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文史丨黄炎培：爱国民主人士建言献策的典范

摘要：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毕生以爱国救国为己任，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呐喊疾呼、秉笔直书。他以建言推动中国近现代民主进程，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建言的典范，为新时代民主人士助推中国式民主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毕生以爱国救国为己任，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呐喊疾呼、秉笔直书。他以建言推动中国近现代民主进程，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建言的典范，为新时代民主人士助推中国式民主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

黄炎培在新政协会议上发言

唤醒民众

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腐败，列强瓜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仁人志士风起云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黄炎培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心中播下了爱国救国的种子。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年少的黄炎培以极其沉痛的刺激，他悲愤至极，说“国家观念，遂占领吾方寸的主要部分”，从此开始涉猎古今中外强国兴邦的学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1899年春，黄炎培去松江参加府试，考取了秀才。1901年，黄炎培考入南洋公学特班，选读外文科，受教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蔡元培是首任特班中文总教习，黄炎培是蔡元培的第一批特班学生。蔡元培向学生们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这些固然可以靠文字，但民众识字的少，如能用语言，效用更广。你们大家练习演说罢！”受到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黄炎培认定“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遂回到故乡川沙办学，从此开启教育救国之路。他一边办学，一边牢记恩师蔡元培勉励同学们“唤醒民众”的话，每周公开演说，说“国家前途的危险，外国侵略我的凶狠”，听者人山人海。1903年，黄炎培应邀去南汇县新场镇演讲，他在演讲中痛陈国家危亡、政府昏聩，被南汇县知县以乱党罪逮捕入狱。两江总督电令就地正法，美国人上海总牧师步惠廉等人力保黄炎培出狱，始得脱险避走日本。

1904年，黄炎培回国。后来，黄炎培受杨斯盛委托，选址浦东六里桥白莲泾畔，购地40亩，筹办浦东中学。黄炎培一边办学，一边授课。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蔡元培被指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9月初，蔡元培召黄炎培到家里，黄炎培面对蔡元培表示：“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并庄严地举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此，黄炎培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一员，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革命党人，终其一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09年，江苏省成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黄炎培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及常驻议员。1911年9月15日，在江苏苏、常、松、镇、太五属人民代表会议上，黄炎培被推为代表，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等黄炎培到达苏州后，程德全已经宣布独立，黄炎培被留下来参加新政府的办公，参与起草新官制。新政府成立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逐渐败露，辛亥革命趋于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卸脱政权，闭门写《孙文学说》，稿才及半，召黄炎培去对谈，说：“为了唤醒民众，发挥‘为什么革命及怎么革命的道理’，写这本书，愿向先生请教。因我不长于写文章，这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须斟酌的，请你动笔。”黄炎培毫不客气地照办了。《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同时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孙文学说》是黄炎培在政治上参与的一次重要立言。

青年时期，黄炎培以救国为己任，创办川沙小学、浦东中学，担任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以教育建言唤醒民众；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担任上海同盟会干事、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参与政治立言，反对封建专制，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向前发展。

首倡职教

1914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步伐的加快，人们的希望破灭了，2月，黄炎培愤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因黄炎培在江苏办教育颇有影响，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辞不就。后来蒋介石南京政府邀请黄炎培到政府就职，他亦未答应。黄炎培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弟对职业教育，确信为能解决人类间种种问题之最扼要办法。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而致力于教育救国、积极抗战。

1913年8月，在江苏省教育司任职期间，黄炎培写成《学校教育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一时间影响甚大，赞成和反对者蜂起，日报和月刊转载者颇多。文章提出，要真正振兴教育，必须将教育与各地的实际结合，使之能有效地服务社会。从此，黄炎培开始探索在中小学推行实用主义教育。

1914年，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后，开始专门从事民间教育事业。从1914年至1917年，黄炎培用三年多的时间，通过在国内外的大量教育调研活动，对中国的教育出路问题进行探索。1914年，黄炎培先后到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等省考察教育状况，更加坚定了其改革教育的决心。国内考察完毕后，1915年，黄炎培应邀随农商部组织的旅美实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三个月，通过考察，他认识到“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1917年，为了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方案，黄炎培等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1931年4月，黄炎培从日本考察回国途中，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中国用兵。5月29日，黄炎培到南京，将日本积极备战、蓄意侵华的意图面呈蒋介石及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蒋介石漫不经心，王正廷则大加讥笑。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7日，黄炎培代表抗日救国研究会，面见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12月23日，国难日甚，黄炎培创刊《救国通讯》，不定期、不收费。1932年1月13日，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复进犯锦州。黄炎培等60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国民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张“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1月28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4月，黄炎培和史量才等组织“国难会”，并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及拒绝实施宪政。1936年5月16日，黄炎培等人以上海文化界名义电请蒋介石，速定对外方针，团结各方，一致御侮。

