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星月暗沉，万籁俱寂，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包裹着煤山上的一切，只有树梢上盘旋惊飞的夜鸦，似乎正用一声声瘆人的啼叫，祭奠一个时代的黯然终结。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当夜……

星月暗沉，万籁俱寂，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包裹着煤山上的一切，只有树梢上盘旋惊飞的夜鸦，似乎正用一声声瘆人的啼叫，祭奠一个时代的黯然终结。

当朱由检将白绫投向歪脖槐树的虬枝上时，远处承天门方向传来最后一声炮响，明灭的光焰之中，紫禁城更换了主人，而大明王朝276年的气数，也即将走到尽头。

将明黄龙袍缓缓脱弃于草丛之间，夜间的露水和泥泞沾染着这件绣有十二章纹饰的华贵衮服，前襟上嫣红的字迹逐渐干涸，那是大明天子临死之前咬破中指留下的遗诏：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暮春的夜风之中，三十三岁的崇祯身体开始僵直，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由检仍试图用这种自我毁灭式的极端表达，来体现仁君圣主的悲悯之心，来实现对百姓万民的终极救赎。

只是血书中那句振聋发聩的“皆诸臣误朕”，在自责、自辨之余，也显示出这位末代君王内心深处无尽的怨愤和不甘。

诚然，明亡的原因深刻而复杂，将其简单归咎于崇祯帝个人身上，确实有失公允，尤其朱由检还是明中叶一个多世纪以来，难得的勤勉之君。

武宗朱厚照（正德）纵情声色犬马，一生荒诞不经；世宗朱厚熜（嘉靖）迷信方士、好长生不老之术；神宗朱翊钧（万历）因国本之争而消极怠政，几十年远离朝堂；熹宗朱由校（天启）醉心木工，却将国事悉数委于阉宦之手。

反观末帝朱由检，登基以来宵衣旰食，事必躬亲，每日早朝不辍，深夜还要批阅奏章，他以圣贤君王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对这个残破的国家倾注了无比的热情。

然而事与愿违，在其兢兢业业的治理之下，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不仅没有减轻分毫，反而迅速地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如果崇祯能够甘于平庸，也许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有续命的机会，而正是由于朱由检的过分努力，建炎南渡、宋室中兴的历史，才没能在五百多年后的大明再次上演。

而这个看似荒谬的推论，映射出的不仅仅是朱由检帝王生涯中无法走出的个人困局，也是大明王朝最后十七年里，一直存在的现实悲剧！

1625年八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明熹宗朱由校突然驾崩，因天启帝身后无嗣，大明的皇位落到了其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的身上。

可以看到，崇祯的继位是偶然事件，在此之前，作为藩王的朱由检并未被当做皇帝来系统培养，既无从政经验，也乏亲信班底，更不具备其高祖嘉靖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与生俱来的天赋。

但偏偏十七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面对风雨飘摇的帝国迫切希望能铲除积弊、重振朝纲。所以，崇祯继位仅仅两个多月，在天启朝呼风唤雨的“九千岁”魏忠贤，就被贬往凤阳守陵，最终又因畏罪在半途自缢而亡。

对于崇祯雷厉果决的手段，《明史》中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

但抛开官修史料对前朝帝王的歌功颂德不谈，如此轻率地将魏忠贤治罪，虽然在短期内为崇祯赢得了英明神武的赞誉，却也给日后的大明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请注意，这里并不是要讨论魏忠贤该不该杀的问题，更不是为其鸣冤洗白。

因为无论是新君立威的心理需要，还是基于整肃朝纲的现实考量，一个只手遮天、飞扬跋扈的先朝权宦，都必然会成为崇祯上台后的首要打击对象。

但值得深究的是清算魏忠贤的时机是否合理，以及善后处置的具体办法如何实施。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因为魏忠贤的存在，让宦官集团和东林党人一直角力，在没有找到合适替代者的情况下，去贸然打破这种平衡，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反噬。

魏忠贤固然是奸佞之辈，东林党中那些欺世盗名的士绅文人又能好到哪里？

失去了魏忠贤的制约，东林党一家独大，而“众正盈朝”营造的虚假繁荣背后，其危害甚至比权宦当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脏活累活总要有人来做，魏忠贤至少是个有能力的恶人。

熹宗临终之际，曾向崇祯大力推荐魏忠贤，其中“恪谨忠贞”之语，可能参杂有感情成分，但“可任大事”的评价却并非言过其实。

军事方面，魏忠贤曾破格启用熊廷弼、孙承宗等边关将领维持辽东局势，袁崇焕也是在其支持下得以升任辽东巡抚。

所以至少在识人用人上，魏忠贤做到了“可任大事”，而这却正是崇祯皇帝最欠缺的。

经济方面，魏忠贤采用暴力手段，搜刮江南士绅集团，在中饱私囊的同时，也以此弥补了国家财政的亏空。

仅矿监税一项，每年便为国库增收五、六百万两白银，这些银子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支援辽东的边饷，而崇祯帝废除这项“恶政”之后，取而代之的办法却是将税收重担重新压向农民。

