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辜汤生（1857—1928年），字鸿铭，号立诚。他精通中西文化，从语言到科学，从文化到体制，都在他的研习范围内，在翻译界和国学界成就显著。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
辜鸿铭
辜汤生（1857—1928年），字鸿铭，号立诚。他精通中西文化，从语言到科学，从文化到体制，都在他的研习范围内，在翻译界和国学界成就显著。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是西方人了解中国国学的一把钥匙。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清末民初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北大怪人”
辜鸿铭是北大的头号怪人，与他齐名的是刘文典。这位学贯中西的怪教授有“三怪”：一怪怪在他藐视所有人；二怪怪在他热衷于用外文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三怪怪在他用经典的瓜皮小帽、长辫子回应革命的呼喊。
一怪。和大多数的牛人知识分子一样，辜鸿铭也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但不一样的是谁都有畏惧或者敬重的人，而他藐视的是所有人。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元培是把他聘为北大教授的校长，对他算是有知遇之恩，所以他还将他算作好人，其他人则一个都入不了他的眼。当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敢这样叫嚣的，他本身的能力是绝对过硬的。辜鸿铭头上有一大堆的博士头衔，据说总共有13个，这是他游学欧洲14年的结果。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等等，都曾留下他刻苦攻读的身影。名校、名师再加上个人的努力和造化，造就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他不但深得欧美文化的精髓，同时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等8种语言，对科学和人文也非常熟稔。这样的天才可谓无所不通，藐视所有人而仅对有恩的蔡元培略显认同，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二怪。辜鸿铭接受的是系统的西式教育，对外语和西方文化系统相当熟稔，但是在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文和中国古代典籍后，他狂热地爱上了中国文化，从此投入到向西方人介绍和宣扬中国文化的毕生事业中。他在北京大学是英文系的教授、主任，他在课堂上将英文作为工具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把《千字文》和《三字经》译成英文，在课堂上教学生用英文念《千字文》，说是念，其实更像唱，音调很整齐，脚点着节奏嘴里念着英文词，全班合唱，旁人听起来甚觉可笑。当时的北京中西交汇，文化上有中派和西派，但将中西合为一体，而且以“中”为根、以“西”为表的却只有辜鸿铭一个人。
三怪。当时的中国处于社会更替的时期，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而此时的北京街头却有一个拖着一条灰白小辫、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滑稽身影固执地出现在行人的视线里，他就是辜鸿铭。他的这幅标准清朝遗老打扮恒久地活动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中，成为一个标志，加上他对封建王朝和传统文化的固执守旧，常常能在课堂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经常被他的幽默诙谐语言和滑稽装束逗得哈哈大笑。
才与德，中与外，旧与新，就像悖反的定律一样存在于辜鸿铭一人身上，成就了这位“北大怪人”。
“清朝遗老”是混血儿！
辜鸿铭这位顽固的清朝遗老，对中国封建传统、对清朝百般地崇仰和依恋，可是谁知道，他本不是中国本土长大的，甚至都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算是一位华裔。辜家原籍福建，从祖辈起就来到南洋槟榔屿，逐步创下一份家业。父亲为牛汝莪橡胶园的经理，母亲是葡萄牙人，所以，辜鸿铭只有一半的华人血统。
这样一位亚欧血统的混血儿，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自是十分的漂亮。橡胶园的主人、英国牧师布朗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还将他收为了养子。后来，在辜鸿铭10岁的时候，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回英国。在征得辜鸿铭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将辜鸿铭带到了英国。这样一来，幼小的辜鸿铭便浸泡在了西方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截止在了10岁，显然是“先天不足”的。
辜鸿铭在英国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但对自己素未谋面的中国文化还保留着故乡般的向往和依恋。他在国外大力弘扬着他心目中的中国精神，然而，此时祖国在他心中还只是个遥远的幻影，他的“中国精神”无所归依。促使他与祖国真正结缘的是一位中国大学者马健忠。1883年，他们在新加坡相遇，在恶补了一通中文和中文典籍之后，辜鸿铭回到了中国内地，成了一位“海归”。
辜鸿铭回到中国，先是给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做秘书，20年后才来到北京，与北京结缘。20世纪初的北京无疑是不平静的，“城头变幻大王旗”，辜鸿铭积极地投身到了“慌乱”的政治中。只是，这个带着瓜皮小帽、穿着长衫、扎着辫子的学者注定在政治上是极端固执的守旧者，是封建统治垮了又复辟、复辟了再垮的伪先锋，他的政治生涯必定也是不光彩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甚至为慈禧大唱赞歌。当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时，他还在赠给张勋的对子里自鸣得意地吟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指清朝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指辫子）。”直到“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看重他的学养，聘他教书，他才摆脱了沦落陈腐政治的命运，从而在学术上、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一位值得一提的“牛人”。
墙里开花墙外香
辜鸿铭虽然游学欧美，但却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甚至到了极端、偏执的程度，而且对外国人也从未有客气的举动。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外国人对他的崇拜，因为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在外国人了解中国上搭起了第一座桥。“墙里开花墙外香”，用在辜鸿铭这位奇才、怪人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辜鸿铭书法
辜鸿铭是第一位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典籍、中国精神的人，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尤其在德国人眼里，他是东方文化的两大代言人之一（另一位就是印度的泰戈尔）。他曾与泰戈尔同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还曾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获得这样的赞誉与他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利用自己精通外语的优势，翻译中国典籍，用外语撰写和推介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理解。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的精神》等，这些作品在极短的时间里轰动了整个欧洲，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
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那时候中国人讲演还没有售票的先例，而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比听当时最火的“四大名旦”之一梅兰芳唱戏还贵。听梅兰芳的京戏一块二毛钱，而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块钱，带有学术色彩的演讲甚至比纯娱乐的戏剧更能卖座，可见他在外国人中的人气之旺。
而在西方，辜鸿铭的声望比在国内还要高，这位在中国梳着辫子的怪人在国外受到的评价和赞誉是前所未有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他在国外受到的推崇是前人未曾得到的，在他之后也只有林语堂能与之媲美。甚至有人说，“庚子之变”以后，如果不是有辜鸿铭，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人，这是将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推介上升到了国家形象的高度。
林语堂曾经对辜鸿铭有过颇为公正的评价：“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