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堂姐出嫁时，雨下得特别大。我记得特清楚，因为我那双新买的解放鞋被泥水泡得变了形。

那年堂姐出嫁时，雨下得特别大。我记得特清楚，因为我那双新买的解放鞋被泥水泡得变了形。

堂姐的婆家是隔壁县城的，据说做水泥生意的，有钱。接亲的车队开了七八辆，全是黑色的轿车，在我们这个小村子引起不小的轰动。村里人都说堂姐命好，嫁了个富家子。

那天我爸喝多了，拉着新姑爷的手说：“好好对我侄女，别嫌我们家穷。”

新姑爷礼貌地笑笑，没说话。倒是他妈，堂姐那婆婆，脸色不太好看。她穿着一身名牌，耳朵上的钻石闪得刺眼。我听见她小声对旁边的亲戚说：“就这条件，还好意思要八万彩礼。”

堂姐叫王丽，比我大七岁。小时候我爸妈忙，常是堂姐带着我玩。她人好，从不嫌我烦。记得有次我发高烧，是堂姐半夜背我去镇卫生院，来回十多里山路。

结婚那天，堂姐哭得眼睛都肿了。我当时以为是新娘子都这样，后来才知道，她根本不想嫁给那个姓张的。

婚礼结束后，堂姐就跟着婆家走了。我爸说按道理该三天回门，结果一个月过去了，堂姐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

我爸去了趟县城，回来后脸色不太好。只说堂姐婆家规矩多，暂时不让她回来。

我妈叹了口气：“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随她去吧。”

后来呢，堂姐确实再没回过村子。起初两年，逢年过节我爸妈会寄些土特产去县城，但从来没收到堂姐的回信。第三年开始，我爸也不再寄了。

唯一的消息是听村里人说，堂姐生了个儿子，婆家很高兴，置办了不少东西。

有次在县医院，我远远看见一个背影像堂姐。我追过去，结果那人转头，是个陌生女人。

村里人都说堂姐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嫌弃乡下穷亲戚了。

我不信，但又没办法反驳。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十八年。

去年冬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我家小卖部，说是县中心医院的。

“请问是王丽的家属吗？病人情况不太好，需要家属来一趟。”

我爸妈早已不在了。我接完电话就往县城赶。

到了医院，我问了半天才找到病房。推开门，一个消瘦的中年女人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几乎认不出来。

是堂姐，却老了太多。

她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

“小强，是你啊…”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十八年的空白，该从何说起。

恰好这时，护士进来换药。她撩起堂姐的袖子，我看见了——那细瘦的胳膊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有些看起来像是烟头烫的。

我猛地转过身，不敢再看。

等护士出去，堂姐说话了。声音很轻，像秋天的落叶。

“对不起，这些年，从没回去看过你爸妈。”

我坐到床边的凳子上，那凳子有点晃，放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半个发蔫的苹果。

“他们…三年前都走了。爸是肺炎，妈没挺过那个冬天。”

堂姐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到枕头上，洇出一小块湿痕。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走廊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怪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以为她不会说，但出乎意料，她断断续续讲了很多。

原来，堂姐结婚后，婆家表面光鲜，实际上是黑白两道都有涉及的”混事”家庭。姓张的表面做水泥生意，背地里放高利贷，欠债的不还钱就打断腿。

婚后不久，堂姐就发现自己进了虎口。婆家根本不是因为喜欢她才娶她，而是需要个”干净”的农村姑娘给张家传宗接代。

“生了儿子后，我以为会好一点。”堂姐的声音有些沙哑，“但那男人根本不是人，对外道貌岸然，回家就变了个人。”

她说这些年，张家人怕她回娘家告状，就一直编造各种理由不让她回村。手机没收了，想打电话都没机会。后来她想办法托人捎信回来，却被婆家发现，那次她被打得差点没命。

床边小桌子上放着个老旧的保温杯，杯口有些变形，像是被摔过。堂姐喝了口水，继续说。

“最狠的是，他们威胁说，如果我敢跑，就派人去村里伤害你们。我… 我不敢赌。”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好像随时会下雨。病房的暖气不太足，我搓了搓手，感觉有点冷。

“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户口本都锁起来，我就像个囚犯。”她苦笑一下，“这些年，县城就这么大，我却连回村子看看的自由都没有。”

她说去年被查出肝癌晚期，张家人怕花钱，就把她扔在医院不管了。好在医院通过她的户籍信息，联系到了我。

听完这些，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又酸又痛。

“堂姐，回家吧，跟我回村子。”

她摇摇头：“回不去了，再说村里还有什么呢？爸妈都不在了。”

那天，我在医院陪了堂姐一整夜。她睡着后，我翻看了她的病历本。肝癌晚期，扩散了，医生的批注很直接——“预后差”。

回家路上，我在想怎么帮堂姐讨回这十八年的公道。但又怕惹上麻烦，那张家在县里有权有势，我一个开小卖部的，能做什么？

第二天我又去医院，带了堂姐最爱吃的豆腐乳。

刚要进病房，听见里面有争吵声。我透过门缝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正指着堂姐骂。想必这就是那个姓张的。

“你他妈还有脸联系娘家人？这些年吃我的、用我的，现在病了想甩给别人？门都没有！”

堂姐蜷缩在床上，不说话。

我推门进去，那男人转头看我，顿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一脸的横肉。

“你谁啊？她弟弟？告诉你，你姐现在姓张，你们家没资格管。要治病自己掏钱，我张家不欠你们的！”

我看着这个男人，突然想起我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做人要有担当。

我放下手里的塑料袋，里面的豆腐乳罐子发出”咣当”一声响。

“堂姐，跟我回家。”

