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半个世纪后的握手与王文正老人相识是为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王文正当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审判的全过程。采访中我还了解到，1955年他竟然还担任过震惊中外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审

半个世纪后的握手

与王文正老人相识是为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王文正当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审判的全过程。采访中我还了解到，1955年他竟然还担任过震惊中外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审讯员，于是我再次对他进行采访，并出版了另一本书《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2009年夏秋之际的一天，我从上海郊外乘地铁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一家医院，轻轻地推开病房门，躺在病床上的王文正老人看见了我，高兴地站起来将我让到他的床前。

坐下后，老人告诉我一个令我没有想到的消息，他说：“我看见尚丁了。”我感到很吃惊，问：“真的呀?”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地说：“真的，同我住在同一层楼的病房里。”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也存这层楼里住院的?”老人说：“我在无意间翻看这个楼层的病人登记本发现的，这真是太巧了，他看了我们写的书，感到很高兴，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他。”于是，王文正下床，引我一同去见尚丁。

尚丁的病房就在王文正病房的斜对面。推门进去后看见一位老人躺在那里，病情很重，喘气都有些困难。他看见我们就动了动身子想坐起来，我们急忙过去请他躺好。

这就是我在《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中所写到的“军统特务”、“胡风分子”尚丁。王文正拿出一本《我所亲历的胡风案》展现在尚丁面前，并用手指了指我，向他介绍。尚丁听后眼睛一下子闪出光亮，向我点点头，十分吃力地说，谢谢你!然后伸出手来跟王文正和我握手。

我看见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两位老人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后的第二次握手。尚丁夫人孙文芝站在旁边，看着两位老人亲热的样子，眼里含着泪水，感动地说：“想不到尚丁与王老在这里见面了，直到看你们写的那本书后才知道，要不是王老，说不定我们现在早成了冤鬼，就不可能见面了。”

尚丁曾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秘书。1955年他在“胡风集团”案中被莫名地牵涉，如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差一点被定成了“军统特务”和“胡风分子”。而王文正正是当年这件案子的审讯员，曾调查过被关押在他办公楼下牢狱里的尚丁的有关情况，两个人也面对面进行过“斗争”。

王文正接手尚丁索

1955年6月到9月，整整一个夏天，作为被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派来担任“胡风集团”案审讯员的王文正，一直都在同“胡风集团”中的“少帅”张中晓打交道，审讯室成了他们交锋的“战场”，两个人经常都被折腾得满头大汗。

10月的一天早晨，王文正刚走进办公室，公安部新派来负责“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宋若侠便找他谈话，让他将手中审讯张中晓的工作移交出去。宋若侠说：“公安局党组指示，另外给你换一个更重要的审讯对象。”王文正惊奇地问：“该不会是胡风吧，难道还有比张中晓更重要的‘胡风分子’?”宋若侠说：“是的，这个人比张中晓更重要，因为周恩来总理要亲自听取关于他的情况的汇报。”王文正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这个人是谁?”宋若侠说：“尚丁。”

尚丁当时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的一名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担任过黄炎培的秘书。王文正听了宋若侠的话以后简直有些想不通，心想：这位黄炎培老先生是怎么搞的，竟然让一个“胡风分子”钻到了自己的身边?他在感到工作责任重大的同时，也对此有些怀疑。因为就在前不久，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的是尚丁的夫人孙文芝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了朝鲜孤儿。这件事曾经轰动中国和朝鲜，国内立刻掀起了各行各业人民自动捐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热潮。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还满怀激情地给孙文芝回了信。王文正至今都保存着那份登载这则消息的《人民日报》……

王文正心想：有着这样一种隋怀的妻子，难道他的丈夫竟会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胡风分子”?王文正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宋若侠：“张中晓这么审了近三个月，一点问题也没有，证据就只是那几封写给胡风的信。这个尚丁，会不会搞错?”宋若侠听后说：“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看法，就连周恩来总理也对此表示怀疑。”王文正说：“既然是这样，那还审他干什么?”宋若侠说：“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早已将尚丁抓起来了。肃清‘胡风分子’，这是中央抓的大事，其重要意义我也不给你多讲了，这件事情是谁也不敢违抗的。周总理也没有说将他放了嘛，而是让我们要查清楚，最后向他报告。”

连周总理都没有说放人，王文正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不管有多少疑问，也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介入这件事情后才知道，在拘捕尚丁以后，孙文芝向黄炎培作了反映，黄炎培对此感到疑惑，就籽情况告诉了周恩来总理，并要求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不能让公安机关这么任意抓人。抓人得有证据，不能借清查“胡风分子”把好人也给抓起来，这样做对于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是不好的。

