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红色家谱280·大庆总机厂制造的汽车开进北京长安街

摘要：人物简介：1963年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和工艺专业。毕业时，积极向组织申请分配到大庆油田。会战期间在大庆油田总机厂任技术员。

口述人：刘军成，1939年7月生，湖南邵阳人，中共党员。

老会战刘军成

人物简介：1963年7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制造和工艺专业。毕业时，积极向组织申请分配到大庆油田。会战期间在大庆油田总机厂任技术员。

采访时间：2025年8月12日上午9点。

采访地点：刘军成家中。

说书的总讲，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见到开门迎客的刘老，总觉得似曾相识。听了他的讲述，更让我有些恍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故事，不由得让我在采访过的200多位老会战名录中，回忆了一下刘老的名字。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我俩一边聊天，我一边在大脑里快速搜索答案。突然，我想起来了，面前的刘老，正是我苦寻难见的那位《我爱总机厂》的网文作者，简直太巧了！

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华中工学院即将面临毕业分配的大学生们，在学习雷锋精神的同时，群情激奋，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向党组织作出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祖国需要我上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庄严承诺。

当时，大庆石油会战正处于攻坚状态，石油部急需各方面的人才。然而，光靠石油院校培养远远不够。一些如机械、维修、制造方面的人才，需要在全国各高校的毕业生挑选，华中工学院就是这些高校中的一所，当然机械系机制工艺及设备专业的毕业生，成了最热门的人选。

刘老说：“在分配前的谈话中，院团委书记征求我意见，经组织综合考虑，要将我分配到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的松辽石油勘探局去。这个地方属于高寒地带，条件比较艰苦，问我本人是否愿意去。我当时，一点没有犹豫，对书记说：‘组织上分我到哪，我就去哪。’事儿就这么定下了。

“说句实在话，我心里也没底，我打小在湖南长大，上大学又在湖北武汉，都在长江以南生活，要千里迢迢去东北工作，那里什么气候？有多艰苦？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一切都是未知数。可是既然在承诺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应该义无反顾、勇敢地对自己的享乐思想发出挑战。

“因为还有一个暑假的时间才去报到，我背上行李回了老家。父亲是个开明的人，得知我要远赴黑龙江工作很支持。只是担心我这一走，与同村女友的婚期可能会无限期拖延，就和我商量，趁着假期把婚结了。两家都没意见，谈了两年对象的我俩，也情深意笃。就这么着，我俩在亲友们的祝福中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半个月，对于蜜月中的一对爱人是短暂的，况且我这一走，南北相隔，相见时难，小两口是说不尽的情话，道不尽的叮嘱。出发那天，妻子陪我坐了50公里的汽车，才赶到邵阳火车站，并把我送上了列车。当时，我俩竟顾着互述衷肠，没有听到列车员让送人亲友下车的广播，直到列车开动，她才不得不再送我一程。”

来单位报到走两岔

因为报到的派遣证上有安达的字样，刘老在这一站下了车。原以为这么大的单位，一定有接站的人或车，可是当他走出站舍时，既没有看到接站的牌子，也没遇到接站的人。在大街上打听松辽石油勘探局，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刘老这下有些蒙圈了……

刘老说：“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当地的老百姓只知道来了个对外叫农垦总厂的单位，所以我问松辽石油勘探局，当然没人知道。后来，我在街上遇到两位戴着东北石油学院校徽的年轻人，这下问着了。他俩告诉我，我要去的单位不在安达，要再坐三站，到一个叫萨尔图的地方下车。

“事不宜迟，于当天下午3点，乘车赶到了当年只有铁轨、路基，连站台都没有的萨尔图火车站。出了站，终于见到了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接站牌。在会战指挥部三号院的组织部报到后，被安排到了松辽石油勘探局水机电指挥部总机修厂。

“对于一个南方长大的人，要适应东北的生存环境，还真要过几关。比如在饮食上，南方吃的以大米为主，可到了东北，高粱米、大馇子，被称作‘黄金塔’的窝窝头，如钢丝般硬的玉米面条，看上去毫无食欲，为了饱腹，也得硬着头皮往下咽。还有气温方面，在南方时，穿件毛衣和外罩，基本就能过冬。在北方，国庆节前后就下雪了，最冷的时候，气温动不动就降到零下40℃，出门全身都得裹个严实，如果皮肤裸露在外，很容易被冻伤。特别是耳朵，即便戴着狗皮帽子，也容易冻红、冻肿，这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啥叫东北的冷。但唯一让我感到舒服的是，冷是属于屋外的，屋内烧着火墙特别温暖，这在南方是根本享受不到的待遇。”

造汽车进京传喜报

刘老当年被分在总机修厂内燃机车间加工四工段实习，跟随师傅熟悉镗床、铣床、刨床的操作。他不仅一丝不苟地虚心向老工人学习，还反复琢磨，一项小革新，让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徒”一下子声名鹊起。

刘老说：“我在实践工作中发现，原有的六方头的铣床，铣螺丝钉时，要一面一面地铣六面，非常麻烦，于是就利用业余时间搞革新，让铣床一次铣两面，提高工效3倍。在当年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发扬成绩，鼓舞先进，帮助后进的评功摆好会上，老师傅们都说，刘技术员的业务能力强，图纸画得标准，让我们干活非常省心。特别是他搞的小革新，实用还提效，真了不起。有的人还把我为文化低的工人师傅代写情书的事儿，也拿出来讲，弄得大家一阵哄笑。

“1964年冬，油田缺少运输的车辆，一汽是一个厂子保全国，购买计划迟迟难以落实。一次，宋振明副指挥问总机修厂领导：‘你们是机械厂，能不能造汽车呀？’这一突如其来的提问，把这位领导给问住了。思来想去，只好说：‘造车，我们没干过，可以试一试。’

“攻关大队，迅速成立。下设发动机、底盘、车身三个攻关组同步开始工作，因为我当时在内燃车间，对机械加工工艺比较熟悉，所以把我抽调进了发动机组。

“因为攻关大队中，没有人学过汽车制造，为了增强技术力量，会战指挥部不但派来一位汽车技师现场指导，还给攻关组送来了一台苏制的嘎斯-51越野车，便于攻关组拆装仿制。

“缸体是发动机中最大的零件，形状复杂。它的实物测绘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实物测绘是个精细活儿，长、宽、高，甚至每一个孔洞，都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有误差，就组装不上，做出的缸体自然就报废了。

“为了尽快把图纸拿出来，我往车间的地上一住，累了、困了，就躺一会儿，醒了就再次投入工作。就这样，一周的时间，我就把图纸交了出来。经过半个多月的造模、翻砂、铸造，缸体被仿制了出来。后经过各攻关组综合组装，3台前端像轿车，后面有斗的半截槽子车试制成功。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要求厂里派人开车进北京，向石油部领导报捷。报捷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当我们制造的新车披红戴花经过长安街时，执勤的民警第一次见到这样奇形怪状的汽车，不知是什么来头，向我们造的车敬了个举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