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之有无是学科内外的热点问题。分析其立足的观念基础、研究范式与学术背景，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且已丧失学术价值。该问题立足的观念基础是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这在考古学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研究范式来看，相关争议源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内在的矛盾性；
#我的宝藏兴趣#夏之有无是学科内外的热点问题。分析其立足的观念基础、研究范式与学术背景，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且已丧失学术价值。该问题立足的观念基础是作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而这在考古学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从研究范式来看，相关争议源于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内在的矛盾性；如果拓展范式考察，就会发现夏之有无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夏之有无曾经与中国文明起源关联在一起，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这种联系已经不存在。夏属于青铜时代的文明，是王朝政治的开端。在夏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
关键词：夏之有无；实证主义；范式；学术史；考古学理论
夏之有无是国内外学者与网络空间的热点。此处“夏”涉及夏朝、夏人、夏文化，三者高度相关，又不完全相同，这里主要指夏王朝。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文《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①，而今又反过来说，的确有点自相矛盾之嫌。前文指出，考古学的知识生产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夏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其中存在矛盾的体现。限于当时的认识，文章没有深入评析这些矛盾的合理性与学术价值。正因为如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里并不是要重新梳理考古材料来回答有关夏的质疑，而是要分析夏作为一个问题成立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前提不成立的话，那么夏就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本文的中心观点是，夏作为一个问题立足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念基础已经过时；该问题严重忽视了夏所存在的文化、历史背景关联，在考古学早已发生“人文转向”的今天，这样的忽视应该得到弥补。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早已发现夏作为一个问题缺乏学术价值，因此20多年前转向了中华文明探源这个更有活力的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关夏之有无的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观念与范式基础，非常有必要进行理论分析，以期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一、让夏成为问题的实证主义
认为夏是一个问题的观点基本都认为，确认夏必须有实证，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按照“科学考古学”（也称为“现代考古学”）的要求，夏只有得到实证才不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科学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在面对现代考古学冲击时，金石学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金石学家曾经组建了“考古学社”，试图与现代考古学抗衡②。李济、梁思永等现代考古学家对此均不看好，结果也确实如此。金石学靠买卖文物来获取研究材料，跟现代考古学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材料，在所获得的信息精准程度与丰富程度上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通过发掘我们可以了解文物准确的出土背景，结合多学科的分析，并参考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模型，我们能够重建人类过去，认识已经湮没的人类历史。现代考古学的核心就是科学，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科学”，就是可以通过客观材料或实验来检验不同观点，摒弃错误观点，由此可以不断取得进步。科学考古学相对于传统的金石学而言是认知体系上的变革，具有碾压性的优势。
上述这种一般性的科学观念是大家熟悉的，但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否等同于实证？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就算回答答案也并不那么统一。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中，马修·约翰逊就此曾做过归纳，将之分为若干类型，逻辑实证主义与社会构建论分别代表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其他观点③。实证主义主张理论与方法分开，观念评估与观念提出的背景关联要分开，原理应该是排他的，不能验证的观点就不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应该是中立的。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在严格要求实证的物理学领域，如夸克、黑洞也是没有实证的。与历史相关的科学，严格意义上更是无法获得实证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去检验。能够检验的只有具有古今一致性的内容，这也就是地质学成立的前提——均变论。科技考古所依赖的也正是古今一致性。而人类的文化存在显著的发展，1万多年前，全球人类都还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社会组织还处在游群状态；5000多年前，部分地区原始农业走向成熟，人口相比万年前有了数十倍的增长，出现都邑性的聚落，有了类似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组织；而今人类已经实现星际遨游，超大型的国家人口超过10亿，古今完全不具有可比性。简言之，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长，验证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考古学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以商朝为例，证实商朝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物质遗存并不会讲话，无法证明存在商朝。