结果天启年间，辽东饷银尚能按时发放，从宁远到锦州，荒废已久的城池得以加固翻新，昂贵的红衣大炮也被运上了宁远城头。

而崇祯一朝加派三饷却逼出了西北的百万流民，裁撤驿站更是将银川的普通驿卒李自成，最终变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南美洲的蝴蝶，在热带雨林中轻轻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引发墨西哥湾的滔天巨浪——处理像魏忠贤这样的庞然大物，又怎能不三思而后行？

如果清算魏忠贤的是非对错还值得商榷，那么冤杀袁崇焕则完全是自毁长城。

崇祯登基之初，明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财政的巨额亏空和来自后金的军事威胁。

经济问题朱由检已经处理得一塌糊涂，但及时启用袁崇焕，起码稳定住了大明在关外的基本盘。

袁崇焕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在其“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的豪言壮语之下，崇祯也倍感欣慰，表示“不吝封侯之赏”并赐予尚方宝剑，准其便宜行事。

然而袁崇焕甫至辽东，就拿着尚方宝剑，将朝廷正一品左都督、驻防东江镇的总兵毛文龙就地正法了。

消息传回北京，崇祯惊愕不已，但正值用人之际，皇帝也只能默许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只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埋下了破裂的种子。

而此后不久的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十余万，避开袁崇焕精心构建的关宁锦防线，借道蒙古地区，突袭喜峰口以西的脆弱关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攻占遵化、又绕过蓟州，随后直逼京师。

崇祯帝紧急启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负责北京防卫，袁崇焕也立即采取阻截应对措施，并由辽东亲率九千关宁铁骑回援。

最终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外，袁崇焕督师血战退敌，十二月初一皇太极被迫开始移营。

然而在此期间，袁崇焕请求让军队进入北京修整，皇太极因进攻受挫，又在城外散播袁意图谋反的谣言，入城之请遂遭朱由检严词拒绝，而君臣关系也由此急剧恶化。

仅仅七天之后，崇祯帝以议饷为由召袁崇焕入宫，并当场将其收入诏狱。

其后，刑部议定“付托不效、擅杀边帅、纵敌入犯、坚请入城”等九大罪状，并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将袁崇焕寸磔于北京西市。

其实，崇祯朝廷罗织的这些罪名，要么罪不至死，要么过于牵强，据此推断袁崇焕谋逆、叛国更是无稽之谈。

袁崇焕并非完美统帅，但仍是明朝对抗后金最有效的军事领袖，而将其冤杀可以说是崇祯系列决策中最具破坏性的失误之一。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而且单纯从情感上来说，袁崇焕哪怕有罪，也不该在其带着关宁铁骑千里回援时问罪，即便当诛，也不该处以凌迟极刑，甚至最后还要传首九边。

将一个战功卓著、忠心耿耿的边帅，强行污化成十恶不赦、里通外国的乱臣贼子，最终还要在北京城里，让不明就里的百姓生啖其肉，但这场快意恩仇的狂欢过后，除了彰显朝廷的手段残忍和刻薄寡恩，剩下的就只有大明王朝痛失臂膀、自毁长城的悲哀。

当然，崇祯不可能忽视袁崇焕对于辽东战场的重要性，也应该清楚诛袁可能产生的后果。

问题的核心在于，五年平辽迟迟未能兑现，建奴入寇又让大明颜面尽失，崇祯对袁崇焕产生了巨大的不满情绪，并由此引发边帅“养寇自重”的猜测和信任危机。

而行文至此，就不得不分析一下朱由检性格中多疑、刚愎、急躁的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恶果。

要说崇祯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那在明朝历代君王中都堪称完美，自其践祚以来，每日“鸡鸣而起，夜分不寐”。

而且崇尚节俭，还不近女色，“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几乎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然而遗憾的是，政治能力上的不足，往往会让努力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而性格上的缺陷，又将这种危害进一步放大。

正如《明史》所言，崇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因为急躁，往往急功近利，一旦所托之事短期未见成效，便会对大臣失去信任，并迅速将其罢黜。

在位期间，其更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平均每年3人），首辅易人19次，这两项数据均创明代之最。而自有内阁制度以来，二百多年时间，也仅仅只裁撤了二十余位阁臣。

中枢要员的更迭狂潮，使朝廷内部出现混乱，频繁换相更导致政策的延续性断裂、行政效率低下。

如温体仁与周延儒党争直接造成1637年西北赈灾体系瘫痪；崇祯十年，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也因内阁换相而流产，致使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次镇压农民军的机会。

