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朝相反的方向运行，这是规律。顺势而为，是利用这个规律的最好方法。从阶段看，此事物都是从有形的彼事物转化而来，这叫“万物生于有”。从全域看，所有有形物都由无形物聚集而成，这叫“有生于无”。

（原文）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今译）

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朝相反的方向运行，这是规律。顺势而为，是利用这个规律的最好方法。从阶段看，此事物都是从有形的彼事物转化而来，这叫“万物生于有”。从全域看，所有有形物都由无形物聚集而成，这叫“有生于无”。

人类有一种本能，就是想正确认识世界，以便采取的行为有效。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两种有效的认知方式，一种叫形式逻辑思维，另一种叫辩证逻辑思维。

两种认知方式都有效，但有道、术之别。辩证思维是道，形式思维是术。所谓道，是指事物宏观的演化逻辑，所谓术，是指微观的运行逻辑。就是说，辩证思维能使人认识事物整体的演化状况，而形式逻辑思维只能使人获知局部的真理，但看不清大局。

为什么呢？因为形式思维从事物的单一属性出发，以矛盾律，严格循行事物的线性因果，所以，只能着眼于微观的局部联系，而事物实际上是多重矛盾互动的产物，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因果链，而且因果链又是互动的，所以形式思维无法看清局部关系在全局的地位。这样的思维方式只适合自然科学思维，不适合社会性的思维。

比如，中国的“公知”多是文化人，之所以叫做“公知”，是因为恨国恨党、政治短视。他们的政治思维其实就源自形式思维。公知几乎都出身于过去的剥削阶级，新中国损害了他们的家庭利益。你伤害我，我必报复，这种睚眦必报，不就是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原始表现吗？对中国抗疫极尽诋毁之能事、深受西方欢迎的《武汉日记》的作者，果然出身于过去的地主家庭。她的政治态度不就是简单的“有仇必报”逻辑吗？但从辩证逻辑看，作者为了祭祖，不惜把疫情下苍生的生命当作祭品，不就是迷恋于障目之一叶的小人么？

不懂辩证逻辑思维，只喜欢形式逻辑思维，也许可以使你成为一个优秀的知识人，不可能使你成为一个明达的社会人。

可见，作为社会的成员，人是不能无视辩证逻辑的，否则必会陷入偏执。辩证逻辑也需要形式逻辑的帮助，否则就只能“坐而论道”。佛教三句义倒是典型的辩证逻辑：“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意思是，我们眼里的世界，仅仅是个人的感觉，不是世界本身。每个人对世界的感受不同，所以大家说的“世界”不是一回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把它叫做“世界”，否则就无法表达和交流了。但要记住，大家嘴里的“世界”，并非指一个客观实体，只是我们个人的感知而已。——这种认知的确很深刻，但是，如果不能应用于有效的行为，它虽然深刻，也只是一个想法。把好的想法转化为有效行为，就得靠形式逻辑思维。

形式逻辑诞生于古希腊，后来成为西方的主流认知方式。差不多同时的中国，也出现了形式逻辑理论，以白马非马论为代表。但形式逻辑在中国不受重视，因为中国古人早就发现世界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不是线性的概念推论所能涵盖的。如要整体把握事物的演化，必须借助老子率先表述的辩证思维。老子比亚里士多德早了100多年，在老子时代，古希腊也出现了辩证法，但多数人视辩证法为一种辩论术，不像形式逻辑那样能产生实际效果。直到19世纪，德国黑格尔才完整表述了辩证法，马克思则把它改造为唯物辩证法。换句话说，辩证思维在中国成熟于老子时代，在西方则成熟于19世纪，相差了2000多年。

1937年，马列哲学著作基本未有中文版，而毛泽东却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个本书显示毛泽东对辩证思维的掌握堪称炉火纯青。为什么？因为他在实践中早已领会了辩证思维。这两本书其实是三合一的产物，其一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二是实践的摸索，其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启发。

为什么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是辩证法的首次完整表述呢？

大家都知道，辩证法有三大定律：1，矛盾的对立统一，2，量变到质变，3，否定之否定。但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条定律，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其它两条不过是对立统一的表现方式而已。

“反者道之动”，直指矛盾的对立统一。意思是，事物的规律，就是朝相反方向运行，即“物极必反”。而在西方哲学中，类似话语却迟迟到19世纪才出现，那是黑格尔说的：“Every extreme meets its opposite.”（每个极端都会走向它的反面。）