周总理一听黄炎培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要他告诉上海市公安局，必须迅速清查尚丁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不是特务都要向他报告。周总理亲自下了指示，公安部不敢怠慢，杨奇清立刻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必须重视此案，并指派一名政治可靠、为人正派的处级干部对此案进行审查预审，同时指令重庆、武汉方面，积极配合上海的调查，最后将调查、预审的情况如实向公安部报告。

审讯室的“交锋”

为什么要逮捕尚丁呢?尚丁被捕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怀疑他与胡风之间有联系，属于那种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胡风分子”。这是南尚丁所在的单位——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和市委宣传部提供的，他们认为尚丁有与胡风分子来往的可能。二是怀疑他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这个材料主要是在全同清查“胡风分子”的过程中，由公安部转到上海来的。

重庆市公安局在清查“胡风分子”中，对在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兰荪进行了提审，陈兰荪供出曾发展尚丁和曾卓为军统特务。尚丁还为解放前发生在重庆的“较场口事件”向军统特务陈兰荪提供过情报。重庆市公安局感到牵涉的问题重大，于是火速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接到报告后，将其材料转给这两个“军统特务”所在的上海和武汉市公安局，要求迅速查清。正因为如此，经有关领导批准，对尚丁实行逮捕。

尚丁被捕后被关在建国中路的“胡风专案”办公室楼下，在一楼紧靠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审讯的时候必须将他带到二楼的审讯室。王文正回忆，对尚丁的第一次审判是这样开始的：

尚丁被带了进来后，坐在王文正的对面，一言不发。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拘捕你吗?”
尚丁摇摇头。
问：“这是对你进行审讯，你为什么不说话，摇头是什么意思?”
尚丁说：“我对此不理解。”
问：“你认识胡风吗?”
答：“听说过，读过他的文章，别的不知道。”
问：“你到底认不认识?”
答：“可以说是不认识吧。”
问：“此话什么意思?”
答：“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就是见过这个人的思想，但不认识这个人。”
问：“你与胡风有过通信吗?”
答：“没有。”
问：“你能肯定。”
尚丁点点头：“这个没有问题。”
问：“这么说来，你与胡风根本就没有任何来往?”
尚丁肯定地说：“是的。”
王文正说：“那好，现在我们不谈你与胡风的事情了。我再问你，你与其他的‘胡风分子’有没有来往?”
尚丁显出一副不屑与其为伍的样子说：
“我从不与他们来往。”
问：“有何证据?”
答：“这还要什么证据，不来往就是不来往，你们可以去找那些人调查。”

这样审来审去，关于尚丁与“胡风集团”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从公安机关搜查的胡风及“胡风分子”之间的信件中，也没有发现有尚丁与他们来往的信件，《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里，也没有尚丁的名字。

经过三个月的审讯，王文正断定所谓尚丁是“胡风分子”的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搞出来的。于是，他向宋若侠作了汇报。宋若侠认为，既然这样，那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要弄清尚丁的“军统特务”问题。

王文正再次对尚丁进行审讯时，就换了另外的一个话题。问：“你解放前于过些什么工作?”一直被胡风关系审讯得有些昏头昏脑的尚丁，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感到很吃惊，他瞪着眼睛看着王文正，问：“怎么，提这个问题了?”王文正说：“就这个问题，你说吧!”

尚丁不愧是给黄炎培当过秘书的人，谈起这些来滔滔不绝。他谈了周恩来与黄炎培的关系，谈了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时的情况，其中有很多事都是鲜为人知的。正当尚丁说得兴奋之时，王文正问道：“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是怎么回事?”

尚丁说：“这件事情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在现场。”
王文正严肃地说：“你得说实话。”
尚丁肯定道：“我的确不知道。”

通过审讯，王文正感到尚丁是不是“军统特务”，在上海是搞不清楚的。他向宋若侠提出，必须到重庆亲自翻阅军统局留下的原始档案，并与军统局的特务陈兰荪接触，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审讯，特别是“较场口事件”的经过必须弄清楚，以取得更确切的证据。宋若侠向“胡风专案”的有关领导汇报后，同意王文正的意见，要王文正一个人前往重庆，公安部已给重庆有关方面打了招呼，他们会全力支持这个工作。