识别物质遗存需要理论，如按照考古学文化理论，从物质遗存中可以得到的只有殷墟文化、二里冈文化、下七垣文化。甲骨文的存在也不足以证明有商，因为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是可能造假的或是想象的。验证从来都是有限度的，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实现的。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家汉森就已经注意到，材料本身是可能带有理论的（theory-laden）④，所谓客观的检验并不存在。此前波普尔提出真理只能够证伪，而不能证实⑤；如果材料本身带有理论，那么证伪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再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还有无法验证的部分，那就是人文的世界是意义的世界，其中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往往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意义赋予是人之能动性的体现，同一物在一个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可能就平平无奇。人的行动受意义的影响，如宗教，想象中的神祇能够把众多相互陌生的人群组织起来。然而，并非每个群体都有相同的宗教，也并非每个群体都笃信宗教。对于意义的世界而言，实证本身就无从谈起。
按照实证主义的目标，我们需要证实夏的存在。然而，什么叫作“证实”呢？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标准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本身都是没法证实的。通常所说的标准，就是要按照证实商的存在那样证明夏，这个标准显然是有问题的。前面说过人类历史是开放的、发展的，具有古今不一致性，商所有的文化特征不一定是夏拥有的，因此，采用证实商的标准来证实夏，逻辑上就是不合理的。或者说跟标准无关，是必须有出土文字记录，商人好用甲骨来占卜，并记录占卜的过程，夏人无此偏好，因此无甲骨文。设若没有发现甲骨文，哪怕找到了众多都邑性的遗址、大墓、青铜器等，商是否也无法证实呢？如果能的话，证明文字并不是必需的标准；如果不能的话，说明考古学就是“伪科学”，因为即便拥有众多物质遗存的发现，考古学的成果仍然不如文献，仍然需要文献来证明。要知道，文字记载并不是以真实记录为目的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需要为目的，凭什么我们要相信文字记录？同样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于是，实证主义在证实夏的问题上限入了逻辑上的死结：需要古今同一的标准，而历史具有古今不一致性；需要文字记录，而文字记录本身并不可靠。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一定的实证是必需的，但实证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认为，唯有实证才能予以确认，而这在历史学科中，以及在人类文化领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拿一个乌托邦来当作学科追求的终极目标，本身已经背离了科学的目标。如果说在夏所在的历史时段，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中也没有有关夏的记载，文化背景中也没有夏的踪迹，我们非要说有夏的存在，那无疑是虚妄的主张。若是这一切都有，非要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来证明有夏，否则就是虚妄的民族主义，这并不是科学的态度，这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学术霸权。用一个早已过时的所谓科学观念来要求证实夏的存在，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二、让夏成为问题的考古学范式
在考古学中，所谓“夏”是与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夏”的物质表现形式就是夏文化。夏文化是一支考古学文化，它对应的是夏族，有夏族而后才能有夏代。然而，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很难建立对应关系。考古学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物质遗存组合。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一定的”时空范围、“相似或相同”特征，都不是很明确，也很难有确定的标准。其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考古学材料的丰富程度。材料越多，精细度越高，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就可能越细致。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对应是不可能的。柴尔德曾警告考古学界，不能将两者等同⑥。琼斯就此有专门的研究⑦，然而最终也没有解决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识别族属的问题。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缺乏标准外，族属的区分也存在主观认同的问题。主观认同在物质遗存层面上是不容易界定的。人类学家巴斯早就认识到，族属认同具有工具性，人们可能会根据当时的需要而改变自身的族属身份⑧。由于不论是考古学文化还是族属的区分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根据考古学文化来判断族属，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成立的。这个不能成立的理论前提间接导致夏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中国考古学界争论了许多年⑨。时至今日，大部分学者都承认是，但也有不同的声音⑩。二里头文化是一支考古学文化，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具备族属的性质。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现代人起源研究之中，按照DNA考古研究，现代人二三十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距今5万年前后扩散到东亚。时间早晚有争议，更难解决的问题是从石器上识别现代人。旧石器考古中常用“石器工业”这个概念，基本等同于上面提及的“考古学文化”，旧石器考古研究者试图从石器工业的传播中看到现代人的扩散过程。其中暗含的假设就是，特定的石器工业等同于特定的人类种群。然而，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石器工业面貌一直都不大一样，世界范围内差异更大，根本就找不到能够完全代表现代人的石器工业。
