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日伪据点——抗战中母亲张恺的故事

摘要：1943年，母亲张恺任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妇联主任时，曾离开根据地，到敌占区日伪据点工作了一段时间。

战斗在日伪据点

抗战中母亲张恺的故事

穆志诚

1943年，母亲张恺任鲁南区党委妇委副书记，妇联主任时，曾离开根据地，到敌占区日伪据点工作了一段时间。

（一）新的任务

1943年初，鲁南地区形势迅速恶化，大片地区伪化、顽（军）化。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伪顽的斗争，鲁南区党委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派出一些武工队和工作人员，到敌占区去工作。

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解放后曾任北京工学院院长）找妈妈谈话，让妈妈改名王秀琪，到沛滕边县委任县委委员兼夏镇党特别支部书记。交代任务是以合法的身份，秘密地进行党和群众的工作，鼓励妈妈在不同的战场与敌人进行战斗。

夏镇东边是津浦铁路，西边是微山湖。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去延安的必经之路，在鲁南地区是个有重要战略位置的镇子。

敌人在夏镇长期派驻了很多兵并设立了据点。日军据点在城内山西会馆，伪军据点在镇子最南边，日寇和伪军来来往往很频繁。

更危险的是驻夏镇伪军里有几个叛徒，有个叫朱玉相（1950年被我政府枪毙）的头子，曾经在鲁南人民义勇队第三大队当过大队长，那时妈妈是三大队四中队的指导员；还有个姓郑的伪军，原本是根据地的民兵，妈妈曾经和他一起山上打过游击，这些人只要碰到，就能认出妈妈。

那时，妈妈和爸爸已经结婚，但残酷的战争环境，聚少离多。

四月上旬的一天，妈妈随着交通员出发去敌占区，爸爸带伤送行。

爸爸妈妈都明白，这次分别不同往常，妈妈只身一人去日伪据点工作，生死难料。到了敌我交界的村口，俩人静静地对视，谁也没说话。过了一阵，爸爸在夜色里挥了挥手，妈妈转身跟交通员奔赴敌占区。

（二）进入敌占区

妈妈打扮成农村大嫂，拎着个小包袱，像是去走亲戚，跟着交通员，走过游击区，走进了敌占区。

正值春暖花开的时候，可妈妈刚进敌占区，啥都陌生，心情特别紧张。晚上走到枣庄附近，离家只有十里路，妈妈不由得想起家人。

过了津浦路，到路南的黄山套村，在一个秘密的交通站住下了。

两天后的早上，妈妈跟着另一个同志动身了。到了临城，正好是人们上午赶大集的时候，城门口的日本兵拿着亮闪闪的刺刀，恶狠狠地盯着来往的人。妈妈心里有点不安，她的发髻是假的，长筒袜子里还藏着钢笔。要是敌人检查，就这一点，她就得露馅。不过人来人往的，没什么人特别留意他们，妈妈稍微稳了稳心神，装得很淡定，从敌人跟前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等出了城，才晓得自己紧张得浑身是汗。

出城以后，日本兵变得更多啦。在从临城到夏镇的那条公路上，一车车、一队队的日本兵不断通过。车上的日本兵倒还好，可碰到在公路上走着的、在小摊那儿喝水和休息的，妈妈心里就会有点发慌，不过也只能咬着牙走过去。就这么着，在敌占区走了几十里路，傍晚时分顺利在夏镇南头的一户人家住下了。

到这个时候，她才晓得给她带路的是这家的主人王吉德（解放后曾任济宁地委第一书记）同志，他当时 23 岁。

（三）在敌伪据点之间

王家是本地的老住户，也是革命家庭。王的父亲、叔叔、哥哥都牺牲了，弟弟在我微湖大队上。

王吉德靠卖卷烟打掩护，在临城那一块做秘密工作，不咋回家。家里全是妇女和小孩，妯娌三个都二十来岁，三个妹妹都十岁左右。王家在这一片很“红”，在群众当中威信很高。

全家人在一个院里住，但是分开做饭吃饭。妈妈跟二嫂（王吉德夫人）一块吃一块住。二嫂性格爽快能干。

王家位于敌伪两个据点的中间，敌伪过往频繁，对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对妈妈来讲更困难的是伪军里有几个是从我军叛变过去的，其中还有几人认识妈妈。

好在周围的邻居大多是支持抗战或者同情抗战的。仿佛大家心里都清楚，谁也没问过妈妈是做啥的，妈妈就在这儿安心住下了。

几天后，县委书记张庆林（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同志，一身渔人打扮，来和妈妈接头。