那姓张的冷笑一声：“回什么家？你那破村子？她有儿子在这儿，回你那个穷山沟干嘛？”

堂姐虚弱地开口：“张建明，够了。儿子都上大学了，见都见不着，你还提他干什么？”

我这才知道，堂姐的儿子从小就被送去了国外，基本不回来，连过年都见不着。

这一刻，我心里的那块石头好像突然碎了，涌上来的是一股从没有过的怒火。

“姓张的，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今天我就把堂姐接走，你要是敢拦，我就报警，把这些年你怎么虐待我堂姐的事都说出来！”

张建明脸色变了变。

堂姐却拉住我的手：“小强，别惹他。我… 我怕连累你。”

这时候，病房门又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大牌，气质不凡。

“爸，护士说你在这吵架？”

姓张的立刻换了副嘴脸：“建华啊，你怎么来了？没事，你妈这不是生病了吗，我来看看。”

年轻人走到床边，看了看堂姐，又看看我。他皱着眉，问道：“妈，这是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堂姐眼里突然有了光：“建华，你回来了…”

原来，这是堂姐的儿子张建华，刚从国外回来。他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周，本来是想给父母一个惊喜，结果到家才知道母亲住院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张建华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

“妈，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身上这些伤是怎么回来的？”

堂姐犹豫了，看了看张建明，又看看儿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你爸这些年一直虐待你妈，不让她回老家，连个电话都不让打。你妈被打得差点没命，现在病成这样，他还想撇清关系不管！”

张建华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张建明急了：“胡说！你别听这小子胡说，你妈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不小心摔的，怪得了谁？再说家里谁不是为了你好？花了多少钱把你送国外…”

“闭嘴！”张建华突然大吼一声，“我在国外念书的钱，根本不是你出的！是外公给的！”

这下轮到我和堂姐愣住了。

张建华转向堂姐：“妈，其实外公一直在资助我。他来看过我好几次，只是不让我告诉你们。他说… 他说你嫁到张家很不容易，让我好好学习将来保护你。”

堂姐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我那早已过世的大伯（堂姐的父亲），这些年一直暗中关注着外孙。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外孙读书，却从未让女儿知道。

张建华继续说：“外公去世前，写了封信给我，说如果爸欺负你，就让你回老家。我一直以为他是多心，没想到…”

他的声音哽咽了。

张建明脸色煞白，知道事情瞒不住了，灰溜溜地离开了病房。

从那天起，张建华开始接手照顾堂姐。他请了最好的医生，虽然病情难以逆转，但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忽视。

两个月后的一天，堂姐突然说想回村子看看。

那天，阳光正好。我和张建华推着轮椅，带堂姐回到了阔别十八年的老家。

村子变了许多，但老房子还在。

堂姐让我推她到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那是她小时候常玩耍的地方。

“还记得吗，小强？那年你掉进河里，是大伯把你捞上来的。”

我点点头，眼睛有些湿。

“大伯最疼我了，可惜现在…”

我蹲下来，握住堂姐的手：“堂姐，大伯这些年一直惦记着你，还有大伯母。他们… 我想他们只是拿不下那个脸，才没联系你。”

堂姐笑了笑：“我明白。其实我也一样，我怕给他们添麻烦。”

微风吹过，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人这一辈子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堂姐望着远处的山，轻声说，“我这一生，算是没活明白。”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紧紧握住她的手。

“但至少现在，我知道爸爸一直没放弃我，建华也长大了。这就够了。”

在回县城的路上，堂姐靠在车窗边，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突然说：“小强，过两天你来医院，我有东西要给你。”

那东西是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一叠纸。

“这是我这些年写的日记。”堂姐说，“没什么文采，就是不想让这些年白白过去，总得留下点什么。”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的日期是她结婚的那天。

“我想等我走了，你把这些整理一下，让建华看看。让他明白，女人在这世上不容易，以后对老婆孩子好点。”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

三个月后，堂姐走了。走得很安详，张建华和我都在身边。

临终前，她说想再吃一次老家的豆腐乳。我连夜赶回村子，从小卖部的柜子底下找出最后一罐，那是我一直给她留着的。

她尝了一小口，满足地笑了：“这味道，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堂姐走后，我按照她的遗愿，整理了那些日记。

有一篇特别让我震撼。是她生病后写的：

“人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这辈子大概是真的回不去了。但我希望世上再没有像我这样的姑娘，被锁在看不见的笼子里，连思念亲人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要勇敢一点。哪怕过得清贫，也要保留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希望建华看到这些时，能理解他妈妈的不容易。也希望小强将来娶媳妇，一定要善待人家姑娘，常让人家回娘家看看。”

后来，张建华考取了公务员，成了打击家暴案件的专员。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母亲。

至于那个姓张的，听说生意做垮了，也没人搭理他了。

我把堂姐的骨灰安放在了村子后山，和大伯大伯母在一起。每年清明，我和张建华都会一起去看望她们。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爸再勇敢一点，坚持去县城看看堂姐，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如果堂姐能早点回来，告诉大家真相，会不会少受些苦？

但这世上没有如果。

我只能在小卖部的柜台后面，继续听村里人讲着各种家长里短。每当有姑娘要出嫁，我都会说：“常回家看看，别让娘家人担心。”

有时候，我会拿出堂姐的日记翻一翻。有一页上贴着一片槐树叶，已经泛黄发脆，那是她最后回村时摘的。

日记的最后一页，堂姐写道：

“人这一生，不在乎活得多么风光，而在乎活得明白。我虽然明白得太晚，但总算没有糊涂到最后。如今儿子长大，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此生已无遗憾。”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那天阳光下，堂姐在槐树下微笑的样子。

那一刻，她终于自由了。

来源：百香果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