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看历史地图，在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宋朝的版图相对狭小。宋分北南，两宋均长达约一个半世纪。北宋把唐宋变革社会转型推向极致，为下一轮变革奠定基础。南宋则开启宋元变革，中国历史迈开了走向近代的步伐。从这样的历史进程来看，宋代极为重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

以下文章来源川大古籍所，特此致谢。

作者：王瑞来

一、北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翻看历史地图，在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宋朝的版图相对狭小。宋分北南，两宋均长达约一个半世纪。北宋把唐宋变革社会转型推向极致，为下一轮变革奠定基础。南宋则开启宋元变革，中国历史迈开了走向近代的步伐。从这样的历史进程来看，宋代极为重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承前启后，造极始于北宋。

北宋终结了唐末五代十国以来近百年的战乱与分裂，重归大一统。反思历史教训，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取代旧政权留用人员的实际需要，呼应了乱象之下一直存续的崇文潜流，在完成疆域基本统一后，第二代君主宋太宗即位伊始，毅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并且作为一项国策，持续了两宋三百年。由每榜登第人数由几十人骤然扩增到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让隋唐以来的涓涓细流成为滔滔的洪流。从中央到地方，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主宰了行政。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这一当初仅仅是出于实际需要的技术性施策，改变了政治生态，造成了士大夫政治。

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形态，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以社会涵盖面广泛的科举出身者为主体，足以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诉求。文牍主义的历史传承，士大夫对行政的全面掌控，制度建设的日臻完备，在客观上挤压了君主独裁制度规定表象下的皇权行使空间，让皇权进一步走向象征化，以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士大夫政治的强力支撑，形成了不同于“王与马共天下”的君臣共治。

从精神层面观察，全新的政治生态，赋予了宋代士大夫精英强烈的责任感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长期沉睡在《礼记·大学》中的儒学八条目被重新挖掘出来，作为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实现了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世界的全涵盖。这样的社会氛围，更是让少数士大夫精英超越政治，拥有了宏大的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正是这种宏大使命感的高亢宣言。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识在这个时代获得空前的觉醒。这种精神的觉醒又像遗传基因一样，被世代传承，后来的元明清，尽管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变，但读书人的担当精神与使命感则一直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践行，成为每一个时代的“中国的脊梁”。

诚然，士大夫中也不乏无耻者。不过少数精英则体现着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多数士大夫则遵循着主流精神的引导。与政治与生俱来的党争也在士大夫政治的形态下频发，权臣独裁常常把士大夫政治推向极致，乃至变质。这些现象让士大夫政治呈现出复杂的状态。然而，这些只不过是历史洪流中裹挟的泥沙，我们不能因此便对士大夫政治做出否定性的评价。

在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科举的利诱效应，更是促进了全社会的向学，承流唐宋变革，文化下移，社会平民化趋势加速，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经济的意识，也让宋代的士大夫懂得用经济的手段处理对外关系，寻求和平无需诉诸武力，可以用钱来买。士大夫主持下缔结的澶渊之盟，让宋辽之间维持了百年和平。长期和平的环境为社会带来极大的繁荣，《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便是一个缩影。即使是没有如清中期从南美导入高产的玉米、番薯这样的外部因素，北宋人口也前所未有地增长到将近一亿，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之一斑。澶渊之盟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胡汉语境尽管再度鲜明，但文化的力量“用夏变夷”，辽金竞相称“中国”，中国逐渐与天下合而为一。

北宋在鼎盛时期被女真人的突袭而灭亡，不死鸟在江南重生，南宋犹如南朝再现，政治、经济中心合一，在北宋唐宋变革积淀的基础之上，在江南首先开启了宋元变革的历史大变局。这一历史变局中生长出强盛的地域社会和乡绅势力一直影响到近代中国。北宋出现的儒学新形态理学张大为道学，沟通精英与凡庶，不仅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深刻浸透到社会，并且波及影响了汉字文化圈范围内国家与地区的文化。

上述的一切，都是在北宋奠基。正如今天还有人讲北宋仁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一样，北宋灭亡之后，南宋人更是东京梦华，以各种体裁的著述缅怀旧事。

在南宋，还不仅仅是出于东京梦华，为了王朝再建，为了遵循祖宗法，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朝野对北宋的历史都进行了认真而翔实的整理与编纂。因此，宋代存留的史料，北宋要比南宋完备而丰富。除了官方重修的国史、会要、实录之外，私家也纷纷著史。其中荦荦大者，如果首推两部，那么一部就是李焘仿照《资治通鉴》所纂编年体《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另一部则是王称仿照历代正史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

