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诗人里，李白的人际圈子即便不算最大，至少也是最大的之一。人际关系嘛，总免不了拿互相奉承当润滑剂，李白也不例外。而且按照他的性格，说什么都要说得十足加料，所以称赞起来也是信口开河，毫无心理负担。
唐朝诗人里，李白的人际圈子即便不算最大，至少也是最大的之一。人际关系嘛，总免不了拿互相奉承当润滑剂，李白也不例外。而且按照他的性格，说什么都要说得十足加料，所以称赞起来也是信口开河，毫无心理负担。
比如他称赞起韩朝宗“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话夸张得不仅李白自己不信，韩朝宗也不会信，但听起来确实热闹；他奉承安州长史裴宽的时候更离谱，一开始说“伏惟君侯，贵而且贤”也还罢了，说着说着就称赞裴宽“齿若编贝，肤如凝脂”，听上去倒像是对这个五十来岁的老官僚有什么想法似的，但这就是李白的风格，有口无心，顺嘴恭维，全不能当真。
当然这是人情世故，再说唐朝那个大环境也流行这一套，倒也无足深究。但是李白还有个不同常人之处，就是喜欢自称自赞。大家都知道杜甫夸李白，也知道贺知章夸李白，但是跟李白夸李白比起来，那些称赞就不算什么了。
按照李白自己的说法，他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一段段的奇迹：他隐居山间，养过上千只奇禽，一招呼就飞到他手里；在淮扬旅游的时候，他不到一年就随手散出去三十万金；朋友死在洞庭湖畔，他徒步负尸，剔骨葬友，情义感天动地；他还碰到过老虎，结果猛虎见了他都不敢近身；再说，他年轻时候还杀过好几个人，“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一副豪杰手段。
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呢？很难说。听的人似乎也半信半疑。官方史书里并没有采信，但也没人跳出来指责他撒谎。说起来，李白多少也是占了地理的便宜。就拿杀人的事情来说，如果李白说自己在长安城里杀人，那大家无论如何是不信的。但李白是蜀地人，在当时人眼里，那里是有些偏僻荒蛮的，胡乱杀人的事情兴许有可能。再说李白平时动不动就在袖子里藏把匕首，看着也是挺唬人的。反正事情发生在千里之外，李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李白最大的才能当然是写诗。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天才。杜甫的诗也许比他更好，但要论到水银泻地般的语言快感，李白可就是亘古一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确实是中文的娇子与宠儿。
唐朝人是识货的，当然都在称赞他的诗。一般人听到这样的夸赞，多半谦虚几句，或者矜持地笑笑。可那不是李白的做派。他光听还不过瘾，自己也要挤进人群，借别人的嘴夸奖李白写得好：“安州马都督一见，就说我是天下奇才。他亲口跟朋友说：‘别人写的东西，都不如李白。李白写得清雄奔放，光明洞澈，真是句句动人啊。’”“我的从弟经常问我：‘你的心肝是锦绣做的吗？怎么能这样开口成文，挥翰雾散？’我听完哈哈大笑。”
这些称赞固然不差，但是从李白自己嘴里说出来，多少就了有点沾沾自喜的味道。
《1984》的作者奥威尔曾经评价过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真是了不起的天才，但要说起思想，莎士比亚脑子里的思想跟一袋子破布差不多。奥威尔这番话用在莎士比亚身上并不准确，但要是用在李白身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毕竟世上有不少《莎士比亚的政治哲学》之类的专著，可谁也写不出李白的什么政治哲学，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莎士比亚的思想可能没有体系，但是李白身上不要说思想体系了，连点体系的渣子都没有。
总的来说，李白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紧紧围绕着一件事：李白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当然，他的世界里也有其他人，但是这些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证
明李白的高人一等。如果李白的内心世界有中国版图那么大，那么其他人加在一起，占的分量绝不会超过一个海南岛。
在李白看来，自己何止文章写得好，简直就是个无所不能的超人。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伟大的武术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他要做苏秦，配上相印夸耀妻子；他要做鲁仲连，替世界解决一个天大的问题后飘然远去；他甚至还要做仙人，浮五湖，戏沧州，游于八极之表。说到军事，他当然也是有一套的，“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就觉得自己不亚于当年的谢安，可以策划一个新的“淝水之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但是他真的为这个世界操心吗？其实也没有。
李白常以乐毅、管仲、诸葛亮自居，“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至于他的理想，就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但寰宇是否大定，海县是否清一，其实他并不在意。
李白真正向往的是自己如何施展手段，达到这种惊人的效果。至于天下的安危、人间的曲直，那就是很次要的事情了。就像对“安史之乱”，李白的评价是“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这就很像战国策士的口吻。如果李白真要被安禄山捉住了，恐怕不用上老虎凳，也不用灌辣椒水，他就会投诚，转过头来策划怎么“为君谈笑翦逆李”了。
他自己没吃过什么苦，对民间疾苦也是无感的。
