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树铮并非行伍出身，早年走的是传统的科举道路。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少时便才名远播，13岁时考中了秀才。若在太平盛世，他或许会沿着科举阶梯按部就班，最终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文官或地方绅士。
1925年12月29日，冯玉祥指使心腹鹿钟麟将徐树铮逮捕枪毙。鹿钟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敢执行命令，冯玉祥说：“天塌了有柱子接着，你怕什么。”
徐树铮并非行伍出身，早年走的是传统的科举道路。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年少时便才名远播，13岁时考中了秀才。若在太平盛世，他或许会沿着科举阶梯按部就班，最终成为一名饱读诗书的文官或地方绅士。
然而，他所处的时代，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国势阽危，传统的科举功名已无法满足有志青年的报国热情。徐树铮目睹国事日非，深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无力，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寻求一条更直接、更有效的救国强兵之路。
徐树铮最早投奔的是编练新军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但在面试过程中与老袁手下的观察使朱钟琪，因言语不和，起了冲突，被打发而去。
失意的徐树铮流落济南，整日借酒消愁。恰在此时，徐树铮遇见了随袁世凯驻防济南的段祺瑞。
段祺瑞比徐树铮年长，当时已是清廷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他对这位才思敏捷、见识不凡的小老弟颇为赏识，而徐树铮也对段祺瑞的沉稳持重和领袖气质极为敬佩。两人一见如故，迅速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徐树铮随即被段祺瑞作为记室，从此开启了军旅生涯。
1905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保送前往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技术，更开阔了眼界，接触到了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强国理念。这段留学经历，为他日后在军政舞台上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0年，徐树铮学成归国。凭借着留日背景和段祺瑞的引荐，徐树铮很快便在北洋军中崭露头角，先后担任段祺瑞担任统制官的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等职，成为段祺瑞幕后的军师。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段祺瑞作为袁的重要臂膀，在逼迫清帝退位、促成南北议和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这背后，徐树铮作为段祺瑞最信任的首席智囊，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功不可没。他思维敏捷，文笔犀利，常常能为段祺瑞提供精准的分析和巧妙的应对之策，如同古代小说中的军师一般。因此在北洋军中，人们便送了他一个形象的绰号——“小扇子军师”。
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先后出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等要职，成为袁世凯政府中的实权人物。而徐树铮，则始终紧随段祺瑞左右，官职也水涨船高，历任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要职。
在这个时期，徐树铮的才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也成为了皖系集团实际上的灵魂人物和“总执行长”。段祺瑞性格沉稳有余，但有时显得过于持重甚至木讷，不善言辞，也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繁琐的政务。
而徐树铮恰好弥补了段祺瑞的这些不足。他精力充沛，办事干练，头脑灵活，手腕强硬，善于交际也敢于决断。段祺瑞的许多重大决策，背后都有徐树铮的策划和推动；皖系集团内部的各种人事安排、派系协调、利益分配，也大多由徐树铮具体操办。
可以说，徐树铮就是段祺瑞的“大脑”和“双手”。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段祺瑞坐镇中枢，把握大局；徐树铮则在前台冲锋陷阵，处理具体事务。这种“段主徐从”的模式，使得皖系集团在袁世凯时期及袁死后的北洋政府初期，势力迅速膨胀，一度成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的最主要力量。
但徐树铮也有缺点，他做事雷厉风行，手段强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期间，徐树铮作为皖系的首席谋士和干将，表现得尤为活跃，甚至不惜坏了北洋系的规矩，直接枪杀了北洋元老陆建章。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第一批元老，为人圆滑，善于钻营，在各派势力之间左右逢源。
