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盛世修典，太平纂帙。在中国出版版图上，地方文库是一种特殊而厚重的存在。它们既是学术成果的积累，又是文化工程的象征：通过系统整理一方文献典籍，重构地域文化的谱系，既为地方留住文化的根脉与精神，也为国家整体的文明叙事奠定坚实的基础。

盛世修典，太平纂帙。在中国出版版图上，地方文库是一种特殊而厚重的存在。它们既是学术成果的积累，又是文化工程的象征：通过系统整理一方文献典籍，重构地域文化的谱系，既为地方留住文化的根脉与精神，也为国家整体的文明叙事奠定坚实的基础。

出版人对地方文库最早的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1年，在广东立项的《岭南文库》开一时风气之先，以大规模、系统性的方式把“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出版概念正式推向全国。此后，湖南、四川、山西、河北、江苏、山东等地纷纷跟进，形成了省级、市级乃至县级的“文库矩阵”。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全国已有40余个地方文库启动或完成编纂。它们或以典籍整理为主，或兼及学术研究、文化普及，构成了近30年来最具规模与连续性的出版景观。

可以确定的是，在顶层设计的牵引下，这一景观在未来仍将得以延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于2022年编订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着重提到要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北京历史文献丛书、安徽古籍丛书、江苏文库、湖湘文库续编等一批大型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

然而，在辉煌成果的背后，我们同样要看到地方文库的建设正在面临的许多结构性的难题：资金投入大而盈利模式不清晰，传播门槛高导致大众触达不足，古籍整理在学术评价中的权重偏低，专门人才青黄不接……在多重掣肘下，这些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方能显现事功的文化工程，该如何持续前行？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把古籍整理理解为‘成果’，却很少把它当作‘产品’。”有资深出版人如是说。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在数字化与流量时代看待古籍和地方文库的另一重视角：从产品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大部头”，它们是否在收集、保存、整理的职能上叠加了传播力、数字化和产业化的新价值？面对未来，它们是否已不再满足于“藏之名山”，而是选择主动走向公众，尝试成为可识别的文化品牌与数字化的传播IP？

新一轮的实践正在展开……

“新基建”时刻

如果说出版是一门艺术，那这门艺术的尽头往往是“遗憾”，地方文库的编纂尤其如此——与其追求一次性“尽善尽美”，更重要的是在前人成果之上纵深开拓，寻找新的突破口，搭建可供后来者继续接力的新范式，建设一个可长期运营的新底座。

自2006年正式启动，至2013年大功告成，总计702册、近四亿字的《湖湘文库》，不仅是湖南有史以来体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出版工程与公共文化项目，也为地方文库工程树立了重要的样本。站在这样的高峰之上，后来者如何再谱新篇？2022年，岳麓书社启动了《湖湘文库续编》的编纂工作。作为《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中提到的首个“续编”项目，《湖湘文库续编》也被视作地方文库编纂工作进入2.0阶段的标志之一。

《湖湘文库》

与博物馆、图书馆类似，地方文库也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而要把这一设施的功能落到实处，“首先要在选目上发挥出版人的智慧与判断”——曾亲历《湖湘文库》出版全过程，也是《湖湘文库续编》的前期规划者之一的岳麓书社原总编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社长马美著告诉《出版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湖南省内收藏单位保存的典籍约有200万册。如何在浩繁的存量中筛选、取舍，成为《湖湘文库续编》要直面的首要问题。历经七轮讨论，专家最终筛选出首批140种书目，入编逻辑归结为“时间”与“题材”两个维度。

“《湖湘文库续编》在《湖湘文库》的基础上把时间拉长了。”岳麓书社编辑表示。《湖湘文库》文献的选目集中在1912年前，而《湖湘文库续编》更全面地收录了1912到1949年间的典籍文献。尤为重要的是，它大量收录此前未面世的珍贵手稿，许多日记、笔记得以首次整理出版。那些尘封的第一手史料重新回归，不仅为研究提供了新证据，也让出版与史学形成更紧密的互证关系。

