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前，医疗题材剧集《仁心俱乐部》热播，剧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医生形象，引领我们走进医生这一崇高职业鲜为人知的深处，让我们对这一职业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医生，褪去职业光环，他们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陷入无助的泥沼，也会因某些遗憾而懊悔不已。在现实世界

此前，医疗题材剧集《仁心俱乐部》热播，剧中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医生形象，引领我们走进医生这一崇高职业鲜为人知的深处，让我们对这一职业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医生，褪去职业光环，他们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陷入无助的泥沼，也会因某些遗憾而懊悔不已。在现实世界的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着远比剧集更为复杂、多元的人性故事。

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登了一篇叙事文章。文章讲述了一位美国住院医师亲身经历的死亡故事，揭开了现代医学体系中一道难以愈合的暗伤——当患者在医护人员眼中沦为“麻烦制造者”，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该如何与人性中的偏见展开艰难博弈？

循环剧本：急诊室的午夜诅咒

M先生通常熬不过下午6点，除非至少注射一剂吗啡。

我了解他的情况，因为在我住院医师实习期间，曾三次将他收入三家不同的医院。每天的故事总是如出一辙：下午三点左右，他会出现在急诊科，主诉胸痛。对于不了解他或没看过他厚厚的病历的人来说，他胸骨上的疤痕是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有心脏病，他所报告的疼痛可能意味着为心脏供血的其中一条旁路血管正在堵塞。加上多年来，他的心电图一直异常，这使他很快可以从急诊科转到重症监护室（ICU）或过渡病房，以便我们在监测他的同时，测量他夜间的心脏酶水平。

然后，在心脏监护仪的绿色光芒和输液泵的滴答声中，同样的剧情每次都会上演，就像医疗版的电影《土拨鼠之日》：他抗议，但我们还是坚持给他滴注了硝酸甘油，然而这对他的疼痛毫无作用，还引起了头痛。他坚称只有吗啡能缓解他的疼痛，按照规定，他也总是能拿到吗啡——通常比下午6点要早得多。在注射吗啡之前，他的抱怨集中在胸痛上。注射吗啡后，他开始抱怨其他一切——病床、食物、护理。他大多不会对医生发火，但一旦医生离开视线，他就会对护士大发雷霆。他的呼叫铃响个不停，回应他的护士换来的总是咒骂和侮辱。到了晚上10点，除了要求更多的吗啡，他还会抱怨自己睡不着。“太吵了！灯光太亮了！在这样的鬼地方怎么能睡得着”，他坚称只有阿普唑仑才有效。通常，护士得打电话给收治他的医生才能开医嘱。

在我第四次收治他时，我学会了避免接到这样的电话，我会直接开好阿普唑仑的医嘱，并允许护士在他要求时自行给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给了护士调整给药剂量的自主权。服用一两剂阿普唑仑后，他就会睡着。到了早上，我们会拿到三组心脏酶结果，并有把握地说他没有发生心肌梗死。他会迷迷糊糊地确认疼痛消失了，还说迫不及待要回家。我们会给他开一些他永远不会吃的药，并安排一个他永远不会去看的门诊心脏病学预约，然后让他出院。

M先生是出了名的难缠，我的大多数住院医师同事都遇到过他，而且他几乎把所有人都惹毛过。似乎他在医院外也同样不招人喜欢。在我照顾他的所有时间里，他从来没有访客。他提到过几个前妻，还有几个很少见面的孩子，但没有人来看望他或接他回家。

致命转折：无人认领的死亡证明

他最后一次入院情况依旧，但有了个转折。急诊科的某个人决定给他进行溶栓治疗，这是我们在紧急导管插入术成为标准治疗方法之前常用的“溶栓”药物之一。和我一起工作的实习医生刚来ICU一个月，经验很少，我指着M先生静脉输液处渗出的血液，解释道，他如果使用溶栓药物会使他的血液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凝固，这将会使他面临危及生命的出血风险。我还跟她讲了我和M先生的过往经历，告诉她，M先生有好斗的历史，并允许她根据情况使用吗啡和阿普唑仑。