当时，直皖两派矛盾日益激化，陆建章作为直系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其行为惹怒了徐树铮，导致徐树铮痛下杀手。
陆建章被徐树铮枪杀的消息，如同投入浑水中的一块巨石，迅速在北洋各派系之间引发了轩然大波。
许多北洋元老和将领，无论派系如何，都对徐树铮此举感到齿冷和震惊。他们认为，徐树铮这样做，严重破坏了北洋团体内部不成文的“规矩”和袍泽之间的“情谊”（尽管这种情谊早已名存实亡）。毕竟，陆建章也是北洋元老之一，曾与大家共事多年，如今竟被同僚所杀，难免让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徐树铮的声望，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许多原本中立或摇摆的势力，也开始对他心生警惕和反感，尤其是时任湘西镇守使的冯玉祥。
陆建章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绝非普通的上下级或同僚那么简单，而是掺杂着知遇之恩、提携之情，甚至还有着一层牢固的姻亲关系，可谓是恩重如山。
冯玉祥出身贫寒，早年在淮军当兵，后来才投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他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一步步成长为营长、团长，乃至后来的旅长，与陆建章的赏识和大力提拔密不可分。
可以说，陆建章是冯玉祥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伯乐”。当冯玉祥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后队队官(相当于连长)时，时任协统(相当于旅长)的陆建章就慧眼识珠，看中了他身上的那股质朴、勇猛和潜在的领导才能。为了拉拢和培养这位极具潜力的年轻军官，陆建章甚至煞费苦心，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其“屈尊”的事情——他将自己妻子的亲侄女刘德贞，介绍给了冯玉祥为妻。
刘德贞自幼父母双亡，是由陆建章夫妇一手抚养长大的，视同己出。通过这层姻亲关系，陆建章与冯玉祥之间，便不再仅仅是上下级，更增添了一层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冯玉祥对这位既是伯乐、又是岳父（或类似关系）的陆建章，自然是充满了感激和敬重。
在冯玉祥的人生道路上，尤其是在几次关键的危难时刻，陆建章都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1912年初的“滦州起义”。当时，年轻气盛的冯玉祥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人，响应南方革命，在滦州发动兵变，宣布脱离清廷，组成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发表檄文，准备攻打京津。然而，这次起义准备不足，兵力薄弱，很快便遭到了袁世凯派遣的、由直隶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率领的精锐淮军的镇压。激战失利后，王金铭、施从云前往敌营谈判，不幸被诱捕杀害，冯玉祥也被俘虏。
按照当时的军法，发动兵变是死罪无疑。况且袁世凯正急于稳定北方局势，绝不会容忍这种挑战其权威的行为。冯玉祥眼看就要步王、施二人的后尘，命悬一线。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北京执法营务处处长、掌握京畿军法大权的陆建章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与袁世凯的关系（当时袁世凯还需要依靠北洋旧部来稳定局面），竭尽全力为冯玉祥斡旋、求情。
陆建章向袁世凯力陈冯玉祥“年轻无知”、“被人蛊惑”，罪不至死，又强调其是难得的将才，杀之可惜。最终，在陆建章的极力运作下，袁世凯总算松口，免去了冯玉祥的死罪，只是将其削职为民，遣送回籍。
这等于是从鬼门关前将冯玉祥拉了回来，救命之恩，大于天！
不仅如此，没过多久，陆建章便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赋闲在家的冯玉祥重新召回军队，恢复了他的军职，并委以重任——担任自己麾下一个营的营长，负责招募新兵，扩充实力，这等于是给了冯玉祥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以说，没有陆建章，就没有后来的冯玉祥。陆建章不仅是冯玉祥的伯乐、姻亲，更是他的救命恩人和仕途上的重要推手，两人之间的恩义之深厚，远非寻常可比。
得知陆建章被杀的消息后，冯玉祥悲愤欲绝，只是以当时的实力如果贸然采取报复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报不了仇，反而可能将自己也搭进去，因此选择了隐忍不发。
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击败，段祺瑞被迫下野，皖系势力土崩瓦解。徐树铮作为皖系的核心人物和直系的主要政敌，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东躲西藏，甚至一度远赴日本。