用编辑的话说，《湖湘文库续编》要啃的个个都是“硬骨头”：许多稿抄本来自藏家，需要多轮授权沟通才能获取；手抄本字迹残泐、卷帙散佚，也必须先逐字规整，方能进入点校环节。然而正因如此，它们所呈现出的价值更为独特：市井物价的细微波动、行旅舟车与邮驿路径、官员士绅的互动往来……这些"微史料"填补了方志与通史之间的空白，也为社会经济史、思想传播史与区域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罕见的高分辨率证据。

《湖湘文库续编》将许多稀见文献挖掘出版，而《江苏文库》则重点关注现存文献的“书目基建”。文库"书目编"除《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江苏地方文献志》外，还设《江苏典藏志》。为此，凤凰出版社《江苏文库》编辑团队与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及全省古籍收藏单位协作，完成清点、编目与索引规范制定，系统推进本省的典籍书目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不仅首次较为全面地摸排了江苏古籍存藏目录，更为公众与研究者提供了一张可检索、可定位的“江苏典籍地图”，在更大范围内便利读者了解书目分布，缓解“找不到藏书地、不知书目存佚”的长期困扰。

《江苏文库》

从目录出发，《江苏文库》编辑团队还规划了两项延伸：其一，在每年出版各编书目提要的基础上，待各编出齐后（预计2028年前后）编辑出版全套《江苏文库总书目提要》，便于读者一览全貌；其二，编制“未收书提要”，记录因版权、底本缺失等原因暂未收入的底本，也为将来的“再编”“续编”埋下伏笔。这种兼具总结与留白的布局，既保证了项目的开放性，也为后人提供了追索与再发现的可能。

文库也能“出圈”

单看部头就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型文库，能成为具有公众认知的出版品牌吗？出版人正在用实践给出答案。

“这个字（埔）读bù，但很多人都把它念成 pǔ，而且这一错，就是一百年……”在抖音账号“冰姐扒书”里，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中的《黄埔军校史（1924—1927）》成为货架上的抢手书。借助短视频和直播的联动，该书在2024年6月上市后登上多家电商平台热销榜，并入选“2024年度南方好书”。

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看来，一本书的“出圈”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模式成功的例证。

肖风华认为，地方文库的特殊性与核心价值之一，恰恰体现在其“公共性”：在文化传承的职能之外，通过普及读物、数字化产品等形式，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易懂的内容，服务学校教育、社区文化建设，则是地方文库真正实现公众性的必由之路，也是它们亟待开辟的“第二生长曲线”。

为此，已有34年历史的《岭南文库》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不同于许多地方文库，《岭南文库》并不是一个古籍整理工程，其收录的皆是当代学者在岭南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专业著作，也是研究者、教育者及普通读者获取岭南文化知识的重要平台。为此在学术成果转译上，广东人民出版社别开生面地为《岭南文库》设计了“母库—普及—新媒体”的三级产品模式：

作为“母库”，《岭南文库》以大量的学术著作构建和阐述岭南文化体系，涵盖历史、文献、民俗等核心领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等普及读物，累计出版逾200种，以“半小时读懂”轻量化形式解读专题知识；同时推进“岭南文化和古籍智慧出版数据库”建设，开发数字图书、有声产品等新媒体形态，形成从深度学术到大众传播的产品矩阵。

《岭南文库》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做文库，不能自限于象牙塔。我们坚信有34年积淀的《岭南文库》，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开拓新路径，拉出合适的产品线，把这个品牌持续做好。”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室负责人夏素玲说。

除《黄埔军校史》之外，《广州历史地理》《富马利中国见闻录》也完成了深度再包装，尤其是在抖音、小红书等兴趣电商一端取得良好传播与销量表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兼具历史价值与公众关注度的选题，的确可以通过市场化包装与新媒体传播触达非专业读者。

