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卫生事业，从清末民初的愚昧落后，到新中国的“讲文明、讲卫生”，期间花费了无数人的时间和心血。这当中，王斌作为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中国的卫生事业，从清末民初的愚昧落后，到新中国的“讲文明、讲卫生”，期间花费了无数人的时间和心血。这当中，王斌作为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从年轻时就开始为中国卫生事业不断付出的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却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限制中医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并最终被毛主席下令撤职。

那么，他究竟做了怎样的决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抉择和考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许多部门百废待兴，作为卫生体系也不例外。这其中，曾经在中共苏区负责过核心医疗卫生事业的王斌走马上任，开始担任中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职务，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医学教育和卫生政策方面。

实际上，在中国数年抗战过程中，一直负责医疗卫生方面工作的王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西医支持者”。所以，在1950年，王斌曾经在名叫《东北卫生》的卫生体系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武断地表示，中医作为过去封建社会里使用的“封建医学”，应当被摒弃和取缔：“中医只能在农民们的精神面前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

为了宣传他的思想，没过多久，王斌又将这篇批判中医的文章编写进了《医务工作者的道路》一书当中，并组织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们学习。

在王斌的号召下，东北的卫生部一度将《医务工作者的道路》当做医务人员的“行医指南”，要求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认真研究学习，领会精神；而书中的那份对中医的批判与轻视，也随之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也是在同一年，王斌又和卫生部另外一名副部长贺诚一起推行了《中医师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中规定，中医想要继续开办诊所，就必须要取得相应的医师执业资格，这看似是一个把控中医队伍、预防中医医生良莠不齐的好办法；

可是，相关的执业考试中却以“从科学立场出发”为理由，增加了三门西医相关的题目，而在当时的中医队伍里，有不少人压根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西医相关课程，这导致了有将近九成的中医都没能拿到所谓的“执业证书”，从而失去了行医的资格。

在官方政策的“苛待”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段时间里，中医行业陷入了极度萧条和低迷的状态，很多中医诊所因为没有行医资格接连关张，中药房一家接一家地在街头消失；

更糟的是，很多偏远落后的地区并没有足够的西医医疗条件，在中医诊所被迫关停以后，当地居民没办法求医问药，很多人因此小病拖成了大病，最终悲哀地病死在家中。

实际上，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医早已融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因此，卫生部对中医的抨击和强硬的态度，不仅引发了中医界的抗议，更激起了普通百姓们对于医疗卫生界的不满与冲突。

1953年，毛主席偶然得知了当时卫生部对于中医的偏颇政策、以及中医当时萎缩凋敝的困境，立刻大为光火——

原来，在多年抗战过程中，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在中医的“苦汤药”下药到病除，所以，毛主席对于中医极为信任；不仅如此，毛主席深知，“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因此，在毛主席看来，卫生部这种打压中医、推崇西医的政策，阻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也是极端错误的行为。

故而，在得知此事后，毛主席立刻下令，撤销王斌和贺诚两人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并要求卫生部重新修订有关中医行医的相关方针政策，中医行业就此“绝处逢生”——

或许有人会疑惑，身为在卫生相关部门工作多年的一名政府人员，王斌为什么对中医如此抵触呢？实际上，这背后和王斌年轻时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1909年，王斌出生在了四川宜宾麒麟苗族乡的一户人家当中。从小，王斌就十分聪颖好学，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14岁时，王斌被父母送到了成都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当中，这所学校正是当时顺应新思潮而开办的西式医专，王斌在这里学习到了许多科学的西医内容，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立志于投身革命，保家卫国。

1933年，王斌加入了工农红军的队伍，并以军医的身份随队长征，一边跋山涉水，一边抢救治疗伤员。由于在队伍里表现优异，1935年，王斌顺利入党，并开始在中农红军中央军委卫生学校中担任教务主任的职务。

1937年9月，中农红军115师在平行岭南麓打响了平型关战役，王斌在其中负责伤员转运的重大任务。当时，平型关内战斗惨烈，战士们浴血奋战，峡谷内硝烟弥漫，条件十分艰苦，可王斌却不畏生死，在前线的枪林弹雨中穿梭往来，组织人员建立了一条长约千里的“伤员转运线”，在大后方出色地完成了伤员转运的任务。