但徐树铮并非甘于寂寞之人。他仍然心系国内政局，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与段祺瑞以及皖系残余势力保持着密切联系，试图卷土重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在前线作战。冯玉祥在后方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
冯玉祥政变成功后，为了稳定局势，收拾残局，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协商，共同邀请早已下野、但仍具一定威望的段祺瑞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主持北京临时政府。
段祺瑞的复出，让蛰伏已久的徐树铮看到了重返权力中心的希望。他立刻结束了在国外的考察，于1925年年底匆匆赶回国内，准备再次辅佐段祺瑞，重整旗鼓，再展宏图。
此时的徐树铮，虽然失去了昔日的权势和军队，但他的才智、谋略还在。段祺瑞也仍然对他十分倚重，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来巩固临时执政政府的地位，并试图在直、奉、冯（冯玉祥的国民军）等各派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恢复皖系的势力。
徐树铮回国后，异常活跃，频繁穿梭于各派军阀之间，进行游说和联络。他试图利用奉系与冯玉祥国民军之间的矛盾，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甚至计划亲自南下，联络孙传芳共同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
此举引起了冯玉祥的不安，并且两人还有一笔旧账没有算。因此，冯玉祥决定旧账、新账一起算，除掉徐树铮。
1925年12月23日，徐树铮由上海辗转抵达北京来见段祺瑞。
久别重逢，段祺瑞见到这位曾与自己风雨同舟、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起初自然是十分高兴，嘘寒问暖，感慨万千。
但短暂的欣喜过后，段祺瑞脸上的笑容便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忧虑和凝重。他眉头紧锁，对徐树铮忍不住开口责备起来：“又铮，你糊涂啊，我不是三番五次发电报，让你暂缓北上，切勿急于回京吗？你为何就是不听？难道你不知道，如今这北京城，是谁的地盘？你当年做的那些事，冯焕章对你恨之入骨，你难道真的忘了陆建章的那档子事了吗？”
听到段祺瑞提及冯玉祥和陆建章的名字，徐树铮的脸色骤然一变，沉默了片刻，轻轻叹了一口气，抬头望着段祺瑞，说：“老师，您息怒，学生知道此行凶险。但是年关将至，学生在外漂泊数年，心中时常挂念老师。如今老师重新主持国政，学生岂能不赶回来，亲到樽前，问候一声？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为了能再见老师一面，学生也在所不惜！”
段祺瑞听了徐树铮这番“掏心窝子”的话，原本满腔的责备和担忧，瞬间被深深的感动所取代。他望着眼前这位才华横溢却也命运多舛的弟子，想到两人多年来相互扶持、荣辱与共的过往，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徐树铮性格刚烈，决定的事情难以更改，再多的责备也已无益。
段祺瑞长叹一声，不再多言，只是紧紧握住徐树铮的手，将他拉到身边坐下。后续的谈话中，他与徐树铮热络地聊起了往事，聊起了欧洲考察的见闻，聊起了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岁月和令人开怀的旧事。师生二人，仿佛都想在这短暂的重逢中，暂时忘却眼前的危机四伏，重温昔日的温情。
徐树铮在北京并未久留。他此行的主要目的，除了拜见段祺瑞，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南下，联络南方各派实力派军阀（如孙传芳等），共同图谋对抗奉系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他看来，北京政局不稳，危机四伏，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跳出这个包围圈，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活动空间。
段祺瑞本想挽留徐树铮在北京多住几日，一来师生可以多聚聚，二来也想等外面的风声稍微平息一些，局势稍稳后再做打算。他劝说道：“又铮，北京城鱼龙混杂，冯玉祥的眼线密布，你目标太大，不易隐蔽。不如暂且在府中住下，待我与各方斡旋，为你谋个安全的差事，再做南下之计不迟。”
但徐树铮却是个急性子，更是个行动派。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南方联络之事刻不容缓。他对段祺瑞的挽留表示了感谢，但坚持要按原计划尽快南下。
段祺瑞见他去意已决，知道无法强留，心中更加忧虑，为了尽可能确保徐树铮的安全，段祺瑞亲自出面，找到自己的亲信，动用临时执政的权力，为徐树铮安排了一节专用的火车包厢，希望能以此来掩人耳目，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一切安排妥当，徐树铮即将启程离开北京，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是谁，悄悄地在段祺瑞处理公务的办公桌上，留下了一张小小的纸条。纸条上没有署名，只有一行触目惊心的、用毛笔写下的警告语：“又铮万不可南去，途中必有不测，若离京，性命休矣！”