就在我讲解时，一位我熟悉的护士站在对面，双手叉腰，翻着白眼。“看来今晚我们抽到下下签了，”她朝着M先生的病房方向摆了摆拇指。我点了点头。不出所料，M先生因持续胸痛得到了吗啡，后来又服用了阿普唑仑。那天晚上很忙，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的，甚至都没注意到ICU或实习医生没有给我发过一次关于他的呼叫。

第二天早上，我正赶着去诊所，先和实习医生一起快速查房，然后再和主治医生简单交接。我们到M先生病房时，他还在睡觉，送来的早餐也都没动。从他的病历上看，昨晚他服用的阿普唑仑剂量比平时多。我猜想可能是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对护士特别凶，护士便充分利用了我医嘱给予的自主权。

我把指关节放在他胸口的疤痕上，用力按压想把他叫醒。他睁开眼睛，嘟囔着让我别管他，然后又闭上眼睛，昏睡过去。我给他做了简单的神经系统检查。他的瞳孔正常，四肢都能活动。我和实习医生讨论了如何逆转他所服用的药物：用氟马西尼逆转阿普唑仑的作用，如果不行，就用纳洛酮逆转吗啡的作用。我叮嘱她一定要让他恢复正常。然后我和主治医生简单交流了一下，就去诊所了。

几个小时后，在诊所看诊间隙，我找了实习医生询问M先生的情况。她向我保证，逆转阿普唑仑的作用后，他有了反应。我看完诊后直接回到医院，径直走向他的病房。“M先生怎么样了？”我经过护士站时问值班护士。“挺好的，睡得像婴儿一样。”她回答。

我走进去时，他仰面平躺着。未吃的午餐替换了没动的早餐。

“M先生？”他没有回应。我提高了音量，揉了揉他布满疤痕的胸口，但还是没有回应。我翻开他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他的瞳孔。右眼正常，但左眼睁得很大，对光没有反应。接下来的90分钟一片混乱：紧急CT扫描显示他脑部有大量积血。我们给他气管插了管，接上了呼吸机。我看着神经外科医生在他颅骨上钻了一个洞，并连接设备监测他脑部的压力。但整个过程中，M先生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再也不会抱怨了。

我们拨打了他留下的紧急联系人电话，但号码已停用。我们唯一能联系到的是他的房东，但房东对他有没有家人或亲密联系人一无所知。显然，M先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

内疚感很快涌上心头。医学誓言"首先，不伤害"在此时化作尖刀。我伤害了这个人，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便利，我忽视了对他的照顾，他在我的照看下奄奄一息。那些本可以提醒我他身处险境的症状——他的嗜睡和沉默也并没有引起我的警惕，因为我们谁都不想用安静来换取咒骂和冲突。我是不是把太多责任推给别人了？我分享自己的偏见是不是让别人也放松了警惕？

几天后，在做了一些检查后，很明显M先生再也不会醒来了。我们关掉了呼吸机，看着心脏监护仪上的脉搏逐渐减慢，然后停止。他独自离世——无人想念，无人哀悼。

解剖困局：在偏见深渊架设救赎索道

弗朗西斯·皮博迪说得对：“照顾患者的秘诀在于关爱患者。”但对于那些“难缠”的患者呢？警惕是同理心的天然伴侣，一旦缺乏警惕，懈怠就会趁虚而入。当M先生的生命渐渐消逝，我站在他的床边，找到了他生前我未曾拥有的同理心。我从一个问题开始思考：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接着又有更多问题浮现：是什么创伤或神经方面的意外造就了他现在的样子？从什么时候起，世界不再把他当作受害者，而是开始把他视为肇事者？又是什么时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在我照顾那些无人关爱的患者时发挥了作用。当我站在M先生毫无生气的遗体旁，想象着他走到那一刻的人生历程时，他的痛苦变得清晰起来，我也意识到自己错过了理解他痛苦的机会。在他的床边，我总结出皮博迪博士格言的一个推论：有时，关爱患者小时候的样子比关爱他们成年后的样子更容易。

在这条充满药水味的走廊里，或许每个愤怒的灵魂都藏着未被听见的求救信号。当医学科技能精准分解基因图谱时，我们是否遗失了拼凑人性碎片的能力？M先生用生命留下的叩问，正在每个深夜急诊室的天花板上无声回荡。

来源：肿瘤瞭望消化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