不论是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还是石器工业与人类种群的关系，它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根本在于研究所采用的范式，在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历史考古学”，这个范式是中国考古学的主导范式。范式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争议也不小，以至于在1996年新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后退了一大步11，完全丧失了当初的锐气。“范式”的概念很难直接用于考古学中，笔者曾对其内涵进行分析与设定，将其划分为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三部分12。概念纲领是引领性的，它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文化历史考古的概念纲领就在于，它把文化看作一系列的标准，即同一人群会按照这些标准制作与使用物质，好像他们心灵相通似的。从本体论层面上说，这是唯心主义的13。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研究路径强调从考古材料出发，获得结论的逻辑是归纳。如果考古材料只是实物遗存，没有文字材料，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中归纳出一个“夏”来。如果夏代没有文字，或是文字不发达，靠归纳法永远解决不了夏之有无的问题。
如果我们拓展范式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可解的。从过程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考古材料作为古人生活的遗留，许多时候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而且物质遗存本身又不会说话，它不可能直接告诉研究者它与古人活动的关系，要了解其中的关系，需要完善的考古推理，而不能靠想当然。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年代前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兴起，它提出要关注演绎的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研究普遍用到的方法。“窥一斑而知全豹”，其前提是观察者心中已有关于全豹结构的认知，就像医生通过有限的检测指标确定病情一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人的生理与病理14。考古材料特征应该如同这些有限的检测指标，这也意味着考古学家需要把握原理与机制，包括所要研究的古代社会运作的机制与结构、考古材料的形成原理以及从考古材料如何到古代社会的“中程理论”。一旦把握了类似的原理与机制，考古学家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如何”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因为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要去原理与机制，于是有了过程考古学的名称。
按照过程考古学来研究夏，就不会执着于名称的争论，而是要看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和运作方式与此前的时代相比，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是否具有王朝的性质。就此需要进一步去探讨夏作为青铜时代的文明与更早玉石时代的文明（如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等）有何不同。事实上，过程考古学很少采用“文明”的说法，而是更多用“复杂社会”与“社会复杂性”，倾向从复杂性的角度去理解文化系统状态的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远在夏之前，距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已经有了规模巨大的都邑、复杂的水利系统、专业化的玉器手工业、随葬品丰厚的陵墓等，比其更早数百年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也已进入复杂社会阶段，出现社会等级分化、社会权力中心化的迹象。从文明起源到夏王朝形成之前的1500年左右时间里，社会权力代表性的物质表征就是玉石器。夏王朝已进入青铜时代，开始用青铜制作礼器与兵器。玉石时代彰显的是政治权力，玉石的特质与威望性是一致的；而青铜时代显著增强了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增添了硬权力的维度15。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广域王权国家出现16。从中华文明史进程来看，从大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50年之间，考古发现显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目前最早的证据来自陶寺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铜铃、铜齿轮以及显著的暴力证据，与社会权力组织的深刻变革是一致的。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个阶段叫“夏”，但其社会特征已经清楚，与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夏是一致的。它不是夏，又能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会说，它完全可以不是夏，而是有其他名称的朝代。从逻辑上说，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然而，考古材料的解读并不仅仅依赖出土物本身，而是要充分考虑材料所存在的文化、历史背景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人文转向”17，后过程考古学走上学术舞台，高度强调文化、历史背景关联的重要性，所以又称为“关联考古学”。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物质遗存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遗留，通过这些遗留反过来去推导人类过去的活动，其中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开展科学的推理。然而，人类利用物质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功能上的需要，如斧子可以用来砍伐；人类还会赋予物质以意义，比如说认为斧子象征男性。斧子的男性属性并不是斧子本身就有的意义，而是人赋予的，人也可以赋予棍子以男性意义。意义的关联可以是随机的，但是要理解这样的意义，需要放在特定社会、特定历史背景中。正是因为物质具有这样的属性，而且这样的属性正体现了人类的能动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类的特殊性。意义可以经过历史过程不断传承、积淀，中华文明能够5000多年连续发展，就是因为有意义的持续传承。