产品与销售路径的升级也在《江苏文库》身上形成闭环。文库“精华编”在“文献编”底本上精校精注，力争体现当前古籍整理的较高水准，同时兼顾学术与大众双场景；2025年，凤凰出版社在微店上线“十周年特惠”（5折），并在“618”期间于抖音图书直播返场绝版书。该社编辑表示，直播的收益全部回投于后续选题与编辑出版。

作为“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的展示平台，《江苏文库》同步拓展全媒体触角：《现代快报》每周在“江苏文脉”公众号对相关选题予以报道，持续对话读者；自2022年起联合推出“江苏文脉大讲堂”，已举办30余期；2025年上海书展期间，《江苏文脉大讲堂文丛（第一卷）》首发签售，收录17位专家讲座，现场读者踊跃排队，线上累计观看超2亿次。

图源：江苏文脉

通过对公众性的挖掘，地方文库中的产品更好地触达了读者，实现文化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项目对财政经费的依赖。那么未来文库是否能在产业性层面取得突破，将海量内容资源转化为文化IP，衍生文创产品、文旅项目、数字服务等业态，为出版社开拓可持续的营收渠道呢？

肖风华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目前广东人民出版社依托《岭南文库》建设“岭南文化和古籍智慧出版数据库”，通过构建“岭南文人交往图谱”“侨乡文化数据库”等结构化资源，为学术研究、文创设计、城市规划等领域提供精准数据支持；该社还成立粤语文化研究院，开发听书、短视频、微课程等延伸产品，与文旅部门合作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逐步在探索中构成“内容+产品+服务”的产业链。

这些探索无疑为出版者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回流与品牌增益，但他们也在指向地方文库乃至古籍出版的终极命题之一：如何把一个个独立的项目长期稳定地做下去，形成可持续的公共文化供给？

关关难过关关过

要把“出圈”变成“续航”，出版人终归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底本哪里来、人才哪里来。

过去20年，地方文库的编纂方兴未艾，热闹非凡。但另一方面，文库的出版资金投入多、成本压力大、盈利模式不清晰，几乎完全依赖地方财政支持，这让不少项目推进过程始终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随着“密集上马、求全求快”的“文库热”逐渐退潮，文库编纂也从单一的“典籍整理”转向“系统性文化工程”，进入一个连续性和节奏感趋于稳定，质量、进度和传播并重的新阶段。展望未来，出版人有许多丰满的理想，而优先要解决的仍是资金的问题。

“在资金上，《岭南文库》在34年发展期间出现过多次波动，但都通过多渠道筹资形成灵活机制，及时调整出版规模节奏成功应对。”肖风华告诉《出版人》。

据了解，目前《岭南文库》资金结构多元，涵盖财政资助、项目经费、自有资金、社会合作及市场回流：财政上有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等的投入；项目方面，通过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申报获取经费；自有资金有南方传媒高质量发展资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持续投入；社会合作包括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设立专项基金；市场回流则依靠版权输出和图书销售收入。该社通过设立专项出版基金，以利息补助经费的运作模式，不仅在当时被视作行业创举，也是《岭南文库》出版34年来绵延不断的坚实保障。

纵使资金充裕，地方文库的编纂也有可能会面临“无米之炊”，这就要说第二个问题：底本的获取。

作为山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献编纂工程，《齐鲁文库》就遇到了底本的问题。

该项目分为典籍、研究、史志、人物、文物、文学艺术、山水、科技、红色文献九编，齐鲁书社负责的《史志编》目前已进入第三辑，累计出版200余册。在齐鲁书社社长王路看来，运作如此大型的影印项目，底本既是根基，也是难点：“一些馆藏机构对古籍共享的态度依然保守，不愿意开放，或者索价过高；一些古籍保存状况不佳，扫描存在损伤风险。”种种原因导致关键版本迟到或缺席，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遗憾。

《齐鲁文库·史志编》

“很多珍贵典籍，在出版人眼里是文献，在馆藏机构眼里是文物。”编辑的吐槽，也折射出底本背后的定位差异和现实存在的某种博弈。

尽管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加强古籍保护和整理出版成果的整合利用。但古籍资源的开放共享，仍有许多环节尚待打通。

