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漱石被开除党籍，竟然与妻子和秘书的“举报”有关

摘要：陆璀191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31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校，同年考入东吴大学，一年后进入清华大学。当年苏州振华女校的学生，大多入了清华，如杨绛、何泽慧、彭子冈等，但的清华学习生涯，却与他人有所不同。她是清华的光荣与自豪，但也曾是被清华开除的学生。

陆璀作为百岁老人去世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自然也是一种身份的证明。但针对这位曾经的传奇人物，也仅是语焉未详，挂一漏万而已。

实际上，陆璀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更为重要的，她曾是饶漱石的夫人，两人生养过一个女儿。

“高饶事件”之后，陆璀离婚再嫁，丈夫是小她6岁的“和平诗人”朱子奇。

陆璀1914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31年毕业于苏州振华女校，同年考入东吴大学，一年后进入清华大学。当年苏州振华女校的学生，大多入了清华，如杨绛、何泽慧、彭子冈等，但的清华学习生涯，却与他人有所不同。她是清华的光荣与自豪，但也曾是被清华开除的学生。

为了配合纪念“一二·九”运动，2002年12月9日，央视播放了对陆璀的人物专访，她的名字和事迹再次被人们提及。

“一二·九”运动有两张经典照片，最早刊登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的封面和封底上，封面是一位女学生的半身像，她右手执简陋的大号话筒，左手捏一页纸正在激情演说；

封底则是从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一场景，她面前是人头攒动的群众，不远处是陡立的城墙、紧闭的城门。

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场景，就是1935年12月9日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高校的学生就地举行的群众大会，这位女学生就是陆璀，照片拍摄者署名万里。她的演讲形象，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种象征。

当年年仅21岁的陆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又来自清华名校。而《大众生活》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据说陆璀还在苏州振华读书时，出于对《生活周刊》的钦佩，就与韬奋先生有过书信往来，但韬奋先生收到照片后，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陆璀，只是觉得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就采用它作了封面，并且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

陆璀紧接着又组织参与了12月16日第二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她在示威活动中被捕。

这时一位美国记者就在现场，他目睹了这一切，并随即采访了陆璀，当天就向美国报纸发了一条独家新闻：“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位美国记者，就是后来写下《西行漫记》的名记者斯诺。

此后，陆璀为了躲避追捕，还曾在斯诺的居室避难有日。1936年9月，陆璀受全国学联派遣，远赴日内瓦出席首届世界青年大会，把中国学生的呼声带到了世界讲坛，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社任职，机缘巧合，结识了年长自己11岁的饶漱石，结为夫妇，并生下女儿陆兰沁。

1954年2月，中央召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1954年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据说，当时并无开除饶漱石党籍的计划，但据林蕴晖先生研究，饶漱石的秘书陈麒章与陆璀报告饶漱石发牢骚是风云突变的原因之一：1955年3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经多次修改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保留饶漱石党籍”的问题，有人不同意，刘少奇就此作了解释，认为这样处理比较有利。

3月19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毛泽东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即是指出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阴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说它是比较恰当些，也是合乎实际的。

最终，会议同意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中央委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月初，饶漱石在家听候处理。

左起：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有一天，他家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饶停职反省期间，他家的“红机子”未拆除），这本是中央机关三十九局（电话局）试打各户“红机子”，饶不知情，产生错觉，以为他的问题可能会很快解决，将恢复或分配工作，因而情绪激动，向其妻和陈麒章（饶的秘书，负责对饶管教）发牢骚说，中央还是相信他的，他没有反党……

陈麒章当时负有“每周写个‘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随即将饶的这一情况详细向中央报告。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饶妻陆璀也写了内容相似的报告交给杨尚昆。

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二人的书面汇报被作为会议资料散发给与会代表。

刚听过毛泽东讲“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闹翻案”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认定饶的活动已超过内部矛盾范围，属于敌我矛盾，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

