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是黎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视角出发，基于GIS空间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等方法，文章探讨了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既反映出自然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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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是黎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视角出发，基于GIS空间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等方法，文章探讨了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既反映出自然景观特征，又体现着黎族文化特质。自然景观型地名以山、水和动植物等命名，直接记录和表征着黎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文化；文化型地名以古黎峒、家族合亩、民俗技艺等命名，展现了黎峒文化、民俗文化、合亩制文化等黎族多元特色文化；复合型地名以田园景观类地名为代表，反映出自然与人文的融合。②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汉在沿海平原，黎在内陆山林”的空间分异特征。黎语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黎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活动分布密切相关。③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历史政治因素是形成地名分布格局的先决因素，地形因素对地名空间分布起着基础性作用，交通辐射因素是影响地名空间分布的动力因素。通过发掘和解读黎语村落地名蕴涵的景观特征与文化特质，厘清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期有助于黎语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黎语村落地名；地名文化；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海南岛

1 引言

自1987年以来，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UNCSGN）多次做出决议，强调地名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特别是2007年的第九届大会指出：“地名完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理论研究取得显著成效。2012年民政部制定的《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为八类重点保护对象之一；2021年国务院修订通过《地名管理条例》，进一步重视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23年民政部部署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加强挖掘与保护、弘扬与传承乡村地名文化。因此，如何发掘和保护地名（尤其是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文化内涵与地方性特征，促进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的弘扬和发展是地名研究的重要议题。

地名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活态遗产”，既可以表征特定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交流联系、指示定位的空间工具。同时又承载着地方情感记忆、文化兴衰、经济生产、政治权力等地域人文信息，是感知地方文化的符号印记。地名提供着宝贵的信息来源和研究线索，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数理统计等定量方法的引入，更是兴起并丰富了地名的文化景观研究。总的来说，研究的重点是以地名专名、通名的主要用字（词）为线索，划分不同地名类型，利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地名与景观以及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关性。在自然景观方面，学者们侧重于探究地名的分布格局及其与地理环境的相，或使用地名来“重建”过去的自然景观，如利用地名来反映历史气候变化、推断动植物分布空间变化开垦过程等、重建河流水体的历史分布、解释历史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在地名文化方面，学者们多借鉴文化景观的理论及其相关界定开展地名研究，聚焦于发掘和解读地名的地域文化及联系。如国外有学者将GIS空间分析与批判性分析相结合，探讨了美国中西部地区日耳曼语地名的空间分布及其表征的社会、政治及族裔文化；国内学者研究了宁夏中卫县地名蕴含的边塞文化与移民文化、南海诸岛土地名折射出的国家主权象征、海南渔民文化与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壮语地名反映的民族分布与迁徙、藏族村落地名映射出的文化景观特质与藏族乡土文化、城市地名文化景观演变与城市演进的关系等。

国内基于GIS的地名研究成果较多，不仅研究尺度全面，全国省、市、县区域的地名都有涵盖，而且研究对象广泛，城市街巷地名、跨界自然实体地名、边境地名等都有涉及。但目前对于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研究还存在不足：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少数民族语地名的研究较少，且明显缺乏关注海南黎语地名；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简单的空间统计分类和可视化分析，科学选择因素指标探究地名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

海南岛位于中国南部的热带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海南岛是中国唯一的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民千百年来的历史人文活动，在海南岛留下了瑰丽璀璨的黎语地名文化。但在中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之下，大量黎语地名被汉化和破坏，保护黎语地名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因此，本文选取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为重点研究对象，构建地名数据库，基于GIS空间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等定量方法，从文化遗产视角解读黎语村落地名的命名类型、文化内涵和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旨在发掘黎语村落地名蕴涵的优秀地名文化，厘清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期有助于海南黎语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弘扬与可持续发展，为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的文化发掘与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数据来源及处理

2.1.1 黎语地名由于黎族没有产生与黎语相对应的古文字，黎语地名只能以音译为准借用汉字记录。参考覃凤余《壮语地名的语言和文化》一书中对壮语地名的定义，本文将黎语地名定义为：“黎语地名是用黎族人民的语言来命名的地名，表现为借用汉字记录音译黎语，能够体现黎族文化内涵的地名”。根据相关黎语地名研究文献，黎语地名的特点和判定标准是：①黎语地名是以音译为准借用汉字记录，以黎语的谐音或近音得名。②黎语地名喜用齐头式地名，结构为“通名＋专名”，常用的领头字有“抱”（含“保”“报”“布”）“番”“方”“芬”“什”“扎”“打”“大”“那”“南”“俄”等，详见表1。③黎语地名与黎族密切相关，能够体现出黎族文化内涵。