中年阶段，黄炎培秉承职教救国的理念，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为职业教育立言；抗战爆发后，积极抗战，宣传抗战，建言反帝、反封建，拥护宪政，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进一步向前发展。

抗战救亡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黄炎培“职教救国”的理想破灭，他认识到“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抗战全面爆发后，黄炎培义无反顾、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当中，“十四年来的心力，徒为抗敌救国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国防参议会成立，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同时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8月底，黄炎培和梁漱溟、江问渔、晏阳初面见蒋介石，请求发动群众参加抗战。11月，淞沪会战失败，黄炎培离开上海开赴武汉。12月22日，黄炎培偕同杨卫玉建言湘省主席张治中，遇事应处以公正，不便因党派不同有所偏袒，并力陈既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1938年2月13日，黄炎培在汉口与汪精卫长谈，论及广东时局及国共关系问题，建议国民党开放政权。

1937年12月下旬，黄炎培在从武汉撤往长沙的途中读到毛泽东自传和毛泽东论中日战争的文章，十分敬佩，暗自下决心要与共产党取得联系。1938年5月19日，黄炎培应邀到武汉生活书店演讲，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并陆续认识了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同年8月，黄炎培邀请周恩来在《国讯》上撰写抗战文章。周恩来收到邀请后，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国讯》分三次连载刊行。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青年星期讲座”进行《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主题演讲。

1942年3月初，全国抗战局势处于全面抗战以来最紧张的时期。从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为了挽救国族危亡、唤醒民众，黄炎培在成都金陵大学以“中华复兴”为主题作了10次演讲，对抗战局势，中国、日本和亚洲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我国积弱的国情、社会病灶，预测了未来战争的走向，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周期率”，号召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以死抗战，在对日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抗战胜利前夕，和平建国的呼声高涨，然而国共谈判却一度陷于停顿。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提出建立联合政府。黄炎培读到了《论联合政府》，很想为国共谈判作一些推动。5月，黄炎培联合11名参政员向蒋介石建议，敦请中共恢复国共和谈。蒋介石同意电邀中共进行商谈。6月18日，中共中央电复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6月27日，7名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决定访问延安，定于7月1日成行。

7月1日到7月6日，黄炎培等6名参政员参观了延安，对边区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了考察，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其间，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周期率”谈话。黄炎培问：“如何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参议员回渝后，8月14日、2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渝未果。8月21日，国民党邵力子、张群和王世杰宴请访问延安的6位国民党参政员，征询他们对国共和谈的意见。黄炎培知道这是蒋介石诿过的手法，便说：“蒋主席仅发邀毛来渝，虽见恳切，尚不够。必须在日本签和约后立办数事：言论解放了，身体自由了，特务取消了，政治犯释放了，各党承认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会议，抗战之初数度邀集会议会谈，今结束了，胜利了，难道不应有一度召集。况国防最高委员会非政组不可，抗战建国纲领非重订不可，何不自动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无所表示，大好机会又逸去矣。”在黄炎培的力促之下，蒋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

8月28日，在蒋介石连续三番电报邀请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拉开了重庆谈判的大幕。9月14日、25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两次向民盟领导人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听取民盟领导人的意见。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写进“双十协定”。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黄炎培参与创建民盟、民建，以建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政议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5日，70多岁高龄的黄炎培欣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和财经委员会委员。黄炎培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为推动国家建设、资本主义社会化改造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建言资政。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炎培提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化私为公”的新方向，建议把职教社所办的各种事业和学校“依其必要和可能，归之于公家”“它的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业教育研究者研究总机构，隶属于人民政府全国教育行政系统之下”。从1951年到1956年，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等社办事业和学校相继归公。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黄炎培收到不少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的信件，说“斗争过火了”。为深入了解情况，他主动下乡考察。半个月后，他撰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回京后送呈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也指出了其中出现的一些过火的做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纳了黄炎培的诤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处境危急，朝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作战。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正式出兵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为慎重起见，他们决定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征求意见的通知发出后，黄炎培便登门造访。黄炎培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名不正这个仗就打不好，所以对这个问题要认真考虑。”周恩来表示初拟的名字是“支援军”，黄炎培说：“‘支援军’，顾名思义，是派遣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当然是国家。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向美国宣战？”毛泽东随手拿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了“志愿”。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在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因而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黄炎培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报告，讲清政策。毛泽东阅信后，特地约黄炎培晤谈，对“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作出了重要指示，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1955年10月，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后黄炎培写信说，愿意“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回信嘉勉他，并指示工商界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黄炎培立刻在民建中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推动民族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