一个是自己的妻子，一个是身边的秘书，这样的“材料”，再次证实了饶漱石的“不老实”。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逮捕饶漱石，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进行内查外调，多次审讯。

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此后，饶漱石的问题被长期搁置。

陆璀也只是在听到党内口头传达“高饶事件”之时，方才知道丈夫已经获罪。

陆璀请求探监，给丈夫捎点衣裳之类，未获允准。情急无奈，她只能黑夜里抱着小女儿哭，特别是听了内部传达以后，单位里的同事像躲避麻风病似地疏远她，似乎她也成了高饶反党集团的一分子了。但据资中筠的文章说，至少在1954年，陆璀仍旧可以出国，说明她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几年后，陆璀与饶漱石离婚，并与曾任任弼时秘书的朱子奇结婚。

1965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农场。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按照中央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享受国家行政十一级待遇，每月发生活费200元。

“文革”爆发，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1975年3月2日，患病已久的饶漱石在北京狱中去世，享年72岁。此前刘少奇死于1969年，而高岗则自杀于1954年，陈毅病逝于1972年。

据陆兰沁回忆，她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她的父亲和母亲被党组织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她寄养在出生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

1939年，饶漱石夫妇从美国奉调回国，本想取道巴黎把她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陆兰沁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10年之久。

直到1947年，陆璀又被派往巴黎的国际民主妇联工作，母女才得以相见。1949年，陆璀离开国际民主妇联，才将她带回中国。

左起：周恩来、陆兰沁、陆璀、邓颖超

陆兰沁回来后不久，饶漱石就开始抓紧对她的教育。他和陆璀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给女儿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为练习汉语的字帖。陆兰沁回忆自己的父亲：

“他似乎没有时间休息，也不会休息。有时看到母亲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见过他打打台球，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娱乐爱好。”

“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励志社住的那个套间条件很一般，而且在楼里位置比较靠后面，但作为华东局一把手的他，却住得心安理得。据母亲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巴黎工作时，父亲也是把正规的卧室让给其他同志住，而他们自己却住在一个很不方便的近乎是过道的空间里。”

“他对自己严格，对母亲特别对我更是如此。”

饶漱石对陆璀的要求也很严：

“记得我们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亲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我买了几个桔子。等到晚饭后她拿出来给我吃时，父亲看见了很不高兴。他批评母亲‘破坏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响’，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很紧张。花自己的钱买几个桔子吃都要受批评，这样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点不近人情了。”

1955年，陆璀受饶漱石牵连接受隔离审查；1956年到195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北京东城区文教部长；而在“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

“文革”前夕，陆兰沁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性地问她：“想不想见你父亲？”

她心里一怔，心想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她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

“如果他想见你呢？”

陆兰沁坚决回答：“也不见。”

一直到“文革”后，陆兰沁偶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饶漱石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看，正好是陆兰沁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

“文革”结束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陆兰沁看到了在“文革”中饶漱石为刘少奇所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从其中一条注释里，她才得知，饶漱石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狱中。

“一刹那，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那颗对父亲的亲情已几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强烈的刺骨的悲凉紧紧裹住而无法跳动，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有人说，“文革”期间，陆璀与饶漱石同在秦城监狱关押，两人出来放风相逢，两位吵架都用英语的夫妻，彼此已经互不认识了。

陆璀在20年前出版过《晨星集》一书，在《晨星集》中，关于1982年4月11日去拜见邓颖超，有着这样的记述：

“就座后，大姐就关心地询问我目前的工作处境，问了我几个‘为什么’。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容和关切的目光，我耳边又响起了她在一次电话中对我说的话：‘我是了解你的。你的一生真是坎坷不平，我很同情你！’

而今，在慈母般的大姐面前，我又怎能不打开我的心扉呢？于是，我们谈到了我还蒙受着的某种偏见、冤屈和不公正对待。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真使我毕生难忘和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