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否成为女性的枷锁——探讨性别平等

摘要：在社交网络上，“彩礼该不该退”“高价彩礼算不算卖女儿” 等话题总能掀起激烈讨论。有人视彩礼为传统仪式的温情延续，有人将其视为物化女性的糟粕残余。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征求意见时，女权活动家博主和她的团队收到了上万条来自普通女性的建议 ——

在社交网络上，“彩礼该不该退”“高价彩礼算不算卖女儿” 等话题总能掀起激烈讨论。有人视彩礼为传统仪式的温情延续，有人将其视为物化女性的糟粕残余。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彩礼纠纷司法解释征求意见时，女权活动家博主和她的团队收到了上万条来自普通女性的建议 —— 这场关于 “钱” 的争议，实则撕开了中国性别平等进程中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从农村到城市，从法律条文到家庭餐桌，彩礼早已不是简单的 “习俗”，而是父权制度、代际剥削与女性权益困境交织的社会寓言。

在 60 年代出生的博主记忆里，城市婚姻中的 “彩礼” 不过是象征意义的 “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而农村地区的彩礼也带着朴素的劳动力补偿意味。

“三转一响”

但进入 21 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性别失衡的加剧，彩礼逐渐异化为一场全民参与的 “价格竞赛”。2025 年数据显示，江西、福建等地的彩礼金额已突破 30 万元，部分农村家庭甚至需举债支付。

这种地域差异背后，是城乡性别观念与经济结构的双重撕裂 —— 在山东，90% 的已婚家庭涉及彩礼，而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彩礼比例却低于 40%，折射出阶级差异对婚姻市场的深刻影响。

彩礼

更令人窒息的是彩礼背后的权力逻辑。当法院将 “是否生育”“共同生活时长” 作为彩礼返还比例的判定标准时，女性的生育价值被明码标价：未生育的女性可能面临 90% 以上的返还压力，而生育过的女性最多只能保留 70%。博主的热线曾接到这样的案例：

一位农村女性因男方家庭无法支付彩礼，被迫以 “先孕逼婚” 的方式对抗家庭压力，最终却因孕期身体损伤被判定 “酌情少退”，沦为彩礼制度与生育剥削的双重受害者。

这种将女性身体视为 “履约工具” 的司法实践，让彩礼彻底沦为父权制度的帮凶。

面对司法解释对女性的隐性伤害，博主团队在 2023 年的意见征集中提出关键建议：明确彩礼是 “男方对女方家庭的给付”，而非 “对新娘个人的赠与”，并反对将 “孕育子女” 作为返还依据（因未出生胎儿的权益未被正视）。

最终，“孕育情况” 的表述被采纳，但 “给付对象” 的界定仍未突破传统框架 —— 这场看似微小的胜利，折射出制度变革的举步维艰。

彩礼配图

博主指出，彩礼争议的本质是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削。

当法律默认彩礼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了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财产交易”，而女性的主体地位被彻底消解。在农村，高价彩礼往往伴随着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的继承权剥夺；在城市，即便彩礼被返还给小家庭，也难逃 “男方家庭期待养儿防老”“女性被捆绑进夫家责任” 的隐性枷锁。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当社会将生育保障、养老责任全部寄托于婚姻，女性不得不通过接受彩礼来换取微薄的 “风险补偿”，却因此陷入 “用旧制度的糖衣包裹新压迫” 的困局。

彩礼配图

2024 年 2 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试图平衡这一矛盾，明确 “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 等返还考量因素。

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的情侣，法院判决不予返还彩礼。这一判决虽被视为进步，却仍未触及彩礼制度的根本 —— 当法律将女性的生育、家务劳动视为 “可折算的经济成本”，性别平等的理想依然遥不可及。

在与日本女权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博主提到一个关键观察：中国年轻女性面临的 “催婚催生” 压力，本质是独生子女政策与市场化转型共同制造的代际捆绑。当父母将女儿视为 “家庭财产的延续”，当社会将婚姻视为 “合法生育” 的唯一通道，女性的身体和人生选择被层层规训。

但破局的种子也在萌发：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用 “共居社区”“多元成家” 等模式重构亲密关系，如欧洲的女性养老社区、中国城市的 “闺蜜共居” 实验，这些实践试图剥离婚姻制度附加的生育、财产、养老等功能，还原亲密关系的情感本质。

网络彩礼配图

在英国伦敦，26 位银发奶奶耗时 18 年打造的 “New Ground 老年共居社区” 成为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样本。社区规定 “男人免进”，但允许恋人、子女短期探访，既保障了隐私又避免了传统家庭的束缚。

在中国南京，五位女孩发起的 “共居联盟” 则以更灵活的方式探索新型家庭模式：她们共同分摊房租、制定家务轮值表，甚至用女书文字装饰生活空间，将女性友谊转化为对抗孤独的力量。这些实践证明，性别平等的实现不仅需要制度变革，更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重构亲密关系的定义。

博主自己的经历便是一场温和的反抗。

面对 90 岁父母的 “催婚”，她用幽默打破僵局：“带个女朋友回来怎么样？” 这种看似玩笑的回应，实则是对异性恋婚姻霸权的解构。她强调，性别平等的实现需要 “制度改革” 与 “日常实践” 的双线作战 —— 既要推动反家暴法、继承权等法律的完善，也要在家庭沟通中践行平等理念，比如拒绝 “彩礼是女方家庭补偿” 的话术，将其转化为 “小家庭启动基金” 并明确夫妻共同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