1956年2月，王文正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来到重庆后，向重庆方面的同志提出，首先查军统局留下的档案，然后再审讯陈兰荪。存放国民党时期档案的是一个靠近城郊的神秘地方。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时期的敌伪档案都集中在这里，严密加以保管，有专人警卫和管理。

当王文正第一次赶到这里的时候，不觉一下子惊住了!满以为这样的地方，来的人肯定极少，谁知这里早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各省、市公安机关清查“胡风分子”和“肃反”的介绍信，眼巴巴地等着。好在王文正来之前公安部打了招呼，并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专门交代，所以当他手持重庆市公安局所开的专门介绍信到这里时，负责档案的人给了他很大的方便，让他直接进入档案室，在里面寻找所需要的档案。

查了几天，没有查到由尚丁或曾卓为军统局提供的任何情报，最后只在军统局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表格，是用毛笔写的，上面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报表人是陈兰荪。并且表上写明，尚丁和曾卓是“运用员”，“报区件数”是“五件”，原有津贴是“四仟元”。据王文正对国民党特务组织所了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运用员”，是军统特务的一个外围组织，这些人还不是真正的军统特务，而是由军统特务的考察人运用一个时期，经报批准才能算真正的军统局的人。既然参加了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同时还提供了“五件”情报，那么对尚丁实行逮捕也应该是没有错的。

如果就此定案，也说得过去，汇报上去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得到陈兰荪这个特务的口供，王文正对此总还是不放心，只有通过他的口供，并与这份军统局的表格相一致，才能正式确定。于是，王文正下一步便开始审讯狡猾的特务陈兰荪。

审讯军统特务陈兰荪

陈兰荪是一个职业文化特务，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晚报》采访部主任。他以此为掩护，专门搜集上层进步人士活动的情况。

陈兰荪和一般的特务不同，由于他有一个记者的身份，因此不光与国民党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人物往来，特别是一些进步团体的报刊及文化界的人士。例如接替“胡风分子”彭柏山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石西民，在重庆办《新华日报》的时候，担任采访部主任，都曾与他打过交道。但这个特务分子为了谋害共产党的干部，经常会提供一些假情况。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曾对造反派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造成陆定一受到“四人帮”的无辜迫害。王文正告诉我说，在参加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担任审判员时，一听到这件事情，就断定陈兰荪提供的是假情况。有同志问他怎么可以确定是假情况，他说这个陈兰荪我早就与他打过交道，是一个极不老实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陈兰荪早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并被法院判刑15年，关押在重庆南岸一个山岗上的劳改队里。王文正告诉我说，他第一次提审陈兰荪是在一个早晨。这是一个年约35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一张圆圆的胖脸，整个身子显得胖墩墩的，他坐下后，用狡猾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王文正。王文正发现，他那一双眼睛里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阴险。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提审过陈兰荪的人不少，他什么样的审讯人员都见过，可以说是一个在监狱里“见多识广”的人。王文正初次审讯他是这样进行的：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陈兰荪。”
问：“你解放前做什么工作?”
答：“《重庆晚报》记者。”
问：“你的真实身份?”
陈兰荪不语，一双狡猾的眼睛看着王文正。
王文正提高了声音说：
“你为什么不回答?”
答：“你们都知道了。”

王文正首先必须打掉他的这种气焰，就厉声训斥道：“现在是在对你进行审讯，我要你如实回答!”
答：“国民党军统局特务。”
王文正见他已涉及到需要审讯的中心问题，就追问道：“你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经常与哪些人有来往?”
陈兰荪想了一会儿，看来是在猜测对方问话的含义，很久不肯回答。
王文正追问：“你不肯说吗?说明你还想与人民为敌，给你判15年是不是判少了?你如果这样顽固下去，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陈兰荪接着说了几个人的名字。经反复审讯，陈兰荪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这可以说明，尚丁和曾卓在陈兰荪所经历的特务生涯中，是很不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很可能没有与他一同参与过任何活动。

对于陈兰荪的审讯，完全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正当陈兰荪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王文正便将话题转到“较场口事件”上。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给公安部的材料，陈兰荪曾供认尚丁、曾卓向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弄清楚尚丁、曾卓“军统特务”问题的关键部分。

在不断追问下。陈兰荪谈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并说这件事情与他无关，开会的情报是中统局特务获得的，事情是中统局弄的，自己只是在旁边看热闹，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件事。王文正怕他耍滑头，就又一次追问：
“你敢为你讲的负责吗?要是我们查出有人给你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你认为该如何惩办你?”