“许多镇馆之宝级别的文献，也是馆藏机构的核心资源，如果都低价授权给出版社出书、做数据库，那他们未来靠什么过活？”有出版人认为，换位思考才是合作共赢的前提。

从实践看，地方文库的编纂绝不只是出版社的“自家事”，更多时候，它是一个与主管部门、馆藏机构、古籍整理者分工合作的系统工程。在管理归口不一、职责分工各异的情况下，要实现多方协力并进，除了更高级别的统筹协调，理解与合作似乎是唯一的破局之道。

“从《湖湘文库》开始，湖南省内的馆藏单位和出版社的合作就一直比较顺利。我们也会主动邀请馆藏单位的研究人员参与古籍整理项目，实现研究与出版的深度协同。”马美著告诉《出版人》。

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文库乃至古籍出版的数字化显得格外重要。它不仅是古籍整理成果真正实现公众性和产业性的重要抓手，也将扮演文献资源共通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与共享正在显著提速，日前由中华书局和古联数传开发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荟聚了二十多家出版社的古籍出版成果，而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则联合多家图书馆累计发布十余万部影像资源，面向公众的“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也在扩容试运行。通过聚拢资源形成大平台，古籍与公众、馆藏与出版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缩短；数据库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让古籍整理的事业的星星之火连成一片，真正形成传统文化的规模化供给。

有“聚”亦有“散”。作为极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出版品类，地方文库的数字化、智能化也正如火如荼。除了上面提到的“岭南文化和古籍智慧出版数据库”，还有中文传媒旗下的“江右文库”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繁简转换、自动标点、版本对照、个性批注等功能；集成了辅助阅读板块和AI智读板块等多项功能的“湖湘文库AI版”，则借助知识图谱技术，智能关联湖湘文化中的历史人物、重大事件、思想流派等核心要素，构建立体的知识网络……未来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技术应用，也许会在传统文化的普及之路上扮演重要的“毛细血管”作用。

在资金与底本之外，最后一个核心变量是人才。

对地方文库这类学术性较强的出版项目来说，找到合适的整理点校者，对成书的质量格外重要。如今虽然高校、科研机构中，中青生代的学者力量愈发成熟，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普遍并不将典籍整理纳入考核范围。“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把搞研究的‘大好时光’用在整理故纸堆上，让我们的作者队伍日渐有了‘青黄不接’之感。”有出版人坦言。

对此，《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已有预判。《意见》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科学评价古籍工作质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学术界与出版界也在寻求解法。某省文库目前正与上级部门商议：只要学者承担文库整理任务，部头在10万字以上的图书出版后，即可计入社科项目；出版单位承担文库整理的编辑团队，只要符合条件，在职称评定等方面也给予一定的倾斜。如果此类机制能够落地并推广，或许能为未来的古籍与文库整理提供更多“源头活水”。

内部人才梯队的更新同样重要。正如肖风华所言：古籍整理需深厚学术积淀，数字转型需跨学科能力，复合型人才梯队或许正是破解“学术传承断层”与“技术赋能不足”矛盾的关键。

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除了实施“一对一”业务带教之外，也格外注重人才的数字能力培养和综合能力提升，加强内容编辑团队与新业态技术团队、新传媒团队、营销团队的交流与合作，掌握知识图谱构建、AI辅助校勘等技术……正是这套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梯队，才能把技术与编辑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续航力，为地方文库的长期攻坚提供底气。

关关难过关关过，三十四载上下求索，地方文库的编纂就是一场不断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耐力赛。它承接着数千年的文化脉络，也在努力回应数字时代的传播逻辑。在重重难关之间，出版人仍在寻找新的平衡与突破，探寻着漫漫亦灿灿的前行之路。

这也正应了出版人常说的那句话：书比人寿。做下去，总会有结果。

来源：出版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