歇尔会晤，介绍民主建国会的国事主张；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届大会上对联合政府的攻击，予以严正的批驳；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还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把他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当场签名参加发起，为推动民主建国做了大量工作。

旧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历时22天后闭幕。旧政协会议确定了用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国内纠纷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这就决定了任何企图挑起内战的社会集团都将成为人民的公敌。旧政协还通过了民盟提出的宪法草案，对总统的权力有所限制，使一心要搞独裁的蒋介石受到束缚；在国大代表的产生问题上，同意由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共占全部国大代表名额的四分之一，以此取得表决权；在国府委员分配和整编军队的问题上，也达成一定妥协。因此，旧政协是以有利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而不利于国民党独裁专制而闭幕的，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

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迫使黄炎培丢掉了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自觉地向中共靠拢。

国民党一边大肆进攻解放军，一边把第三方人士代表请到南京，走马灯似的轮番来做工作，请黄炎培参加伪国大。先是陶希圣奉蒋介石命专程拜访，继而陈立夫、潘公展等都要求黄炎培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遭到他严正拒绝。

内战爆发之后，黄炎培对国民党极度失望。1946年10月12日，他的《日记》写着：“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廿九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至今日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吾决意不参加此项工作了。但民盟我是发起者之一，必不告退，亦不欲以上意公告，恐冷同人之心耳。”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纲领性说明，阐述了中共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1948年1月初，上海地下党把这份文件交给黄炎培。黄炎培读完后兴奋地说：“未读毛主席文告前，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读后始觉释然。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大了，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他决定把毛泽东的报告秘密付印，发给民建和中华职教社的成员学习，同时利用转载方式，在《国讯》上宣传中共的主张。这意味着黄炎培开始自觉地靠拢共产党。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口号”），并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五一口号”发表后，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5月12日，驻香港民盟总部领导人沈钧儒委托从香港回上海的盛康年，带信给张澜、黄炎培，介绍了民盟和在港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底，黄炎培等人一起向沈钧儒、章伯钧去电，对民盟中央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之唯一途径”“盼中共及民主党派今后能以更简单明了的方式加强此种号召。”

1948年5月23日晚，民建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会议“赞成‘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这个决议，是民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和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复电，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为确保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安全、及时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央派往香港的同志具体负责，华北局和东北局密切配合，前后持续将近一年，大致分北线和南线分批次邀请、护送和迎接。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南线主要是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该路线人数最多，也最艰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最终分四批成功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民建代表是南线第三批到达。

1949年12月4日晚上，黄炎培会商杨卫玉、胡厥文、盛丕华，推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代表民建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当天，黄炎培在日记中就推荐民建代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一事写道：“夜，共卫玉、厥文、丕华上元会谈，民建推章、孙、施代。”

1949年2月2日，黄炎培到中华职教社与杨卫玉、王艮仲等商定了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的大计。2月12日，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又同杨卫玉、王艮仲细商了行程的具体安排。2月14日，黄炎培夫妇在王艮仲和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按照预先安排乘船赴香港。到香港后，黄炎培同各民主党派驻港领导人和中共代表进行了多次商谈，之后从香港北上，到天津略事停留后，于3月25日辗转抵达北平。到北平之后，黄炎培一行受到了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等人的热烈欢迎。黄炎培奔赴解放区的行动表示民建和中华职教社已经公开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在中南海举行，黄炎培代表民建出席。政协筹备会从6月15日至9月初结束，历时三个多月，黄炎培任第四小组副组长，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筹备会确定了参加政协的45个单位，585名代表，77名候补代表，共662名代表。662名代表中，中共党员约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约26%，民主党派约30%。新政协的阵容，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保证了国家新民主主义的前进方向。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从9月21日至30日，黄炎培全程参与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之一，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代表民主建国会发言，表示深切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