从文化、历史背景关联中来看夏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就会发现我们的解读是不能随意为之的。这就像尽管西方没有发现耶稣本人存在的任何直接证据，但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关联出发，以及基于基督教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仍然可以确信曾经存在过耶稣这个人，他应该是犹太教的一位拉比（经书实际出自许多拉比之手），而绝不会认为耶稣可能是一位中国人。从目前所有的材料来看，有关夏的记载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战国时期的竹简上也有提及，更广为人知的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之中。王国维通过“二重证据法”考证商王世系的经典之作之所以闻名于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史记·殷本纪》的印证，通过甲骨文考证得到的商王世系与《史记》的记载基本一致18，《史记》的可靠性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检验。《夏本纪》的写作方式与《殷本纪》完全相同，而与《五帝本纪》有很大差别，其中记载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这类曲折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细节，这都是《五帝本纪》所没有的。其中的时间尺度（诸王在位的时间长度）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与《五帝本纪》中类似神话的表述相比，显然要更接近现实。
更值得一说的是，有关夏之存在的证据并不只有文献，在夏的纪年范围内，有不少的考古发现，从已经建成遗址公园的二里头遗址到更早的新砦遗址、阳城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八里桥遗址19。这些发现往往还能从历史文献中找到线索。以阳城遗址为例，最早发现的阳城古城只有万余平方米，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处都邑。其后持续的田野考古工作，不仅在这里找到战国时代“阳城仓”的铭文，显示战国时代这里就是阳城，还找到年代与夏纪年相符、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古城20。全国有不少与夏相关的地名，其中附会者居多，但重要的是它们是有所本的。“禹会诸侯于涂山”，号称涂山的地方至少有五处，地望较为合理的是安徽怀远，而田野考古工作在此真的找到了一处祭祀遗址21。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每一个考古发现都是确凿无疑可以与文献相对应的，但是基于这些具体的实物遗存，基于长期、连续的文化与历史背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在夏纪年与区域范围内的考古发现就是夏。
当代考古学的三大主流范式前后相继，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的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而是后者站在前者基础上拓展，所以三者才会同时存在。反过来说，解决夏的问题，需要这三个范式的通力合作，如果只是执着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就会发现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我们拓展范式之后，认识到在中国文明的起源进程中，在夏之前已有1000多年的文明史，在夏的纪年范围内，出现了青铜时代王朝政治，出现了广域王权，社会权力组织形式相比于玉石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基于文化、历史背景关联，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它只能是夏，而不可能是其他的政权。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关联，是实证主义研究的重大纰漏。考古学研究物质遗存，没有关联的材料是无法解读的。如果只是依赖出土文字材料，一方面表明考古学的实物遗存研究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实证主义也解构了自己——用文献去确认物质遗存而不是相反。
三、夏之有无作为问题的学术价值丧失
回顾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夏之有无作为问题的学术价值早已丧失，是一个意义贫乏的问题。宾福德在讨论学术研究时经常提及“productive”（富有成效的）一词，一个好的学术问题能够带来一系列精彩的研究；相反，一个意义贫乏的问题往往会让研究在原地打转，投入虽大，但成效极少。夏之有无曾经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有推动作用，但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问题为中华文明探源所取代。在中华文明探源取得显著进展的背景下，夏之有无问题已然丧失了其原有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时正是中国文明、中国人西来说盛行的时候22。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揭开了探索中国文明史的序幕。1926年李济与袁复礼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这是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他们选择的地方，正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安特生基于极其有限的考古材料，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思潮。中国学者对此是反感的，随后开展的田野工作，发掘殷墟、城子崖等遗址，存在因应这一观点的考虑。殷墟的发掘与商王世系的确认，激发了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兴趣。与此同时，疑古派对中国上古史的质疑构成了反向的推动力，考古学正是反驳疑古派批评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包含夏之有无在内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催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动因。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考古学术力量还很薄弱，田野工作非常有限，年代问题一直无法解决。梁思永揭示的“后岗三叠层”，解决了仰韶、龙山、殷墟文化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问题，绝对年代问题还是无法回答。1949年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考古学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侧重研究社会发展史，中国文明的探源研究相对次要。这也就是研究者所说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与革命”两大主题23。20世纪50年代，徐旭生曾带队寻找“夏墟”，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24，但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发掘，对遗址年代判断为商代，与夏失之交臂。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夏鼐在日本NHK电视台发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演讲，认为二头遗址反映的面貌可以看作中国已开始进入文明社会25。同年，牛河梁遗址发掘，1984年在辽宁朝阳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研究思路。