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的来说,唐朝之前,说什么的都有,宋朝之后,骂曹操的开始占据上风。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儒学的复兴。宋朝读书人很在意纲常伦纪,所谓“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所以曹操再有本事,终究也是个篡臣奸贼。这种意识起自士大夫阶层,而他们又是舆论的引领者
关于曹操的形象,历史上一直聚讼不休。
总的来说,唐朝之前,说什么的都有,宋朝之后,骂曹操的开始占据上风。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儒学的复兴。宋朝读书人很在意纲常伦纪,所谓“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所以曹操再有本事,终究也是个篡臣奸贼。这种意识起自士大夫阶层,而他们又是舆论的引领者,所以曹操的形象在民间也变坏了。
比如苏轼在《东坡志林》里就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宋代说书人已经开始“尊刘抑曹”,到了元代的杂剧和平话,趋势更加明显。曹操是个白脸奸臣,刘备是个宽厚仁君,这两个形象渐渐被固化下来了。当然,最后的集大成者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从此以后,民间对曹、刘的想象基本都是源于这本书。
《三国演义》在近代学者眼里,往往评价不太高。胡适照例是不会说好话的,直接把它归为二流小说以下。钱玄同也说它“思想太迂谬……文才亦笨拙”,连《说岳全传》都比不上。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它也没什么称赞之词。
不过,这是文化精英们的评价。老百姓可不管什么思想、什么文才,就是爱看。要说对民间的影响力,“四大名著”里估计要首推《三国演义》。至于这种影响好还是不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国演义》继承了“尊刘抑曹”的传统,整本书的态度非常明确。翦伯赞评价曹操的时候就说:“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说起来,这本书确实有点渲染夸张。比如曹操杀吕伯奢一事,按照正史里记载,纯粹是误杀,曹操事后也只说了一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可是《三国演义》把曹操给丑化了,非说他后来明知吕伯奢没有害自己的意思,为了灭口索性也杀了。曹操的感慨也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阴暗性翻了好几番。
但是,虽然《三国演义》拼命“尊刘抑曹”,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很多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并不讨厌曹操,反而看着刘备像个伪君子。
鲁迅评论说,整部小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要写曹操坏,“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汉学家张磊夫说得更冗长也更细致,“曹操似乎显得更具人性……就这一点而言,他可与刘备相对比:后者将自己视为侠义与荣耀的化身,但仍随时准备着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在吕伯奢这个悲伤的故事中,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也显示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诚实”。
很多读者都有类似的想法。明清时代的读者还碍着君臣大义的正统伦理,需要否定曹操,可是现代人没了这种顾忌,对曹操的态度明显好转了。甚至观察下来,现代读者中,喜欢曹操的,远多过喜欢刘备的。
这当然违反了罗贯中的本意。
但何以如此呢?鲁迅认为这是他手法笨拙的缘故。这个说法并不全面。因为哪怕不看《三国演义》,直接去看陈寿的《三国志》,也会觉得刘备长厚里透着虚伪,而曹操的诈恶中透着豪爽。总的来看,曹操就是比刘备更有个人魅力,或者用学者的话说,更有“克里斯玛(charisma)”。
《三国演义》写得“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大方向上,它倒也没有胡乱编造。历史上的曹操就是个比较残酷凶狠的人,而相对来说,刘备就是个宽厚仁慈的人。当然在乱世中,这个“宽厚仁慈”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但就像郭德纲说的,凡事都要靠同行的衬托。比较而言,确实如此。
曹操的凶狠有很多证据。
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他在攻打徐州的时候,“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报父仇,其实并非如此。屠城是曹操作战的长期战略,从初平四年一直屠到了建安二十四年。睢阳、雍丘、邺城、大柳城、河池等等,都被他屠过。在“官渡之战”后,他更是把袁绍的八万降卒“尽坑之”。孙权和诸葛瑾聊天时就说:“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孙权可不是一个心肠软的仁厚长者,下起手来也蛮狠,可连他都觉得曹操杀戮得有点过分。
当然,曹操也有感性柔软一面。
他在《蒿里行》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颇为悲天悯人,没有经验的阅读者也许就会上当。其实,这就是写作者常见的创作状态而已。拿起笔的时候,他的同情悲悯的心情是真实的;放下笔拿起刀的时候,他的蓬勃杀心也是真实的。两者互不干扰。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杜甫和白起的活儿都抢了。
这么说,并非要抹杀曹操的成就。他铲除群雄,统一北方,大规模减少了战乱,让老百姓能够喘一口气。但是,这种成就只是客观后果。一群强人打来打去,后来一个最强悍的强人获胜了。对于打仗打怕了的老百姓来说,有一个强人当然胜过有一大堆强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获胜的强人就比那些失败的强人更好;也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就一定拥护这个获胜的强人。
事实上,老百姓似乎也不怎么拥护曹丞相。
比如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曹操曾经试图把淮南地区的人口内徙,结果老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往东吴逃跑,十几万户都逃过了长江,淮南一带几乎跑空了;再比如说,《三国演义》有一段著名的情节,曹操率军攻打荆州,十多万老百姓跟着刘备逃跑,有人劝刘备不要带这些百姓,说他们是累赘,但是刘备不忍心,坚持带着走,结果差点被曹操全歼。这段情节并非罗贯中虚构,历史上确有此事。
那么荆州这些老百姓为什么宁肯抛家舍业,也要跟着刘备呢?无非是因为曹操实在太可怕了。
罗贯中把曹操的暴行记录了下来,在某些细节上甚至还有所夸大,比如前面说到的杀死吕伯奢之事就是如此。但是他肯定没有想到:我们读者对此居然并不在乎!