想过没有，为什么对“物极必反”的认知，中国人比西方人早了2千多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西方哲学以所有物质的运行规律为考察对象，而中国哲学则以生命物质的运行规律为对象。对生命而言，阴阳和合是生命的充要条件，阴阳和合的关键，就是阴极生阳、阳极生阴，就是“反者道之动”，就是“物极必反”。而所有物质共同遵循的规律，不是“物极必反”，而是能量和质量的守恒，熵增定律等。

而所有的生命物质都是以物极必反的方式循环运行的。比如人类，单个而言是一个“生长壮老已”的过程，整体而言，就是“生长壮老已”的不断循环。个体生命的延续，不就是吃喝拉撒的不断循环吗？地球生物圈的环境，是一年四季的循环。在人类社会，就是执政周期的循环。在股市，不就是涨跌循环吗？

与生命有关的事物，处处体现出“反者道之动”原理。白天否定黑夜，黑夜又否定白天，这是循环中必然出现的“否定之否定”。白天过了10小时，依然是白天，这是数量的变化，再过一小时进入黑夜，白天变黑夜，是质的变化，这是循环中必然会出现的“量变到质变”。可见，物极必反的循环方式包含了否定之否定和量变到质变两个定律。

那么，事物为什么会朝相反方向运行呢？为什么会不断循环呢？其中的机理，就是古人发现的“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的阴阳转换。阴阳就是现代哲学所说的矛盾，阴阳转换就是矛盾运动。

阴阳转换的形象代表就是太极阴阳鱼图。黑白两条鱼代表阴阳，阴阳和谐地缠抱在一起，但没有交融为一体，说明阴阳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这不就是对立的统一吗？黑鱼中有白眼，白鱼中有黑眼，说明阴阳之不可分割。两条鱼处在一个圆中，圆代表事物或系统的界限，说明阴阳互动只能发生于一个事物或一个系统的内部，两个无关的事物不存在阴阳关系。两者都在朝与原先方向相反的方向不断运行。

由此可见，“反者道之动”表述了完整的辩证思想，而且是人类的第一次表述。老子为何接着又说“弱者道之用”呢？它与“反者道之动”有什么关系？

“反者道之动”是辩证法的理论表述，而“弱者道之用”，则是辩证法的实际应用。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才行。

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色，就是紧密结合实际。如果不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的形而上学思潮，毛泽东也许不会写《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的重大区别，康德写三大批判书的时候，心里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问题。在西方世界，德国的哲学是最发达，然而德国的社会状态却与发达的哲学无关。

一个人要想成功，首先要具备正确的认知，然后才是正确的行动。“弱者道之用”，就是有了“反者道之动”的正确认知后的正确行动。

老子认为，最正确的行动就是“无为”，即不与强大的趋势对抗，要顺势而为。老子常用“柔弱”、“不争”等意象来表达“无为”的特点。老子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表明老子提倡的“柔弱”，不是“逆来顺受”的“示弱”，“不争”也不是无条件的退让。“柔弱”和“不争”，是指不跟趋势闹别扭的“顺势”。只有把“弱”理解为顺应趋势，才能读懂“弱者道之用”的真正含义。

解放战争初，解放军力量较弱，尽量谋求和谈，对于国民党的军事挑衅，报之以最大限度的忍让，尽量避免开战，这是顺势。三大战役结束，趋势变了，国民党要和谈了，这时我党提出了国民党不太可能接受的和谈条件，说明什么？说明不想谈了，这也是顺势。

从“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认知基因。在极端困难时，由于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才能咬牙坚持而不气馁，这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特色。勾践的卧薪尝胆，重耳流亡19年的乐观，红军长征时“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乐观，无不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

老子接着谈了一个更深的问题，物质世界的生成方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应用阴阳分析，把所有的存在划分为“有”和“无”两个概念，简言之，人能感知的存在是“有”，人不能感知的存在叫“无”。

“天下万物生于有”，是指世间万物都源自具体的有形物质。比如，我们身边的一切用具都来自其他有形的材料，如桌子来自树木。这是指事物的局部的阶段性的演化机制。“有生于无”，是指事物的整体的、终极的演化机制，意思是所有有形物归根结底都来自无形物，最后也一定会成为无形物。比如，一碗水放在桌上，几天后，水少了，水去哪儿了？变成无形的气跑了。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宇宙生成论，可以说，在哲学隐喻层面，现代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也没有超越这句话的涵盖。

这句话有三个重要意义：其一，在本体论层面揭示了物质演化的两大机理，“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有”。其二，在辩证逻辑层面，提出事物是“有无相生”的重要命题。其三，在价值取向层面，主张“无为”，顺势而为。

本章虽短，但意义重大，它揭示了事物演化的客观规律，并提示我们如果正确应对。

来源：文化新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