他认为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应当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三者的关系。把三者联系起来的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适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遗址和墓地的中心遗址和墓地。时间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即距今五千年前至四五千年间。现在我们已在若干地区找到了中心遗址、墓地的线索，辽西地区就有一处。”26苏秉琦认为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可以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重点研究27。自此，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学术焦点。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全面进入世界舞台，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明的特征成为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以因应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
夏鼐在谈到“文明”时提到，它用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与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为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28。由于国家不容易从考古材料中直接看到，通常将文明的标志确定为可以观察的“三要素”：城市、金属冶炼、文字。而实际上，考古学上所说的文明指的就是国家或类似国家的复杂社会，至于说三要素只是物化的表征而已。三要素的说法是以西亚地区为标准的。南美的印加文明不仅没有文字，而且也没有金属冶炼；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没有金属冶炼。即便在旧大陆地区，印度（河）文明也没有发现可以释读的文字，而是只有一些印章符号。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国家，至于具有怎样的物化特征要取决于各地的物质条件与历史。把本质与外部表现形式混淆导致在判断文明时出现许多争论，若是按照三要素说，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因为缺乏文字很难被视为文明社会。从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来看，三要素说已经过时了，属于特定时代的产物。现代考古学源自西方，是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的，贯穿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29。我们在接受现代考古学时，对于其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甚至不如西方学者自身认识清醒。也正因为如此，文明三要素说把夏的有无与中国文明起源联系在一起。
从1996年开启“夏商周断代工程”，到2000年推出年表，年表提出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30。这个阶段性成果经过部分海外中国学者的渲染，引发美国汉学界的强烈批评，中国学者的研究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有鉴于存在的争议，2001年我国正式提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先进行为期三年的预研究。2004年夏季正式启动，选定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其间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31。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是发现中国文明的开端不是始于夏，而是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已经追溯到距今5800年前后的凌家滩文化，凌家滩遗址一座大墓出土300多件随葬品，其中就有200多件玉器32。文明起源的标志并不是三要素，而是类似国家的复杂社会的出现，相关的物质表征包括标志社会等级分化的聚落体系与墓葬制度，象征社会权力中心化的都邑、专业化手工业与大型工程，以及象征社会权力制度化的礼仪，等等。在文明探源过程中，2007年确认良渚古城的存在，之后又发现高低坝水利系统也属于良渚文化，其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2011年确认位于陕北的石峁遗址属于龙山时代的古城。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有一批，如牛河梁、石家河、陶寺、南佐等遗址。丰富的考古发现充分显示在夏之前，中国文明至少已经存在了1500年。
当我们知道夏之前已经有上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时候，也意味着夏之有无与中国文明起源无关。夏所代表的是青铜文明时代的到来、王朝政治的开端，它所存在的时代、区域都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历史空白。如前文所述，在中国文化、历史背景关联之中，它只可能是夏。再去争论是否有夏，已经没有了学术意义。因为再去努力寻找所谓的文字实证，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是行不通的。从更广泛的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来看，所谓夏之有无问题，与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垄断学术话语权的时候，夏之有无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包括学术如何运作——必须保持与政治隔离，都需要按照他们设定的标准。实际上，当代考古学认为学术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去殖民化的过程，从现实发展来看，在思想文化上完成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不再关注夏之有无问题的时候，这个过程或许就可以说完成了。
结 语
说夏不是一个问题，是针对夏之有无而言的，而不是说有关夏的研究都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充实的内容。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学术界之外的讨论中，把夏之有无当作问题，所立足的“科学”观念是实证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学术观念，在历史学科、在人类文化研究中是完全不可信的，最终只能陷入自我解构的逻辑死结，反而需要依靠文字或文献来反证物质遗存的属性。实证主义已是过时的或者说极端的“科学”观念，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无法做到的；科学哲学领域早就发现材料与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还有观察者的参与本身就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来讨论夏之有无是不成立的。
