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言:提起中国古代的“乱世”,五代十国从不是“最漫长”的那个,却是“最无底线”的那个——53年里换了5个王朝、14位皇帝,将军弑君、士兵叛主、父子相残成了常态,连“天子”都成了“兵强马壮者可为之”的玩物。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在唐末藩镇割据的烽火里埋下;安史之乱
引言:提起中国古代的“乱世”,五代十国从不是“最漫长”的那个,却是“最无底线”的那个——53年里换了5个王朝、14位皇帝,将军弑君、士兵叛主、父子相残成了常态,连“天子”都成了“兵强马壮者可为之”的玩物。而这一切的根源,早已在唐末藩镇割据的烽火里埋下;安史之乱后勉强维持的“纲常”,到了这一时期彻底碎成了粉末,只剩赤裸裸的“武力说话”,读来满是唏嘘。
“五代十国”的乱世
一、病根:唐末藩镇割据,早已埋下“弑君篡国”的种子
1、五代十国的“乱”,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唐末藩镇“尾大不掉”的必然结果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节度使”只是边军将领,权力受中央严格制衡;可安史之乱后,为平叛和镇抚地方,中央把军权、行政权、财权、人事权全交给了节度使——他们管着数州之地,能自己征兵、收税、任命官员,甚至职位能“父死子继”,活脱脱成了“土皇帝”。
2、到了晚唐,藩镇早已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朱温篡唐宣告大唐的灭亡,同时也开启了五代乱世局面
朱温(后梁开国皇帝)早年是黄巢部将,降唐后成了宣武节度使,靠着兵权吞并周边藩镇,最后直接杀了唐哀帝,篡唐建梁;李克用(后唐奠基人)是河东节度使,坐拥山西,与朱温常年混战,根本不听朝廷调遣。此时的“藩镇”,早已不是“地方官”,而是“准帝王”——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君为臣纲”的最大挑战,而唐末的混乱,不过是把这种“挑战”变成了“常态”,为五代的“无纲常”铺好了路。
二、乱象:53年换5朝14帝,“兵强则称帝”成生存法则
如果说唐末藩镇还藏着“尊唐”的表面功夫,五代十国则连这层遮羞布都撕了——武力=权力,成了唯一的规则。
1、皇帝“轮流坐”,谁有兵谁就能当
五代的5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没一个是“合法继承”的,几乎全是武将靠兵变篡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位朝代的领域
后梁:朱温靠宣武军兵权篡唐;后唐:李存勖(李克用之子)靠河东军打败后梁,直接称帝;后晋:石敬瑭(后唐将领)靠契丹援军,推翻后唐,还认契丹主为“父皇帝”;后汉:刘知远(后晋将领)趁契丹灭晋,在太原起兵称帝;后周:郭威(后汉将领)因被猜忌,率军攻入开封,杀了后汉隐帝,自立为帝。更荒唐的是,这些皇帝大多短命:后梁2帝17年,后唐4帝14年,后晋2帝11年,后汉2帝4年(中国历史最短命的正统王朝之一)——不是被敌人杀,就是被自己的部将杀,“皇帝”成了高危职业。
2、士兵“换主子”,比换衣服还频繁
武将敢篡帝,底层士兵更敢“逼主”——五代的士兵,早已没有“忠君”的概念,只认“谁给粮、谁能打”,甚至会主动胁迫将领“上位”,为自己谋好处。
最典型的是后唐的“邺都之变”:公元926年,后唐将领郭崇韬被冤杀,邺都(今河北临漳)士兵担心自己受牵连,直接哗变,先是推小校赵在礼为首领,后来又逼奉命平叛的李嗣源(李克用养子)造反——李嗣源本不想反,可士兵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说“若不从,我们就杀了你,另找别人”,最后李嗣源只能率军攻开封,灭了后唐,自己当皇帝(后唐明宗)。
李嗣源“被迫”称帝
这种“士兵逼将、将领逼帝”的戏码,在五代反复上演:郭威建后周前,士兵把黄旗披在他身上,“强迫”他称帝;后来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其实就是照搬了五代的“老套路”——可见当时的“忠诚”早已一文不值,士兵眼里只有“利益”,将领眼里只有“兵权”。
三、对比:安史之乱前的“纲常”,为何到唐末彻底崩塌?
你说的没错,安史之乱前,哪怕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也从没有过五代这般“明目张胆的无纲常”——核心原因,是唐末彻底打破了“中央对武力的垄断”。
1、安史之乱前,唐朝有两大制度制衡武将
一是府兵制,士兵平时是农民,战时为兵,武器自备,兵权归中央,将领只是“临时统帅”,打完仗就交权;二是科举制,文官集团能制衡武将,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忠君报国”,武将哪怕再强,也不敢轻易挑战中央权威(比如郭子仪,手握重兵却始终对唐忠诚)。
“安史之乱”之后的乱世开启
2、可安史之乱后,府兵制崩溃,唐朝只能靠“募兵制”
士兵成了职业军人,一辈子跟着将领吃饭,只认将领不认中央;加上藩镇节度使掌控财权,能给士兵发高薪,士兵与将领成了“利益共同体”,而中央却连军饷都发不出。到了唐末,中央早已没有“能打仗的兵”,全靠藩镇互相牵制;等朱温、李克用这些“超级藩镇”出现,中央彻底失去制衡能力,“君为臣纲”的伦理自然就塌了——就像一棵大树,根早就烂了,风一吹就倒,五代的乱,只是“树倒”后的必然结果。
四、唏嘘:乱世里的“道德真空”,成了五代最痛的注脚
最让人唏嘘的,不是政权更迭快,而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父子相残(朱温被儿子朱友珪杀死)、君臣反目(石敬瑭为称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认贼作父)、兄弟相杀(后唐李从珂杀李从厚夺位)……连基本的人伦都没了。
整个五代始终都在军阀混战,动乱不堪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官员,一生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4朝,还曾侍奉契丹,却始终身居高位,被当时人称为“长乐老”——放在其他朝代,这是“三姓家奴”,可在五代,却成了“生存智慧”。这种“道德真空”,恰恰是唐末藩镇割据埋下的“乱世”:当武力成了唯一的规则,忠诚、伦理、道义自然会被踩在脚下。
五、五代乱世的终局让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结束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来结束武将乱世的局面
直到北宋建立,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回武将兵权,重文轻武,重建中央权威,才彻底终结了这种“乱世循环”。可回头看五代十国,那53年的混乱,不过是唐末藩镇割据的“后遗症”——安史之乱前的大唐盛世有多辉煌,唐末到五代的无纲常就有多悲凉,这种对比,才是最让读史者唏嘘的地方。
来源:五千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