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车臣军队为何靠不住？彭德怀75年前的一番话说得很清楚

摘要：俄乌战事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个长期活跃于社交媒体、以强悍形象示人的武装力量——车臣部队，其在实际战场上的表现开始引发外界，特别是俄罗斯军事圈内部的审视与讨论。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部署于该区域的部分车臣作战单位，在与乌克兰机械化部队

“网红部队”的尴尬：线上威猛，线下“溜号”？

俄乌战事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个长期活跃于社交媒体、以强悍形象示人的武装力量——车臣部队，其在实际战场上的表现开始引发外界，特别是俄罗斯军事圈内部的审视与讨论。在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部署于该区域的部分车臣作战单位，在与乌克兰机械化部队接触后，出现了迅速撤离边境阵地的记录。

部分被俘的车臣士兵在审讯中尝试模糊其参战人员身份，转而声称自己仅是来自格罗兹尼的本地居民。这一系列战场上的实际反应，与该部队长期通过互联网平台精心构建并传播的“硬汉”形象形成了显著的背离。

他们在网络视频中通常展示的是全副武装、口号响亮、誓言效忠的姿态，而库尔斯克前线的具体表现，显然未能支撑起这种线上塑造的威猛形象，这也引发了俄罗斯一些军事评论员的不满，他们指出这种战场反应与部队所承担的防务职责不符。

车臣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身，与现任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崛起紧密相连。2004年5月9日，其父、时任车臣总统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在格罗兹尼的一场爆炸袭击中身亡，这一突发事件为年仅28岁的拉姆赞·卡德罗夫登上权力舞台提供了契机。在时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普京的支持下，小卡德罗夫迅速巩固了在车臣的地位。

在此政治背景下逐步建立和扩充起来的车臣武装，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亲兵”色彩，其组织结构、指挥体系乃至人员的忠诚对象，都高度集中于卡德罗夫个人及其家族，而非完全融入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国家军事指挥框架。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和发展模式，导致其在装备序列、训练标准、作战条令以及与俄军主力的协同能力上，可能与俄罗斯正规军存在结构性差异。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历史性的军事观察：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彭德怀元帅在考察苏联军事顾问和装备后，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论断——“没有现代后勤保障的部队，就像没有燃料的坦克”。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现代战争中，脱离了体系化作战和后勤保障支撑的武装力量所面临的困境。车

装备与训练的短板：人海战术难敌体系对抗

车臣武装力量在近年来经历了一次显著的规模扩张。到2023年，这支部队宣称的总兵力达到了约7万人的规模。兵员数量的增长，似乎并未同步带来装备质量的根本性提升。即便是扩军之后，其主力部队配备的武器系统，据称仍主要停留在单兵或班组级别的轻武器层面，例如RPG火箭筒和班用机枪是其常见的火力配置。这种装备水平，在面对一支按照北约标准进行武装、拥有包括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先进火炮及通信指挥系统在内的重型装备和体系化作战能力的对手时，显得力不从心。

以乌克兰第53机械化旅为例，面对这样一支具备完整装备体系的机械化部队，主要依赖轻武器的车臣部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高强度对抗的能力受到显著限制，难以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或实施坚固的阵地防御，其战场角色有时更像是在配合俄军主力行动，而非承担独立的、决定性的攻防任务。

这种状况，恰好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军队建设中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形成了对比。1950年，在决策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时，主持军队工作的彭德怀元帅明确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建军原则。他极其重视参战部队的整体战斗力，特别是火力配置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为了确保首批入朝部队具备应对强敌的实力，彭德怀甚至做出了一个重大调整：将原计划率先入朝、由黄永胜指挥的第十三兵团整体进行换防，调动装备更精良、训练更扎实、人员配备更完整的部队（如邓华的第十三兵团）作为第一梯队进入朝鲜战场。

彭德怀的实践证明，在现代化的战场环境中，单纯追求兵员数量的优势，如果缺乏相应的技术装备、科学的编制体制以及高水平的军事训练作为支撑，那么这种数量优势很难有效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势。

“狡兔三窟”？政治算盘下的战场策略

尽管车臣武装在2023年宣称扩充至7万人的庞大规模，但其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并未将这支力量全数投入乌克兰战场。据称，他选择将扩军后的相当一部分兵力（可能为主力部队）予以“雪藏”，保留在车臣本土或其他后方区域，实际派遣到乌克兰参与作战的兵力大约维持在2万人左右。

这种有选择性的兵力投入，其核心目的或许在于避免将自身赖以维持地区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武装力量，在残酷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乌克兰战场上过度消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局面，确保其权力根基的稳固。

这种优先考虑政治生存和实力保存的“留一手”策略，在纯粹的军事角度审视，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可能导致前线兵力部署的不足或分配失衡。在关键的作战方向或防御地段，如果因为刻意保留实力而未能投入足够兵力，就可能造成防线薄弱或错失战机。

车臣的这种做法与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经典战例进行对比，即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指挥官粟裕的用兵艺术。在战役的关键阶段，当华野主力围攻国民党黄百韬兵团遭遇阻力、进展不顺时，粟裕展现了高超的指挥调度能力。

他果断地调整部署，将原本用于阻击国民党援军的陈士榘兵团部分兵力抽出，加强到围攻黄百韬兵团的主战场，同时命令谭震林兵团等部实施不间断的轮番攻击，即所谓的“车轮战”。通过这种灵活、精准、适时的兵力调配和集中使用，粟裕成功地在决定性地点形成了局部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整体作战效能，最终达成了战役目标。

与粟裕这种最大化利用现有兵力、服务于战场当前急需的指挥风格相比，车臣方面如果过度强调兵力保存，则可能在战术层面显得保守或迟滞。2024年8月，当乌克兰军队突破边境进入库尔斯克州时，据称部分驻防当地的车臣部队出现了“乘火车溜号”的情况。

战术思维的僵化：“短视频打法”水土不服

现代战争的形态已经深刻演变，高度依赖于先进的信息技术、精确的火力打击能力以及各军兵种之间无缝的体系协同。车臣部队在某些方面似乎未能完全适应这种现代战争的要求，其部分行为模式带有一种被外界戏称为“短视频打法”的色彩。

2022年的马里乌波尔围城战期间。据报道，当时有车臣士兵因为在战场上频繁使用智能手机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网络，无意中暴露了自身部队的位置信息。这一疏忽很快被乌克兰军队捕捉到，并利用“海马斯”（HIMARS）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实施了精确打击，给相关车臣单位造成了损失。

这种在战术层面的某种僵化或不适应，与历史上一些军事家在战争中展现出的灵活应变能力形成了对比。例如，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著名战例——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美军称之为“三角山战役”）。面对占据绝对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优势的美军，彭德怀指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选择硬碰硬地死守表面阵地，而是创造性地发展并大规模运用了“坑道战术”。

志愿军依托复杂险峻的山地地形，挖掘构建了纵横交错、功能完备的地下坑道工事网络。这个地下网络不仅为部队提供了坚固的防护，有效抵消了美军猛烈的炮火和空中轰炸，还能作为屯兵、机动、反击的依托。凭借这一因地制宜、极富创造性的战术，志愿军得以在极端劣势的火力条件下长期坚守阵地，最终挫败了美军的进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