因为刚愎，容不得反对意见，在1629—1643年间，皇帝杖毙言官达27人。更动辄以欺君、误国等罪名诛杀大臣。

朱由检在位17年，便更换了19位刑部尚书，诛杀、贬谪的督抚大员竟达数十人。

高压统治加剧了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催生出官员的“集体沉默”。

1642年开封决堤前竟无官员敢出言预警。而两年之后李自成兵临城下，提出封王退兵的要求时，崇祯向阁臣魏德藻咨询意见，首辅也因害怕担责，而不置可否。

君臣离心又导致朝廷无人可用，朱由检能力不足却只能事必躬亲，结果就是更加容易引发决策性的失误。

1644年三月，朱由检最后一次召集朝会，竟只有寥寥数人到场；其殉难于煤山之际，身边也只有宦官王承恩一人；而崇祯崩后，李自成曾专门将其灵柩停放于东华门外以供瞻仰祭奠，却几乎没有明朝大员前往吊唁——为君如此，岂不令人唏嘘？

当然，崇祯登基之初确实是面临的天崩开局。

此时，西北有农民起义，东北有后金入侵，白银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小冰河期的天灾，又加剧了农业社会的矛盾。

而土地兼并和宗室供养这些年深日久的积弊，要在一二十年间彻底清除也不现实。

所以明朝的灭亡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朱由检的殚精竭虑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实现。

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在明亡之前，命运至少给了朱由检两次机会，只要抓住其中之一，不说逆风翻盘，起码也能为大明王朝自救续命。

1644年正月，李自成从西安起兵攻向北京，沿途之上，几十万欠饷数年、饥寒交迫的明军，几乎是望风而降。

三月初，大顺军兵临城下，李自成通过被俘的太监杜勋入城传话，表示只要崇祯封其为王并提供军饷，便愿意退兵，甚至可以协助朝廷剿匪和抵抗清军。

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

对于一个危在旦夕的王朝和即将成为亡国之君的皇帝而言，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其实并不苛刻。

而此时北京城内鼠疫横行，大量的非正常减员严重影响了三大营的战斗力，大疫之中即便有侥幸存活者，也是“衣装狼狈，等于乞儿”。

同时士兵欠饷已长达半年，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没人愿意为大明王朝送死，而勤王诏书三月初六才颁往各处，四方援军也无法及时赴京救驾，所以，朱由检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同拥兵数十万的“闯贼”抗衡。

但即便在如此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崇祯依然拒绝了李自成的和谈请求。

结果，三月十七日深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广宁门，大顺军攻陷北京外城；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又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进入内城，李自成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一路直奔紫禁城。

回头再来看崇祯当时的选择，更像是一场自找的灭顶之灾。

接受城下之盟，确实有损大明的体面和崇祯的天子威严，但与国破家亡相比，孰轻孰重岂不是一目了然？

强如李世民，当年在渭水河畔面对突厥入寇，不是一样选择了妥协，而有远见、知进退、能容忍，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合格的君王应该具备的素质。

在大军压境随时破城的情况下，还要固执追求“不称臣、不纳贡”的政治正确，即使亡国也在所不惜，这种朕与贼寇势不两立的强硬做派，只能说明崇祯在政治上的短视以及外交手段上毫无弹性可言，最终葬送了明朝，也毁灭了自己。

时间来到三月十九日，北京外城、内城已均被大顺军占领，朱由检在处决妃嫔、遣散皇子之后，尝试从朝阳门、安定门乔装出逃失败，最终由玄武门出紫禁城，在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之下，登上煤山自缢而亡。

以身殉国固然是最有尊严的死法，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也瞬间拔高了崇祯作为末代皇帝的个人形象。

但“君王死社稷”，对朱由检而言，并非唯一的选择，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避其锋芒、以期来日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关于迁都与否的问题，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曾在《中国通史》中做过精辟的总结：

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

190多年前的京师保卫战，于谦之所以坚定的反对迁都，那是因为当时的大明确实有抵御瓦剌的资本。

而1644年初李自成兴兵之际，李建泰等大臣便建议迁都南京，但崇祯却因顾忌舆论而一再拖延，等到1644年三月大军围城时，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了。

尤其可惜的是，关于迁都宋朝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提供参考，而相比之下，赵构面临的境况绝对比朱由检糟糕。

金人搜山检海时，高宗“急急似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一路东躲西藏，甚至乘船出海漂泊避难，但最后还是在临安延续了赵宋的百年基业。

而当时明朝在南方依然拥有广阔的土地，南京也一直留有完整的政府班底，后来的江北四镇和坐镇武昌的左良玉，手中还有上百万的军队。

诸藩各自为政，南明小朝廷尚且能苟延残喘十几年，如果崇祯能出逃成功，以正牌皇帝的身份坐镇南方，再为大明续命个三、五十年也并非没有可能。

但很遗憾，历史没有假设，正是因为天子以身殉国，太子又不知所踪，导致东林党人、权臣宦官、军方将领都想迎立新君以成不世之功，结果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永明王朱由榔这些朱明皇裔在背后势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流亡政权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方相继出现。

但南明的这些继位者均属疏宗，在皇统正朔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导致几个小朝廷各据一方、分庭抗礼，甚至在清军南下之际还在互相攻击，而最后也难逃被清政府逐一瓦解，各个击破的命运。

1662年五月，辗转逃亡的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以弓弦勒死，坚持十八年的南明政权，至此正是灭亡。

来源：雪滿長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