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美国政坛围绕Antifa（反法西斯运动）的争议持续发酵。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Antifa是“病态、危险、激进的左派组织”，并明确希望将其标记为“恐怖组织”。

近年来，美国政坛围绕Antifa（反法西斯运动）的争议持续发酵。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态，称Antifa是“病态、危险、激进的左派组织”，并明确希望将其标记为“恐怖组织”。

这一言论引发美国社会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Antifa多次参与或煽动暴力事件，威胁社会秩序；反对者则质疑此举是否变相压制左翼声音，甚至触碰言论自由的边界。

为厘清争议核心，安全服务公司BowWave首席执行官、前联邦调查局（FBI）情报局官员约书亚・斯库尔从专业视角展开分析，其观点也成为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参考。

这场争议不仅关乎一个组织的定性，更折射出美国在松散极端组织监管、法律制度适配等方面的深层难题。

从起源来看，Antifa并非新生组织，但其影响力在近5年间显著提升。约书亚指出，Antifa的核心定位是“反建制运动”，成员多对美国现有社会结构、权力分配持批判态度，且立场明显左倾。这种“反建制”属性使其吸引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却也因部分极端行为陷入争议。

支持者眼中，Antifa的“危险性”有具体事件支撑：近年来美国多起街头冲突、公共设施破坏事件中，均有自称Antifa成员的人士参与，部分行为已超出和平抗议范畴，演变为暴力冲突。特朗普政府及右翼群体认为，这类行为符合“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特征，将其标记为“恐怖组织”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必要举措。

但反对声音同样有力。一方面，Antifa的“暴力行为”并非普遍现象，多数成员仍以和平抗议为主要方式，简单将整个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左翼群体担忧，此举可能成为政府压制左翼运动的工具——毕竟Antifa的左倾立场与特朗普政府的右翼倾向本就存在天然对立，“恐怖组织”的标签是否带有政治偏向，始终是争议焦点之一。

若要理解Antifa定性争议的难点，首先需正视其独特的组织形态——与传统极端组织不同，Antifa并非“结构化群体”，更像是一个“松散联盟”。

约书亚强调，Antifa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固定的成员名单，也不存在统一的指挥体系，成员多通过共同的意识形态（反法西斯、反建制）聚集，行动具有高度自发性。

这种结构给监管与调查带来了极大挑战。传统极端组织（如美国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新纳粹组织，或左翼的地球解放阵线、动物解放阵线）虽也有意识形态驱动，但具备相对清晰的等级制度、固定会议或成员联络方式。调查机构可通过追踪组织架构、会议记录、资金流向等，收集“共谋犯罪”的证据，进而对成员提起指控。

但Antifa的松散性打破了这一逻辑。由于缺乏固定组织框架，成员之间的联系多为临时、碎片化的，很难证明某起暴力事件是“有组织的共谋行为”。

约书亚以FBI的调查实践为例：即便发现个别Antifa成员参与暴力，也难以将其行为与“整个运动”绑定，更无法以“组织名义”提起恐怖主义相关指控。这种“个体行为难归责于组织”的困境，让特朗普政府的“恐怖组织”定性诉求，从执行层面就面临巨大障碍。

除了组织特性，美国法律制度的“空白”也让Antifa的定性陷入僵局。约书亚明确指出，美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国内恐怖主义法规，与针对“外国恐怖组织”的成熟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国法律，FBI有权对“外国恐怖组织”进行官方指定，并依据相关法规采取冻结资产、限制入境等措施；但对于“国内组织”，至今没有统一的“恐怖组织”认定标准与流程。

这一法律空白的根源，与美国《第一修正案》密切相关。该修正案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而“意识形态”本身属于受保护范畴——即便某一组织的意识形态被多数人视为“极端”或“令人厌恶”（如白人至上主义、激进左翼思想），只要未实际实施暴力或犯罪行为，就受法律保护。

约书亚解释，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止政府以“意识形态不合”为由压制公民权利，但也导致了“暴力行为与意识形态界限难分”的现实难题：当Antifa成员的行为从“言论抗议”升级为“暴力破坏”时，调查机构需逐一证明“个体行为与组织意识形态的关联性”，且需排除“单纯个人犯罪”的可能，举证难度极大。

更关键的是，若要将Antifa正式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必须先修改现有法律——这不仅需要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还需平衡“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的关系，而美国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早已存在，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因此，特朗普的“定性诉求”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而非可立即落地的政策。

Antifa的争议虽发生在美国，却折射出全球范围内“松散极端组织”的治理共性难题。从Antifa的案例来看，这类组织的核心挑战在于“三大矛盾”：一是“组织松散性”与“监管必要性”的矛盾，传统以“结构化组织”为目标的监管手段难以适用；二是“意识形态自由”与“暴力行为管控”的矛盾，如何避免“防极端”演变为“压自由”，考验制度设计的精细度；三是“政治立场”与“法律公正”的矛盾，当某一组织的意识形态与执政者的政治倾向对立时，如何确保“定性”不掺杂政治偏见，是对司法独立性的重大考验。

对其他国家而言，Antifa的案例也提供了两点启示：其一，针对松散极端组织，需建立“差异化监管”体系——不单纯依赖“组织定性”，而是聚焦“个体行为”，通过完善暴力犯罪、公共安全相关法律，对具体违法者依法追责，同时避免扩大化打击；其二，需强化“社会协同”治理，通过教育引导、社区干预等方式，减少极端意识形态的传播土壤，而非仅依赖执法手段。毕竟，松散组织的根基在于“意识形态认同”，若能从源头缓解社会分歧（如贫富差距、阶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极端行为的发生概率。

美国关于Antifa的争议，本质上是“社会分歧、制度局限、治理难题”的交织体现。Antifa是否为“恐怖组织”的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争议暴露出的“如何平衡自由与安全”“如何监管松散组织”“如何避免政治干预司法”等问题，值得所有国家深入思考。

在全球化时代，极端思想的传播更趋便捷，松散组织的治理也将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而“尊重法律、理性对话、多元包容”，或许才是破解难题的核心方向。

来源：脑瘤科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