安禄山叛军攻陷洛阳后，李白往南方逃亡，路上写了一首《扶风豪士歌》，诗照例写得极其漂亮俊逸，是唐诗中的精品。但如果考虑它的写作背景，就显得有点过分了。诗里一开头也渲染了“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的惨象，但笔锋一转就是描写逃亡路上别人如何款待他，“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自己则是“抚长剑，一扬眉”“脱吾帽，向君笑”，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后来，胡震亨评注李诗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洛阳已经是何等光景了，还有心做此等快活语！
王安石对李白的这种做派也很看不惯，说他“其识污下”。其实李白也不是“污下”，他只是天真到了有点没心没肺的地步。
李白是天生的诗人，怎么称赞他的诗歌都不过分。只要中文还在，他的诗歌就会在。如果没有他，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就会黯淡下一块儿。这就是他的最大价值。这种价值自然超出那些来来往往的政客之上。
但他自己并不这么想。不光他不这么想，大部分传统文化人都不这么想。
中国的历史上，政治始终是具有压倒性的核心价值。所以传统文化人也有个根深蒂固的意识，文章再好也是雕虫小技，人生最大的价值还是从政。李白虽然对自己的文字得意非凡，但也觉得不做个高官，在政坛施展一下手脚，人生就是失败的。至于他能不能做个称职的高官呢？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李白这方面的自信心简直爆棚。
其实古代老百姓也是这么相信的。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能写出好文字，自然会治理国家。所以《警世通言》里才会有《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这样的荒唐的故事。据说，李白一篇华丽的吓蛮书可以吓跑傲慢的敌国，未来的将星郭子仪也是被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但百姓们就是愿意相信。在他们来看，唐玄宗不让李白当宰相，就是昏君有眼无珠，委屈了李白。
他们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中国底层民间有崇拜文字的传统，但并不真的知道文字到底有什么用。人们对自己崇拜而又不懂的东西，就容易有这种感觉。
但实际上，文字能力和政治能力是两回事。李白完全没有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对政治局势也茫然无知。翻看李白的诗文集，也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政见，只有“安史之乱”打到一半的时候，他曾建议皇上迁都金陵，北方的国土就不要了。
李白经常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说什么“骅骝拳踞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但这是一种幻觉。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怀才不遇的人，可李白绝对不属于此列。他的文才，大家已经给予了高度认可，该称颂的话都称颂了，该招待的酒宴也都
招待了，钱上也没亏待他。他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一般，还要怎么“遇”呢？至于政治之才，他本就没有，也就谈不上“遇”不“遇”了。
李白曾经两次进入政坛。
第一次是唐玄宗召他为翰林待招。去长安前，李白是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长安后，李白确实得意洋洋，“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眼看要走上人生巅峰。
开始的时候，唐玄宗对李白态度不错。终其一生，李白都把这段经历挂在嘴边，不断回味。但是李白只在翰林院待了一年多，就被“赐金放还”。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传说中，是李白让高力士脱靴，高力士怀恨在心，挑唆杨贵妃给皇上进的谗言。这自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根据李白朋友魏颢的说法，他是得罪了同僚李垍，被他排挤走的。这个说法更有可能，因为李白实在是太过自我中心，完全不考虑同僚的感受。
他在翰林院的时候，写过一首发牢骚的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而且他还把这首诗“呈集贤诸学士”，学士不够，还要“诸”学士，等于变相的大字报。他的同僚看到这首诗当做何想？——他李白是“阳春白雪”，那“下里巴人”又是在说谁？诗里的“青蝇”又是在说谁？这等于指着鼻子骂人啊。如此一个人，又怎么能够混迹政坛呢？被赶走是迟早的事情。
这次政治经历只能说是一次挫折，李白第二次从政，差点招来杀身之祸。
“安史之乱”打到第二年的时候，永王李璘带兵东下，想要趁乱割据江淮，自成一股势力。江淮是财赋重地，如果真的割据独立，对唐朝会是个致命打击。好在朝廷反应敏捷，很快把永王给镇压下去了。而李白抓住了这个极短的时间窗口，卷进了事变。
要说起原因来，就是单纯的不甘寂寞。
李白本来正在庐山避难，永王派人聘请他，李白觉得卧龙出山的时机到了，欣然前往。其实永王给很多名士都下了聘书，但是萧颖士、孔巢父这些人都觉得风头不对，不肯应聘。而李白毫无察觉，急吼吼地上了永王的船队，准备要大显身手。“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他不知道李璘在对抗朝廷吗？他不知道这桩事情危险透顶吗？
恐怕还真不知道。
别看李白自诩为管仲、诸葛亮，其实他政治判断力接近于零。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李璘在做什么，也没想过朝廷会派兵来镇压。从头到尾，李白都稀里糊涂的，只知道这支船队开得很雄壮，却不知道这支雄壮的船队要去做什么。当然，李璘估计也没跟他说。谁会跟李白商量什么机要大事呢？