这一问，不得不使陈兰荪思考。因为他摸不清对方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如实回答说：“我们军统的确没有让我介入这个事件，也没有人向我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我能为这些回答负责。如果有假，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罚。”

陈兰荪这么一回答，说明与原材料有了很大的出入，因为原材料说是陈兰荪供认说尚丁给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既然是提供过，为什么问来问去陈兰荪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呢?审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无法回避的事情。

第三次提审时，陈兰荪刚坐下，王文正就问：“尚丁这个人你接触过吗?”陈兰荪先是一惊，接着便说：“有过接触。尚丁是名人黄炎培的秘书，我以采访的方式去找过他，可是他很清高，不与我交谈问题，什么事情也未了解到。”

问：“你找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答：“发展他加入军统特务组织。”
问：“最后发展了吗?”
答：“他太清高，又不与我多谈事情，想要发展他参加但是却根本无法开口。”
王文正见他如此说，仍有些不放心，就继续追问：“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样了?”
答：“一直未谈成。”
问：“你是不是说，最后尚丁没有加入军统局?”
答：“是的。”

王文正接着就追问：“你为什么要将尚丁和曾卓造入军统局提供情报的运用员名单上?”
陈兰荪将头低了下去，小声地说：“那都是我假造的，主要是为了骗得那8000块钱的经费。”
问：“这些钱都被谁领了?”
陈兰荪答：“都被我领了，花光了。”
至此，有关尚丁、曾卓涉嫌“军统特务”之事已真相大白。

“较场口事件”是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干的，领头的特务头子名叫刘野樵。他通过中统特务的有关人员得到了这个情报，怕军统局抢在前面获得情报，采取行动，因此便组织中统局的特务在会议刚开始就展开行动。他们捣乱会场，行凶打人，造成血案。陈兰荪等军统局的人闻讯赶到时，只能站在外面看热闹。因此情报根本不可能是由尚丁提供给陈兰荪的。

尚丁被无罪释放

1956年5月，王文正开始着手将尚丁的预审和调查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向“胡风专案”办公室和上海市公安局党组汇报。

这时，公安部派来的宋若侠被调走，“胡风专案”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和市委宣传部杨学敏(后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方、杨二人同意王文正的意见，说要尽快向党组汇报。此时，原分管“胡风专案”的马敬铮副局长已调任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兼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党组决定由分管“潘扬专案”的公安局副局长卢伯明兼管“胡风专案”。请示后，卢伯明说，不要再汇报了，你们写个书面报告来审查。

王文正根据党组的意见，立刻找来审讯记录，并让负责审讯记录的张竹均协助整理外调的材料。报告写出来后，王文正又让张竹均重新抄了一份，送到局党组审批。

王文正告诉我，大概十多天后，他得到口头通知，同意释放尚丁，关于释放的工作，由他全权负责。翌日，王文正让张竹均将尚丁带到审讯室。尚丁进来后坐在对面，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

王文正问他：“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你近来的思想如何?”
尚丁说：“你们将我关了一年多了，也没有一个结果，我希望能早日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王文正说：“今天把你叫来，是明确告诉你，你既不是‘胡风分子’，也不是军统特务。‘胡风’问题是你单位搞错了，特务问题是陈兰荪诬陷你的。”
尚丁开始时有一点紧张，根本没有想到王文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惊得瞪着一双眼睛，将信将疑地看着面前这个曾多次审讯他的人。
王文正朝他点点头：“是的，这都是真的。”
尚丁仍不相信，问道：“我可以回家吗?”
王文正说：“明天就将你释放回家。”
尚丁问道：“真的吗?”
王文正说：“是的。党和政府是实事求是的，绝不能放过—个坏人，但也不能冤枉—个好人。”
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使尚丁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冤屈，眼眶里已盈出了泪水。

王文正说：
“你回去好好休息后再工作。这样吧，我马上通知你单位，明天上午开车来接你回家。”
尚丁昕后非常感动，连声道谢。
第二天，王文正和张竹均将尚丁送上来接他的汽车，大家打了一年多“交道”后，在这里以同志的方式第一次握手……

2009年9月，我再次来到病房看望王文正。他因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造成胸部和手部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看到我后，轻声地说，尚丁已于前几天走了。看得出来，王文正心里很难过。

几天后，我收到尚丁夫人孙文芝邮来的以她和子女的名义发出的信，后面附有尚丁生前所在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悼词。悼词高度赞扬了尚丁为民主革命运动和新闻出版业作出的贡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冒着生命危险，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他虽一度遇到坎坷，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