二、可与《宋史》互补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

编年体史书，从《春秋》算起，源远流长。纪传体史书则昉自《史记》。作为史书，编年体与纪传体各有所长。编年体犹如一条河，纪传体则像一座山。当年司马迁一定是为了规避编年体史书不易捕捉头绪而创立了纪传体，以期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从史料学角度而言，无论编年体史书，还是纪传体史书，都是研究的不可或缺。如果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全貌，无疑阅读纪传体史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东都事略》作为纪传体史书，除不设志、表，分卷一百三十，有记载九朝皇帝的本纪，有记载皇后、皇子的世家，在列传部分除了重要人物的列传之外，还仿照《隆平集》，分设《忠义传》《循吏传》《儒学传》《文艺传》《卓行传》《隐逸传》《外戚传》《宦者传》《僭伪传》等类传，为近七百位各类人物立传，并附录有辽国、金国、西夏、西蕃、交趾等卷。全书在相应传后还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设有近百则“臣称曰”的史论，对人物、史事加以评价，集中体现了王称的史学思想。

由于卷帙繁浩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先行问世，相形之下，《东都事略》便显得有些简略。加之南宋的史书通鉴体成为主流，仿作、续作之外，通鉴体的衍生物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也大为流行，所以《东都事略》在南宋不大受到重视，评价不高，从李心传到朱熹都有批评和证误。

不过，被南宋人斥为“疏驳”的《东都事略》，到了元代，开始发生逆转性的评价。元人刘因就说“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尽管元人修《宋史》主要采自宋朝国史，但作为纪传体，在体例上，特别是在类传的划分上，无疑给编纂《宋史》提供一个蓝本。有些国史所无，《东都事略》采自野史稗乘的记载，也充实了《宋史》列传。清人汪琬指出：“元脱脱修史，大率采取于此。”降至明清，宋朝国史、实录散失亡佚，《东都事略》则更加见重。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将《宋史》与《东都事略》相比较说道：“其书简质有体要，视新史不啻过之。”意即《东都事略》要好过《宋史》。清人王士祯则将《东都事略》与北宋曾巩所撰纪传体五朝史《隆平集》相提并论：“王称《东都事略》淹贯有良史才，与曾子固《隆平集》颉颃。”《四库全书总目》的《东都事略》提要则通过列出具体事实指出《东都事略》有优于《宋史》之处。比如说真宗刘皇后前夫刘美本姓龚，冒附于外戚，《东都事略》直书其事，但《宋史》则采用了刘美家传的说法，反而隐讳了事实。的确，与《宋史》比较观，《东都事略》有许多长处，为《宋史》所不及。如《东都事略》备载诏令与奏疏以及诗文，便可补《宋史》之阙。

《东都事略》在宋代仅刊刻过一次，即宋光宗绍熙年间由王称的家乡书坊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不过，刊行后不久即遭遇庆元党禁禁私史，与《长编》等私家撰述的史书一并交由史官考订审查，“不准刊行”。此后党禁虽开，但在印刷业繁荣、书坊蜂起的南宋至元，居然对《东都事略》没有刊行。这大概与前述时重通鉴体的因素影响有关。明代亦无刊刻，入清以后，才方有多家仿宋、景宋刊刻，质量则参差不齐。晚清之时，东瀛日本也先后有两种刻本问世。

三、《东都事略笺证》的整理特色

在点校本面世之前，《东都事略》除了各地馆藏的线装本可资利用之外，学者使用的是几种影印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之日本宫内厅书绫部所藏宋刊本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之日本进修观馆刊本，以及台湾文海出版社列入《宋史研究粹编》的清无名氏覆宋刻本。其中后者于1960年代末即已影印出版，流传最广。《东都事略》首次整理本，是200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孙言诚、崔国光点校本。不过由于是列入《二十五别史》丛书之中，流播未广，不易利用，未能充分显示出整理本的使用价值。在研究之际，包括笔者在内，使用的还是《宋史研究粹编》收录的影印本。作为研治宋代历史最重要的史籍，存在着这种状况，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遗憾。最近，吴洪泽所撰《东都事略笺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信可以缓解利用困难的问题。

笺证者吴洪泽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可谓是科班出身。作为研究员，长期供职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不仅参与过《全宋文》的编纂与整理等重大项目，还整理有《宋代蜀文辑存校补》等很多重要古籍，有着丰富的宋代古籍校勘经验。与刘琳先生合撰的《古籍整理学导论》，便是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在《东都事略》已有点校本出版的状况下，再行作业，可以说是自课难题，必须弥补前修之未密，做到后出而转精。那么，《东都事略笺证》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了吗？

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准，首先集中体现在书前的点校说明或前言上。观察《东都事略笺证》的前言，吴洪泽先生做了如下几个贡献。

一、详考作者人名。长期以来，王称的名字被著录为“王偁”。对此，自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加以辨析。前言则据其父王赏《诸字名字说》一文，明确肯定应记作“王称”，并驳斥了“称”为避讳宋孝宗父亲之名“偁”所改易之说。

