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公“华容道义释曹操”是《三国演义》中极具代表性的情节。这一故事虽为小说虚构，却深刻塑造了关公“义绝”的文化形象，并在民间广泛传播，成为中华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关公“华容道义释曹操”是《三国演义》中极具代表性的情节。这一故事虽为小说虚构，却深刻塑造了关公“义绝”的文化形象，并在民间广泛传播，成为中华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预料曹操必败走华容道，又观天象知曹操命不当绝。因曹操曾对关公有恩，诸葛亮特派关公镇守华容道，以顺水推舟留人情。孙刘联军大胜后，曹操果然率残部退至华容道，途中三次讥讽诸葛亮、周瑜未在险要处设伏。第一次大笑引出赵云，幸得徐晃、张郃力战脱险；第二次引张飞追击，张辽、徐晃拼死抵挡；第三次狭路相逢关公，此时曹军已溃不成军。曹操只得亲向关公求情，关公念及旧恩，甘冒违抗军令之险，义释曹操，助其返回江陵。

这一情节集中展现了《三国演义》中“三绝”人物的鲜明特征：曹操的“奸绝”、诸葛亮的“智绝”、关公的“义绝”。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能屈能伸，关公知恩重义，三者交织碰撞，令读者印象深刻。尤其是关公舍生取义的抉择，被小说作者以“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的诗句盛赞，成为其“义绝”美名的直接印证。

然而，这一故事也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关公因私废公，放走劲敌有悖忠义。但需注意的是，华容道义释曹操纯属文学虚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曹操赤壁战败后确从华容道撤退，但追击者实为刘备，且未遭伏击。史书记载曹操败退时道路泥泞，士兵填草铺路，“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刘备虽纵火追击却为时已晚。可见《三国演义》为突显关公形象，对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将刘备的追击转化为关公的义举。这种创作手法虽与史实相悖，却符合小说塑造人物、传递价值观的需求。

《三国演义》虚构此情节，本质上是对民间文化需求的回应。清代学者王侃指出：“《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关公形象通过戏曲、评书、绘画等通俗艺术形式广为传播，成为民众理解忠义精神的直观范本。清人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记载，北方茶馆说书多讲三国故事，关公崇拜尤为盛行，“北人崇拜者，视南人为甚，而关外为尤甚”。这种民间崇拜并非偶然，而是儒家倡导的“义”通过具象化人物得以普及的结果。关公的“义绝”形象，实为传统文化中忠孝仁义理念的人格化表达。

更深层来看，关公的文化象征意义植根于春秋义理。《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吕蒙曾评价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春秋左氏传》强调“微言大义”，推崇战争中守信重诺、不趁人之危的贵族精神。如《左传》记载邲之战时，楚军教晋军脱困；鄢陵之战中韩厥放走郑伯，皆体现“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义战传统。关公在华容道的选择，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面对穷途末路的曹操，他恪守“恩怨分明”的原则，宁可违令也不愿违背道义。程昱劝曹操以《春秋》典故相激时，提及“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的故事——庾公差因师徒情谊放弃追杀，恰与关公的抉择形成呼应。这种对义理的坚守，使关公超越武将身份，成为士人心中“春秋大义”的践行者。

明清学者对关公形象的升华进一步巩固了其文化地位。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称关公“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将其塑造为儒将典范。明人张幼学在《图志》序中强调，关公“立身行事”皆本于《左传》教诲。钱穆评价春秋时期战争“重和平，守信义”的特点，恰可解释关公行为的内在逻辑：他的选择并非迂腐，而是对传统道德准则的极致维护。正如曹操所言，关公“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这种气度使其成为中国古代贵族精神的缩影。

关公“义绝”形象的最终确立，是文学创作、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三国演义》通过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将史书中“读《春秋》”的记载转化为生动的道德实践。民间艺术将其故事不断演绎，使“义”的理念突破典籍限制，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而儒家对春秋义理的推崇，则为这一形象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其升华为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关公之所以被尊为“武圣”，与其说是因其战功，不如说是因其以行动诠释了“义”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超越成败得失，成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核心支柱。

来源：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