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新冲突与新技术频频吸引目光。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GVC）的重塑虽低调，却影响深远。它不仅关系到生产如何布局、资本投向哪些产业、技术如何积累与扩散，也会改变就业结构和消费价格。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编者按：

当前，新冲突与新技术频频吸引目光。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GVC）的重塑虽低调，却影响深远。它不仅关系到生产如何布局、资本投向哪些产业、技术如何积累与扩散，也会改变就业结构和消费价格。

中美竞争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推手。拜登时期，美国通过“友岸外包”和出口管制削弱关键产业对中国的依赖，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影响力；进入“特朗普2.0”时期，美国继续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收紧技术与设备出口，并借助技术标准和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企业设限，试图将中国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但另一方面，在诸多环节，美国自身也在价值链中下游面临被“卡腰”的困局。

此外，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开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时相比，如今的世界形势也更为复杂。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企业来说，价值链的迁移与重组早已不仅仅是追逐效率和成本，而是同时受到地缘政治、技术竞赛、产业政策、能源转型以及国内政治和社会情绪等多重因素的牵引。

正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执行院长李青所强调的，新一轮全球价值链重构并非局部调整，而是重塑企业战略考量与绘制全球投资与贸易版图的“大重构”。

她表示，全球正迈向“再全球化”——更加多极化、分布式且充满竞争。新的全球化逻辑是：韧性优先于效率，区域化优先于全球化，安全优先于成本，立场高于关税。这将对国家、企业和全球治理都提出新的要求。

李青教授

IPP国际会议嘉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执行院长

*文章内容来自李青教授在IPP第十二届国际会议上的演讲。演讲原题目为“全球价值链的‘大重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与结构转型的分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在冷战之后，全球价值链以生产来源的跨国分工为特征迅速扩展，成为全球贸易和经济运行的核心引擎。GVC涵盖了从构思到最终交付的全部环节，这些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

全球价值链经历几次变迁？为什么现在进入“大重构”？

我个人将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战以后一段时期；

第二阶段是2008年之后；

第三阶段是2020年至今。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期，我称之为“大重构”（Grand Restructuring）。

在2000年，全球的贸易、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了两极化的结构：亚太板块以美国为中心，欧洲板块以德国为中心。

2004年后东欧国家大规模加入欧盟，为德国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生产基地和配套工厂。图源：彭博社

而在2008年之后，GVC网络已经演变为三极结构，即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中，美国、德国和中国分别成为核心节点。

全球价值链格局从两极到三极的转变表明，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崛起过程中，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所占的份额也经历了迅速提升，成长为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

就东亚而言，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区域生产网络。中国大陆依托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从制造型经济体发展为全球制造大国，吸纳了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同时也依赖于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中间产品进口。

李青教授提及的这样一种分工模式，被称为“雁阵型”发展格局。图源：Getty Imagies

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仍然依附于由美国主导的“亚太共同体”，跟随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产业链，日本在这一时期是“第二枢纽”，而中国大陆则位于这一“亚太共同体”的边缘。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产业链逐渐提升并趋于完善，其中间品的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成为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和中间品出口的重要供应国，不断向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零部件和半成品。这一动态变化使得中国的角色从“低端制造的承接者”转变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驱动力，与日本、韩国形成了协同发展的关系，在区域供应链网络中具备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大多数亚洲经济体仍然依附于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生产体系，但是中国与日本、韩国一道逐渐成为该网络的重要枢纽。

2018年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引发了新一轮的供应链重构。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社会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推动了全球生产布局的新一轮调整。

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和“贸易不公平”为由，对钢铁、铝等征收关税。图源：路透社

进入2025年，特朗普政府再次推出关税政策，使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并推动了供应链的重新调整。然而，这一轮调整并非简单的产业外移，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一个关键的趋势是，中国作为“中间品超级供应国”的地位日益凸显。即便部分终端组装环节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转移，但这些新的生产基地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

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持续增加，尤其在新能源、电子信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这表明：中国已从价值链的“最终组装环节”向上游攀升，成为了掌控众多产业链“腰部”环节的关键节点，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可或缺性反而得到了强化。

从下面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变化仍在持续之中。

中国已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转变为关键“枢纽”。图为部分经济体出口额中中国生产附加值占比（苏庆义等（2024））

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我所说的“大重构”（Grand Restructuring）。

在这一进程中，全球价值链正在从以效率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以韧性、安全与区域化为导向。这一重组不仅改变了企业战略的考量，还重新绘制了全球投资与贸易的版图，同时也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提出了严峻挑战。

那么，如何理解“大重构”？

从概念与关键解释来看，全球价值链如今由众多跨国公司主导，它们占据了全球贸易的80%。然而，地缘经济的碎片化带来了诸如贸易限制、投资审查等政策，这表明地缘经济正在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

同时，正如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时所提到的，科技正在不断改变全球价值链。尤其是随着“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纷纷制定政策以限制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将技术进程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使得一切问题都与国家安全相绑定。这些因素正在持续改变全球价值链。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效率与成本，而现在更关心安全与风险。

是什么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大重构”？

我的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技术这三种驱动力如何结合在一起，催化全球价值链当前的结构性转型。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主要受到三个重要推动力的影响。

第一个是地缘政治冲击。

在这一层面，全球价值链正在经历从“相互依存”走向“武器化”的过程。以俄乌战争为例，这场冲突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重大打击，尤其体现在能源、食品和关键原材料方面。数据显示，从2020年至2022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50%，其中小麦价格上涨48.5%，而石油价格则突破了每桶100美元，这是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