曹操把徐州杀得鸡犬不留,我们不在乎;十几万荆州老百姓宁肯逃亡也不敢面对曹操,我们不在乎;曹操杀了恩人全家,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反而觉得曹操豪爽多智,比那个把“仁义”天天挂嘴上的刘备更加可爱。
人们为什么对曹操这么宽容呢?
这让人想起了《笑傲江湖》里的一段情节。任我行刚出场的时候,对付秦伟邦、黄钟公、黑白子的手段非常毒辣,令狐冲有点看不过去。但是跟任我行相处了一会儿,令狐冲就“颇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心中本来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渐淡去”。而读者看待曹操,就有点像令狐冲看待任我行。只要刀没砍到自己脑袋上,普通人对待英雄总是宽容的,哪怕是令狐冲这样好心肠的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免俗。
但是对刘备,读者可就没这么宽容了。
其实刘备没干过多少坏事,跟当时那些军阀比起来,他还算干净。无论是在正史里,还是在《三国演义》里,他都没屠过城,也没有大规模杀戮俘虏。十多万老百姓宁肯跟着刘备逃跑,也不愿接受曹操,就是最好的证明。
要说污点,当然也有。比如他反客为主,说是替刘璋抵抗张鲁,却掉过枪口夺了四川,这当然违反诚信。可在军阀混战的大环境中,这并不算如何出格。袁绍不也鸠占鹊巢,夺了主人韩馥的冀州吗?吕布不也身为客人,夺了刘备的徐州吗?何况刘备也没有收拾刘璋,把他放到公安县好吃好喝地养了起来,还将私人财产都还给了他。说句良心话,在乱世里,这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读者还是觉得刘备虚伪。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错。刘备虚伪吗?确实有点虚伪。他要真是信奉仁义道德的大好人,也不可能在三国时代打下那样一个局面。刘备骨子里毕竟是个枭雄。他处处要给自己打造一个君子人设,可人设和真实毕竟是两回事。
但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一个人,没有自己标榜的那么好;另一个人,像自己标榜的一样坏。那么,哪一个人更可取呢?
反正荆州的老百姓宁肯跟着虚伪的刘皇叔逃跑,不愿留下来等着豪爽多智的曹丞相。毕竟“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万一曹丞相一怒之下把我们杀的鸡犬不留,怎么办?至于刘备的虚伪,对于草民来说,倒未必不是一层保护。
鲁迅提到古代的大小统治者时,曾说:“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刘备当然也不例外。他标榜的“仁义”里当然有虚伪的成分。可是这毕竟限制了他的行为,而且天长日久,自我标榜的东西也未必不能落地,成为治民的方式。孟子就说“春秋五霸”是假借“仁义”之名,但是“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人们对虚伪往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如果是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虚伪确实是一种恶德。我没有正面伤害你的能力,虚伪就成了我从背后悄悄伤害你的手段。这个时候,虚伪确实很可恶。张磊夫在《国之枭雄》里还说过一段话:“与自以为正义之师的刘备结盟,不如选择曹操;至少你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的情境。”大致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从历史上看,和曹操结盟也未必有什么好下场。但即便张磊夫说得对,可对于没资格和他们结盟的草民来说呢?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如果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我想打你就打你,想屠你就屠你,虚伪就不再是恶德,是成了对暴力的一种隐形约束。对于草民来说,掌握暴力的强人要是竖一个“仁义”的人设,哪怕这个人设很虚伪,也比没这个人设好。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是对力量对等的人来说。要是曹丞相明晃晃的一钢枪扎过来,你能往哪儿躲?你只能“嗷”的一声倒在泗水河边。这个时候,你巴不得有人在旁边提醒曹操一下:“丞相,使不得!注意一下你的人设!”可曹丞相攥着枪柄一转圈:“哼,老子的人设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这个时候,你对“人设”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既然提到了金庸的《笑傲江湖》,那就不妨再拿它做个比方,多说几句。
《笑傲江湖》里最大的反派是岳不群。刘备还只能说有虚伪之处,谈不上大奸大恶,岳不群可是真正奸恶的伪君子。如果拿他和任我行相比,大家多半会偏向任我行,讨厌岳不群。但这是读者的偏好。如果你真生活在《笑傲江湖》的时代里,你是愿意碰上任我行,还是岳不群呢?