张庆林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有着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他告诉妈妈，夏镇虽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尹洪兴的一个团，但这里群众基础好，伪军里也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就全县来说区，有广大的农村游击区，地方武装微湖大队控制着湖区和湖边部分村庄。

特支的主要工作是围绕抗日战争这个中心，及时分析研究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监视敌人的活动动向，随时传递情报；慎重地个别联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夏镇特支委员会有三个人，除妈妈外，还有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他们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因住处临近，可以经常碰头，便于工作。

县委派曹明远同志以青菜小贩的身份和妈妈联系。晚上，微湖大队经常三五人一伙到镇上活动，只要有人在外边放哨，院子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四）险情

在日伪据点里工作，随时可能都有危险。

日伪在镇里查户口时，妈妈就提个小篮子，领着房东家的小妹，装作去湖里采莲子、打莲叶，远远躲开。

因在敌伪两个据点中间，难免会意外地跟敌人直接碰上。

6 月中旬的某个傍晚，妈妈带着房东10 岁左右的妹妹，去日军据点三孔桥跟党员接关系。她们从南往北走，这时迎面走来一伙喝得醉醺醺的伪军，正从北往南走。妈妈担心惹麻烦，就拐到小路上，心里一慌，步子也快了些，这一下就引起了伪军的注意。

十几个伪军，立马分成了两路围过来，一边叫嚷着，一边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挡住了她们的路，质问她们是干啥的。妈妈回应说，到地里看看豆子旱成啥样了。当时，豆子刚种下没多久，正赶上干旱。伪军上上下下打量着，对她的话半信半疑。

这时候，一直在她边上的小妹很机灵，拉着她的手讲：“大姐咱们回家去！好跟大哥说，豆子干了。”伪军听后，感觉好像是这么回事，这才放过她们，转头顺着大路走了。

还有一次，妈妈掩上门，在院子东屋里看报纸。

当时报纸由地下交通站才能送到敌区，一来就是一大捆，一次看不完，整张存放也不行，就得把需要认真看的社论之类的文章剪下来，方便存放和随时看。就在妈妈专心看报剪报的时候，几个伪军路过，跑到大门过道里来乘凉喝茶，家里人应付着。

专注看报的妈妈猛地听到几个伪军跑进院子，嚷嚷着要到各个屋子查看。这可把她给急坏了，手头的报纸虽说大部分都收拾好了，可剪下的那些边边碎碎的还散在地上，不敢扫，也不敢弄出动静。正急得不行的时候，二嫂赶过来，把伪军往北屋引，一边说道，全家人都在外头打场，这你们也都瞧见了，所有房门都关着咋还能有人呢？还是去外面喝茶吧！听二嫂这么一讲，伪军在院子里溜达一圈就走了。

妈妈在大伙的保护下又躲过一劫。从这以后，再也不敢马虎大意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妈妈逐步熟悉了敌占区的环境和工作，特支的工作也随着整个敌区工作的发展逐步深入推进。

伪军政人员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之下，想“留后路”的人变多了。大多对妈妈她们的工作睁一眼闭一眼。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不敢随便找茬闹事，日军窝在据点里成了聋子、瞎子。

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妈妈在日伪据点的工作也逐步开展了起来。

（五）返回根据地

8月，形势好转，鲁南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还扩大了游击区，发展了解放区。

这时，组织决定让妈妈回区党委机关工作。

为了能平安回到根据地，县委进行了妥当的安排。

为了应对路上敌人的盘查，妈妈和护送她的同志装成哥哥接妹妹回娘家的模样。

当时是秋收季节，当地群众通常不会走娘家，而且她们还要在夜间赶路，这不太说得通，于是就又编造出母亲病重，必须连夜赶回去之类的情况。

一天晚上，妈妈跟着护送的交通员动身了，到沙沟乡吕沟村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歇脚。交通站的褚庆珍特别细心地给她化了妆，梳了个更像当地年轻妇女的发髻，又把自己一直珍藏的绣花鞋和耳环拿出来让她穿戴好，左瞅瞅右看看，觉得像模像样了，这才安下心。

傍晚，他们再次动身。路上在地下交通站歇了两天，又在一个夜里出发了，为能在天亮前跨过铁路，他们差不多一路小跑。交通员始终一声不吭，他鞋子底掉了，索性扔掉，打着赤脚照旧赶路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