段祺瑞发现这张纸条时，大惊失色。这匿名的警告来得如此突兀，措辞又如此肯定，绝非空穴来风，便立刻找到即将出发的徐树铮，神色凝重地将纸条递给他看，急切地劝阻道：“又铮，你看，这绝非儿戏，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你此行断不可去，听我一句劝，留下来。”
徐树铮他接过纸条，匆匆扫了一眼，脸上非但没有丝毫的恐惧或犹豫，反而露出了极其不屑和傲慢的神情。
他将纸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然后仰天发出一阵狂放的大笑，说：“哈哈哈，老师何必为此等宵小伎俩所惑？我徐树铮一生行事，光明磊落，何惧宵小暗算？区区一张匿名纸条，就想阻我南下大计，简直是痴人说梦！”
段祺瑞看着徐树铮这副浑不在意的样子，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自己这个弟子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就在徐树铮还在段祺瑞府上，为那张匿名纸条而嗤之以鼻的时候，他的详细行踪——包括乘坐的车次、出发时间、预计路线等等——早就已经被严密监控着他的国民军所掌握，并第一时间报告给了坐镇北京的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
鹿钟麟是冯玉祥的心腹干将，也是北京政变的实际执行者之一。他接到报告后，立刻用军用电话请示远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总司令，目标（指徐树铮）已上火车，预计今夜经停廊坊，如何处置？”
电话那头，冯玉祥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这沉默，持续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后，冯玉祥再次打通了鹿钟麟的电话，斩钉截铁地说：“立即逮捕枪决。”
鹿钟麟听到这个命令，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连忙劝阻道：“总司令，此事体大，徐树铮身份非同一般，又是段执政的心腹。杀了他，恐怕会引发各方责难，于我军大局不利，是否再从长计议？”
冯玉祥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近乎咆哮的决绝，厉声重复道：“执行命令，天塌下来有柱子（指他自己）顶着！”
鹿钟麟随即向驻扎在廊坊附近的下属张之江负责执行。张之江也是冯玉祥的得力干将，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立刻派遣自己的亲信参谋张钺，率领一队精锐卫兵，火速赶往廊坊火车站，设卡堵截。
12月30日深夜，徐树铮乘坐的列车缓缓减速，驶入了廊坊车站。按照预定计划，列车将在此短暂停留。
就在列车刚刚停稳的刹那，张钺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士兵立刻冲向了徐树铮所在的包厢。
睡梦中的徐树铮被粗暴地从车厢里拖拽出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虽然惊愕，但仍试图保持镇定，厉声质问：“你们是什么人？”
张钺上前一步，冷冷地说道：“奉上级命令，请徐专使下车一叙，有要事面谈。”
徐树铮在士兵的胁迫下，走下列车，随即被押解着拖向站台外一处黑暗的角落，被执行枪决。
就在徐树铮被枪杀后不久，鹿钟麟连夜派人，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秘密送往廊坊车站。第二天，北京和天津的各大报纸，便纷纷刊登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已故陆军上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报杀父之仇，于廊坊车站截获仇人徐树铮，并将其当场击毙。
一时间，舆论哗然。当然，这明显是冯玉祥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这其中的猫腻，但在冯玉祥势力正如日中天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公开质疑。
而远在北京执政府官邸的段祺瑞，当从下属惊慌失措的禀报中，得知徐树铮在廊坊被枪杀的噩耗时，这位素来以沉稳坚韧著称的老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脸色惨白，身体摇摇欲坠，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悲鸣：“断我股肱，断我股肱啊！”
老段捶胸顿足，老泪纵横，悲痛得几乎晕厥过去。徐树铮，不仅仅是他最得力的助手，更是他几十年风雨同舟、情同父子的知己。徐树铮的死，对段祺瑞来说，无异于被斩断了左右臂膀，抽走了精神支柱。皖系的复兴大业，也随着徐树铮的死，彻底化为了泡影。
悲痛过后，段祺瑞也曾想过要为徐树铮讨回公道，要向冯玉祥发难，追究其暗杀之责。但此时的段祺瑞，名为“临时执政”，实则不过是各派军阀妥协下的一个傀儡而已力。而冯玉祥的国民军，兵强马壮，气焰正盛，根本不把他这个“执政”放在眼里。
1926年3月，段祺瑞再次下野，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于1936年在上海去世，年终71岁。
来源：冷竹离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