从夏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文化考古学范式来看，把夏视为夏族的考古学文化，试图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界定夏，在理论上本身是有问题的。考古学文化与族属之间是无法画等号的。如果我们拓展范式来看，用过程考古学的视角来考察，我们所说的夏是一种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而在夏所在的区域与时代范围内，是可以看到具有国家组织形态的社会组织的，至少在二里头文化阶段已经达到了广域王权国家的程度。更早在陶寺文化阶段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新砦文化中也有青铜的发现。尽管不知道是否叫作夏，但跟此前1500多年间玉石时代的复杂社会相比，此时的社会组织形态有了一次重大变革。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来考察，把它所主张的文化、历史背景关联结合起来，就会发现，那个变革后的社会组织形态只能是夏，而不大可能有其他名称。
回顾夏作为一个问题产生的学术史，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问题重新成为热点，并通过文明三要素说与中国文明的开端联系起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争议中达到了巅峰。实际上，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国家或类似国家形态的社会，世界各地文明所具有的物质条件与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物化的表征不可能是一致的，三要素只是西亚文明的物化表征，而不是全世界通用的标准。过去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充分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显示中华文明的开端已经可以追溯到距今5800年前，远远早于夏出现的时间。把文明的标准唯一化，以西方为中心，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简言之，夏之有无作为一个问题，其实与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学术话语权的体现。
注释
①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读书》2019年第2期。②査晓英：《现代考古学背景下的考古学社》，《考古》2022年第9期。③Matthew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ical Theory，Third edition，Wiley-Blackwell，2020.④［美］N. R. 汉森著，邢新力、周沛译：《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探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⑤［英］卡尔·波普尔著，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⑥［英］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陈淳译：《考古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⑦［英］希安·琼斯著，陈淳、沈辛成译：《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⑧［挪威］费雷德里克·巴斯著、李丽琴译：《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8页。⑨如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等。⑩殷玮璋：《二里头文化再探讨》，《考古》1984年第4期。11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10. 12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13T. J. O. Harris， C. Cipolla，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Taylor and Francis， 2017， p.75. 14L. R. Binford， “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merican Antiquity 45：4-20， 1980. 15陈胜前：《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16许宏：《溯源中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1—82页。17陈胜前：《理解后过程考古学：考古学的人文转向》，《东南文化》2013年第5期。18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载《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19李瑞：《多项重要考古成果溯源中国史前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历程》，《中国文物报》2024年9月17日。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22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9页。23张弛：《民族与革命——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文物》2021年第6期。24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252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第81页。2627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29C. Smith， G. K. Wobst， “Decolonising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 Smith， G. K. Wobst eds.， Indigenous Archaeologies：Decoloni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bingdon：Routledge， 2005， pp. 5-16. 3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第86—88页。31窦兆锐：《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3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安徽凌家滩遗址07M23出土玉器的初步科技分析》，《南方文物》2020年第6期。
本文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25第2期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