二、详考作者里籍。对于王称里籍，历来只是含混地记载为四川眉州人，前言依据苏轼为与王称祖辈有亲属关系的原配王弗所撰《亡妻王氏墓志铭》及洪迈《眉山王公玉台集序》等文献记载，具体确定王称里籍为眉山青神人。

三、详考作者家世。对此，前言重点辨析了王称祖辈王当被明人记为其父王赏兄弟之误。

四、详考撰著人。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相承撰《史记》，班彪与班固相承作《汉书》，成为史学史上的美谈。或是接续这样的美谈，也产生了王赏与王称父子相承撰著《东都事略》之说。前言以书中大量的“臣称曰”内证驳斥了这种说法。

五、详考史料来源。对于《东都事略》的史料来源，前言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的说法，考定“五朝史传”当指我曾经作过校证的《隆平集》。又根据南宋重修神、哲、徽、钦四朝实录在《东都事略》成书之前的事实，指出了参考的可能性。前言还根据王称父亲与李焘交往的事实，做出了《东都事略》在编纂之际有可能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推测。

在整理方面，本书则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精择整理底本。本书选择存世的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原刊本绍熙眉山程舍人宅刻本为底本。这一版本跟日本宫内厅书绫部和静嘉堂所藏宋刊比较，完整而无残缺。古籍整理底本选择的标准，简单说是早、多、好。以这一标准衡量，刊刻年代早，版本完整，三条标准已占其二。诚然，由于刻印仓促，疏于校对，存在较多误字和俗字，是其不足之处，不过作为《东都事略》祖本，此本是后来所有版本的源头。以此作为底本，当是不二之选。仅此而言，本书要胜出当年或许是限于条件而选择清人振鹭堂影刻本作为底本的《二十五别史》点校本。正确选择底本，便奠定了成功整理的基础。

二、参校全面。本书在充分进行版本调查的基础上，以文海出版社影印覆宋本、国家图书馆所藏振鹭堂影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旧抄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作为参校本。几乎囊括了《东都事略》最有价值的版本。尽管拥有源流关系的这些版本与底本异同基本一致，但无疑也有后人刊刻之际所做的正确改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让整理者没有忽视祖本以外的版本。

三、吸收既有校勘成果。前人在刊刻乃至抄录之际，对《东都事略》颇有校勘。比较重要的有文海出版社影印覆宋本钱绮的校勘记以及缪荃孙的校记。吸收这些不乏精当的校勘成果，无疑保证了本书的质量。

四、他校丰富。存世北宋文献甚夥，可资者多。于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隆平集》《宋史》以及大量的宋人文集和笔记便成为本书丰富的取资源泉。本书没有止于文字证误的版本校勘，而是对所载史事尽可能地检核了相关宋代文献。分别将检核结果和考证成果录于校记或笺证之内。篇幅甚多的笺证主要是这样的考证成果，成为本书的重头。这也是本书有别于一般点校之所在。笺证内容重在史实考证，除了列举他书之载以印证本书或补充本书之未详之外，还包括了以他书证本书之误，以本书证他书之误，以本书证他书之阙，以他书证本书之阙。这样的内容已经突破了只校底本的传统校勘范围，因归入笺证之属。凡是必核，让笺证形同集注，大大增益了《东都事略》本身的价值。以编在手，如握群籍。从研究的角度看，笺注做到了为《东都事略》踵事增华/

五、校笺设计合理。包括我所作的一些古籍整理项目在内，多数的校证、笺证之类的作品都将校勘与笺证合在一起，一并列于卷末或条目之下，交由读者来自行区分。尽管这样做固无不可，但不如本书将校记与笺证分列眉目清晰，一目了然。本书校记列于当页，犹如文章的页下注释，颇便读者检视。而将篇幅较多的笺证列于卷末。在体例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资借鉴并值得推广的笺证方式。

当然，就《东都事略笺证》的整理来说，如果稍有间言，则一是《东都事略》作为史书，正文不当不标专名线；二是作为参考文献应当充分利用已行世之新整理本，不当多用旧刊；三是与《东都事略》相关的序跋资料应当附益。缺乏这些内容，让人略感美中不足。

大数据时代，各种电子版与数据库的存在，为古籍整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无需大海捞针，浩如烟海的大量古籍变得可以快速检索，上穷碧落下黄泉，竭泽而渔查资料，已成为可能。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之下，古籍整理亦当与时俱进，不应满足于基本标点与校勘，对应整理古籍的具体状况，详加董理，像《东都事略笺证》这样，在资料检寻便利，当以他校为主，尽可能作成校证、笺注，让古籍整理提升学术含金量，更为裨益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都事略笺证》是大数据时代古籍整理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东都事略笺证》不仅为宋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信实可靠的基本资料，还为大数据时代的古籍整理展示了新的方式与路径。

北宋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宋人所撰大型纪传体北宋史《东都事略》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透过《东都事略笺证》，遥隔千载，让我们又可以东京梦华，思索一代兴亡。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