假设你是酒店的店小二,岳不群看你端菜的模样不顺眼,要杀你,那可相当麻烦。他要谋篇布局,施障眼法,就算真出手还得戴黑面罩、换夜行衣,整套下来,忙活两三天都不一定能搞定。岳不群可能就会想:“算了算了,有这时间我还是练‘紫霞神功’去吧!”可要是碰上任我行,哪有那么多流程?
他一巴掌就拍死你:“老子一看你就来气!”
你倒是愿意碰见谁呢?
要说起来,读者的心态还是蛮奇怪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也打出宽仁厚道的人设,宁肯冒着失败的风险,也不愿意抛弃老百姓,读者还会那么喜欢他吗?恐怕不会。我们可能反而会觉得他婆婆妈妈,不像大丈夫行径。
普通人要是穿越到了三国时代,大概率不是曹操、刘备,而是逃难的草民。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管那些老百姓,这不是有毛病吗?”读到刘备兵败当阳的时候,恐怕大部分读者都是这么想的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说这是心理代入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代入曹操的视角,而不是难民的视角,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完全说服人。《三国演义》毕竟不是《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我们可能会代入张无忌或者令狐冲,却很难对曹操这样的枭雄有强烈的代入感。即便读故事,我们也能模糊意识到,曹操和我们不是一类人。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男同胞们或许有过这样的感受:从小就有些崇拜街上的大混混,长大了也喜欢看犯罪片,尤其欣赏教父那样不露声色的黑老大。哪怕成年后成为一个读书人,且在价值观上并不赞同他们的行为,扪心自问,也不渴望成为那样的人,但是——还是忍不住崇敬他们身上的力量感。
想到这一点,大家可能多少有点理解读者何以会更喜欢曹操,而非刘备了。
不一定所有人,但至少有很多人,他们就是有一种慕强的心理本能——哪怕强者是藐视他们的。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强者是藐视他们的,他们才会更加崇敬。慕强和代入感有些接近,但并不是一回事。
当年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如果他只是单纯嗟叹,那大致归结为慕强;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就是典型的代入。两者之间有微妙的差别。
但是慕强者的心态多少有点古怪。强者如果冷酷到底,毫无心肝,他们也会心生反感;但强者要是宽厚善良,处处以弱者为念,慕强者虽然自己也弱,但又会忍不住轻视他,觉得他婆婆妈妈,缺乏该有的威严。所以,董卓那样的畜生固然可恶,逃跑都要带着老百姓的刘备也让人厌烦。
反而是曹操,一会儿可以屠城灭县鸡犬不留,一会儿又能踩了麦苗后割发代首;一会儿坑八万降卒,一会儿又能写下感时伤怀的《蒿里行》。一种神秘的人格魅力弥散开来,让人莫名钦佩。
这就像杜月笙这样的毒贩子,一张三寸纸条就能取人性命。但是他平时偏偏显得温文有礼,守一点江湖上的规矩,还时不时有些出其不意的善举。结果在市井传说中,他就成了一个极具“克里斯玛”的人物。大家对小杜津津乐道,似乎那点文雅能抵得上几百条人命。如果杜月笙真是双手干干净净,一辈子只是行善积德,大家反而对他没什么兴趣了。
善没有伤害别人的能力,恶却有伤害别人的能力。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种能力里面有一种魅力。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多人的心理确实如此。一种带有克制的恶,往往比带有瑕疵的善,更能激发我们的好感。也正因为这样,张磊夫先生才会认定,反派英雄曹操虽然残忍奸猾,但还是比伪善的刘备更吸引人。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市井传说中的杜月笙,乃至《笑傲江湖》里的任我行,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冷血残酷里带着人性的痕迹。理性告诉人们:我们是普通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可怕;但是感性告诉人们:他们真有人格魅力!
令狐冲见到任我行后,“颇信英雄处事,有不能以常理测度者,心中本来所存的不平之意逐渐淡去”,这段不起眼的文字,真是金庸无意中的神来之笔。短短的一句话,可以解释很多可怕的心理。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为强人们开脱,给他们制定另一套标准,赋予他们道德上的豁免权,并相信自己蝼蚁般的理性是无法测度神明的作为的。
好在令狐冲骨子里的傲气仍在。他虽然一度被这种心理迷惑,但很快还是清醒过来。最终,他怀着强烈的不平之意和任我行决裂。但是像令狐冲这样的人物,自古以来又能有几多呢?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