1938年，学校跟随长征队伍迁至陕北，王斌身为学校里的“外科专家”，一边要负责学校里的伤员治疗，身上还有教学任务，同时还要处理各种学校的杂务，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王斌仍然和贺诚一起，为当时的卫生学校研究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体制：

在两人的带领下，红军卫生学校实行专科重点培养方法，用形象教学法缩短学制，在短期内迅速培养起了一大批卫生医务人员，极大地保障了当时前线战士们的生命安全。

由于医术精湛，对待伤员一视同仁，在战场上不怕牺牲，王斌得到了许多工农战士们的爱戴与信赖。这之后，王斌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八路军总卫生部医务主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政委等职务，在抗战过程中不断救死扶伤，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冬，解放军计划夺取沈阳，然而，由于天寒地冻，东北西满地区鼠疫横行，民不聊生。为了解决鼠疫，王斌主动带领医大的教职人员和学生们深入疫区，打断“传染环”，隔绝患病人员，组织发动当地群众一起保持卫生、消毒防疫，终于在1947年春天到来时彻底解决了当地的“鼠疫威胁”，也为后来的辽沈战役创造了健康无忧的战斗条件。

显然，正是在抗战期间救治伤员时，西医那“立竿见影”的疗效让王斌十分满意，加之多年对西医的研究，让王斌十分信赖于这种逻辑清晰、环环相扣的科学治疗方式；而与此同时，王斌始终觉得，中医那种“模棱两可”、难以用一两句话就解释清楚的诊疗手段，实在是让人“嗤之以鼻”；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焕然一新的社会环境，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陋习的摒弃与清扫，让王斌愈发认为，中医也是封建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一种“封建医学”，所以，在这之后，他偏颇地开始否定中医，也就此引发了上文中的那一场“中医风波”……

实际上，中医，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岐黄”到“青囊”再到“杏林”，中医在中华大地上传承千年，更有着绵远不绝的理论传承。

在古代，中医用一本《黄帝内经》奠定了诊疗养生的理论基础；这之后，中医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精华，并将其延伸融入治疗手段当中，中医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代表之一。

实际上，在西方科学思想传入中国后，中医遭人诟病的原因，正是中医当中遵循的“天人感应”“阴阳相生”“五行相克”等思想，让人看起来觉得玄而又玄；

可是其实，在所谓的“阴阳五行”当中，蕴含的是中国古代朴素而自成一体的哲学体系，而这种哲学体系是顺应当时社会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同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进步；

而除此之外，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整体原理也不尽相同。

实际上，在经过多年发展与研究后，如今的人们已经发现，遵循逻辑辨证、预防与“相克”的中医，是一门以整体论为主的医学，其原则是将人作为一整个“整体”，身体各部分“相生相克”，从而根据内外表里、寒热虚实等整体辩证诊疗；

而作为现代科学、从分子层面解释药品原理的西医，其原理建立在物理、心理、化学、生物等分门别类的“局部”上，属于“还原论”医学，而这些可推导、可还原、可检验的治疗方式，让诊疗变得“可视化”，也更加利于取得病人的信任。

不过，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猜想、验证、逼近”的过程。人们正是在历史中寻求发展的道路，又在发展中寻找到属于当下、乃至于属于未来的真理，而这些寻找及发现的过程，也是人类进步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因为当下无法找到合理的、可推导的方式来验证中医的治疗效果，就片面地排斥及否定中医的效果，毕竟，已经经历了数千年风雨的中医，是国粹，更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他蕴含着数千年来所有老祖宗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发展的“传家宝”。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医和西医的结合，也为医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而中医和西医的优势互补，也为疾病的预防和诊疗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更为关键的是，中西医的结合，也为一些疑难杂症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时代的发展下，许多曾经的“大病”“绝症”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得到了更切实有效的保障。

当下，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得十分先进，社会也在随之不断进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接纳新事物的同时，将他们和过去的历史融合，让历史在传承与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是属于我们的使命，也是国家发展与前行的基石。

让我们一起带领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向着更高更远的舞台腾飞吧！

来源：海大富富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