这些冲击使全球价值链面临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挑战，并不断加速其从“效率优先”向“韧性优先”的范式转型。这一变化至关重要，正是地缘政治冲击的直接结果。

俄乌冲突爆发后，小麦价格频繁大起大落，市场不确定性骤然加剧。大量上游农户、饲料、加工企业以及下游食品行业与零售终端都受冲击。图源：路透社

第二个推动力是地缘经济竞争，尤其体现在大国之间的博弈。

其中，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堪称推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核心地缘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关税战和“技术民族主义”。以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为例，贸易战造成了全球352亿美元的实际收入下降，其中美国损失156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对上游及中间产品征收的关税通过价值链的传导效应，最终伤害了美国自身的下游产业。

与此同时，“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正重塑高科技产业的价值链。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其一系列产业政策，试图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至国内或转移到所谓“更友好”的国家，以此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与韧性。

这一趋势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政策竞赛，欧洲、日本及其他地区国家也纷纷出台类似政策。由此可见，半导体产业正在从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模式，转向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区域模式，而这种转变更多是由地缘政治逻辑驱动，而非单纯的市场逻辑。

第三个推动力是技术驱动。

众所周知，人工智能革命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的第三大动力，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生产和物流的格局。

以先进的自动化技术为例，诸如机器人组装的广泛应用，使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也改变了企业在生产厂址选择上的决策逻辑，从而推动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上，人工智能渗透率每提升1%，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14.2%。

据高盛分析师统计，自2022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使美国实际经济活动增加了约16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7%。图源：路透社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驱动力并非彼此孤立存在，相反，它们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反馈循环。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竞争，对全球供应链韧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对供应链韧性的追求，又推动企业采用包括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内的新技术。技术霸权的竞争如今已成为新的前沿领域，并以一种新的地缘经济竞争形式，加剧了全球价值链的割裂局面。

面临“大重构”，国家、企业怎么做？

为了更好地检验这些判断，我们也在微观层面寻找证据。鉴于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许多企业不得不进行调整。从整体趋势来看，大量企业已经从单纯关注成本和效率，转向更加重视韧性与可靠性。许多跨国企业被迫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风险或制定风险管理策略：

第一种是“中国+1”战略。具体而言，企业依然将核心运营放在中国，但同时积极探索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的可能性。今年暑假，我们调查了20家企业，几乎所有企业都已将工厂搬迁至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第二种是“近岸外包”。比如美国公司将运营与生产转向邻近国家，如墨西哥。

第三种则是“友岸外包”，即更多依赖地缘政治盟友进行采购与合作。

所有这些策略都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企业正在重新评估风险。对供应链中断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对成本的考量，甚至促使企业选择增加库存，或依赖成本更高但更可靠的供应商。

从下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到，我们分析了三个国家：墨西哥、越南和印度。墨西哥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取代了中国的地位。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墨西哥的外资流入在2023年实现了翻倍增长，受益产业包括汽车零部件、人工智能服务和电子产业。在越南和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同样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中受益。

三国均受益于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和美国“去中国化”的战略。墨西哥面向北美市场，强于汽车和高科技硬件；越南发挥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印度吸引高端电子与制药投资。信息来源: Compiled based on data from reports by MSCI, Kansas City Fed, and other institutions。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去中国化”。许多实施“中国+1”或“+1”战略的国家，实际上更多采取的是转口方式。

研究表明，尽管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额从4100亿美元下降至200亿美元，但转口贸易依然保持在840亿美元的水平。这说明出口只是从直接贸易转移到转口贸易，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依然存在。

2025年，一些跨国企业为分散供应链风险，采取“中国+1”策略：在中国保留产能的同时，将部分生产转向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图源：路透社

再来看铜价。美国政府对中国铜产品出口征收高达50%的关税，但国际铜价仍保持稳定。这说明无论是南美市场还是亚洲市场，中国市场的稳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贸易政策带来的冲击，这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资源流通和工业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中美主导的治理模式之争中，全球南方表面上看似被动，但事实上，其崛起正在重塑世界的力量平衡与格局。面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BRI）倡议，许多全球南方国家选择采取务实的对冲策略，以避免在大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

IPEF试图在数字贸易、劳工、环保等方面建立较高标准，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运作规则。遵守这些标准也会影响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图源：路透社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全球价值链当前确实处于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其背后的驱动力主要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技术变革。世界并未真正进入“去全球化”，而是正迈向一种“再全球化”。这种新型全球化表现为更加分布式、多极化，并带有竞争性的经济格局。

那个以超高效率和政治中立性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时期的决定性因素是：韧性优先于效率，区域化优先于全球化，安全优先于成本，立场优先于关税。

这对不同层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国家层面，需要进一步增强本国生产制造能力，尤其是核心产业的自主能力，以确保供应链安全；

在企业层面，需要建立敏捷且具有一定冗余的供应网络，同时保持透明性；

在全球治理层面，面对供应链碎片化和地缘政治分化的现实，各国需要在竞争中寻求有限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维持多边协调机制，同时探索建立更加包容和灵活的区域合作框架，以降低过度碎片化带来的系统性成本。

展望未来，我们还需要开展更多量化研究，对经济成本与收益进行系统评估，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结构重组所带来的具体量化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和产业在应对过程中的路径与发展模式。我相信这类研究在未来值得持续深入推进。

全球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有五大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社会

港中大荣休教授麦高登：中国“山寨手机”对全球化有重大贡献？

关于IPP

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