结果李白莫名其妙地成了囚犯，眼看要被当成逆党杀头。
幸亏朝廷里有人爱惜李白的才华，为他多方缓颊，这才把案件搁置了起来。江西地方官宋若思从监狱里把他释放，引为幕僚。李白如果安分些，就此躲过劫难也未可知。但是他好死不死，又想到朝廷去做官。这个时候还有如此的幻想，想想也真是匪夷所思。
总之，李白自己动手，替宋若思写了一封向朝廷推荐李白的信：我看李白这个人，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我建议给李白一个京官干干！
朝廷本来正忙于对付叛军，一时间未必能想得起李白。这份推荐信很可能给朝廷提了个醒，原来江西还有个李白没处理呢！结果公文很快下来了，不但没提拔李白当京官，还把他流放到夜郎，大致就是现在湖南靠近贵州的地方。
这当然是晴天霹雳。李白觉得委屈极了，在流放路上，他还写了一首诗体回忆录：“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按他自己的说法，永王拿“五百金”来收买李白，李白坚决不要，却被硬逼着上了敌人的楼船，但是他坚持立场，还是不接受永王的官爵。
李白生生替自己幻想出一个跟李璘反革命集团做斗争的经历。这跟他以前的诗歌、书信里写的情况完全对不上，但他描写得活灵活现，好像是真的一样。
可能说多了，李白自己都相信这是真的了。
李白性格中的某些侧面，让人联想起《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他跟谢尔顿一样是天才，也跟谢尔顿（至少是早期的谢尔顿）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有种孩童般的天真。最后，他也跟谢尔顿一样，受到周围人的纵容和宠溺。
李白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待，有人恭维，有人送钱。要是送得不多，李白还会发牢骚，“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就连他闯出“附逆”这样的大祸来，也有高官来保他，崇拜者来安慰他，说是流放夜郎，最后皇帝也会下诏赦他。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其实哪有此事，李白依旧是走到哪里，哪里的官员名流就围着他盛情招待，从李白的诗集看来，流放之途竟是一路喝将过去。
当然，不肯捧着他的人也有，比如他的第二个太太刘氏。这也难怪，俗话说酒肉朋友，柴米夫妻。朋友毕竟好相处些，可要让妻子天天守着这么一个孩童般的自恋诗人，白天黑夜地听他吹，时间长了很容易疲惫。李白和刘氏最后分手了，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难搞清楚。但从话里话外的意思推测，多半是刘氏对他的态度就不够端正，缺乏对一个伟人的足够尊重。
李白的反应相当激烈，写诗痛骂刘氏，一会儿是“会稽愚妇轻买臣！”，一会儿是“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这个架势很有点像后来的李敖老师之痛骂前妻胡因梦。李白这么骂，我们也只能这么听。可惜刘氏不会写诗文，否则说出来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不过，虽然李白有这种孩童式的自我中心，但也确有人格魅力。或者说，他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此。
他自恋，但自恋到了如此清澈的程度，倒没了人间常有的猥琐矫饰。他觉得世界应该围着自己转，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外界不加防范，充满了大大咧咧的善意。他虽然毫无愧色接受别人的馈赠，但也能大大方方地施予，绝不吝啬。李白自称“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话多半有夸张，但是那种慷慨豪爽却也不是装出来的。李白有这么多朋友，跟他的性格肯定有点关系。李白毛病虽多，却讨人喜欢。在酒桌上，大家也许要略微忍耐一下他的自我标榜，但是他快活洒脱的劲头还是能吸引他们。
对于李白的诗歌创造来说，他的性格也是一种优势。
在唐诗里，杜甫的诗更沉郁，李商隐的诗更幽婉，李贺的诗更诡谲，但要论到奔流而下的爽朗俊逸，就没有任何人可比李白。如果李白多几分自省的能力，能够认识到事物的真相，也能认识到自己的真相，那么他诗歌的力量恐怕会打上个折扣。正因为他是个孩童式的人，所以才写出那样伟大的诗歌来。
这么一个诗歌王国里的童真国王，居然要去做管仲和诸葛亮，真是让人惊愕。但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底色。我们是文字的国度，更是一个政治的国度。哪怕是最顶级的诗人，如果没有成为官员，也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这并非李白一个人的问题，杜甫不也幻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吗？李贺不也叹息着“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吗？当文化精英们都把从政当成最高理想时，这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也就出了问题。
不过李白生活在唐代，还是幸运的。换个时代，他很难有好下场。倘若是宋朝呢？肯定会被那些正经人攻讦撕咬；明朝呢？跟李白比起来，李贽已算是安分了，仍闹个自杀的下场；清朝就更不用说了，像李白这样不识忌讳的人，吹牛还吹不到半酣，就得被发往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了。只有在唐朝，人们态度比较从容，心地没那么狭仄，对才华有一分真心的敬重，所以才不会和李白去计较。毕竟，他的诗是真的好啊。
李白一直活在他自己童话般的虚拟世界里——他不知道外部世界对他是何等友善；更不会知道，这友善其实是何等宝贵，何等难得。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