2.1.2 地名数据来源 乡村一级的聚落地名深居区域地名系统中的底层，远离行政中心，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较少，保持有良好的稳定性与原真性，是存在于现阶段的承载地域文化的重要信息源。黎族地区远离中原大陆且深居海南岛腹地，处于底层的村级地名往往是保存良好的原生态黎语地名，最能反映人地关系互动和地方性特征，为研究提供宝贵线索与信息来源。本文探索了分析海南岛所有村庄地名的可行性，然而，由于时间和数据可用性有限，本研究仅专注于行政村一级的地名。首先，整个海南省大约有2万个自然村，从国家地名信息库和其它地名资料中解读相关信息（地名含义、来源、沿革等）并将其输入GIS数据库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超出了笔者的分析能力。其次，记录海南自然村地名详情的资料少。尤其是黎语地名，目前还没有专门系统收集整理海南黎语地名名录的地名词典，只有零星有关黎语地名的研究文献，如刘剑三《地名：海南民族活动史的“化石”》《海南地名及其变迁研究》。要想识别并获取整理所有黎族自然村地名的含义来源、沿革演变等详情信息十分困难。

综上，为尽可能地贴近聚落地名，本文收集整理了海南省行政村一级的地名数据。第一，可以确保同一级别的地名覆盖完整，从而提供系统的视角。第二，行政村作为中国行政区划最基层的一级，其地名已经官方民政部门深入调查和标准化，数据可信度好。第三，在国家地名信息库和《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中收集整理黎语地名数据时发现，海南岛黎族行政村地名基本上都源自于其下辖的其中一个自然村地名，具有较好的原真性和代表性。

海南岛行政村地名名录获取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的2023年度海南省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和《海南省志·地名志》。通过查询、整理并排除海南街道社区居委会地名以及三沙市的相关地名，获得海南岛行政村地名共计2534个，每个地名都被划分为黎语地名或非黎语地名（主要是汉语地名），发现海南岛行政村以汉语地名为主，黎语地名占比还不到四分之一，约有604个。同时，地名的属性数据是构建地名数据库的关键，地名的经纬度地理坐标信息来自百度地图API的拾取坐标系统（https：//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以便进行空间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对于研究的重点对象，黎语村落地名的识别、含义、命名由来及历史沿革属性数据主要来自民政部的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dmfw.mca.gov.cn）。同时结合《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海南省志·地名志》、海南省各市县志等史料，进行校对确认与补充完善，保证黎语村落地名数据的可信度。

2.1.3 影响因素数据 海南省行政区划边界数据来源于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网站（http：//hism.mnr.gov.cn/），研究范围为海南岛主岛，未包括海南三沙市下辖的岛礁及其海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2020年）和NDVI（2022年）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www.resdc.cn）的中国1km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集（CNLUCC）和中国30m逐年NDVI最大值数据集。DEM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www.gscloud.cn）的GDEMV3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并利用ArcGIS10.8的“表面分析”工具集提取地名点的高程、坡度和坡向数据。河流水系、道路数据和火车站点数据来自于OpenStreetMap（OSM）（www.openstreetmap.org）的开源数据，结合天地图在线地图服务进行配准完善，最后利用ArcGIS10.8的“邻域分析”工具集获取相关距离影响因素数据。以上数据的地理坐标系统一为GCS_WGS_1984，基于ArcGIS10.8平台处理分析并制图。

2.2研究方法

2.2.1叠置分析法 叠置分析法是在同一研究区范围中把两个或多个元素的属性层叠加，有利于研究分析该区域元素两两或多个属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应用叠置分析方法分析地名点与地形、河流、交通道路和行政区划等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建立地名点与上述要素的联系，有利于直观呈现黎语村落地名分布与其地方性自然、人文特征的影响关系。

2.2.2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在空间可视化分析点数据时极其有用，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距离衰减规律，直观反映对象密度变化的空间分布图示，强化地理要素在空间中的分散或集聚特征。因此，本文利用ArcGIS10.8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海南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与制图，客观准确地可视化表达各类型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

2.2.3 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来解释预测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某个地名是黎语地名的可能性，进而分析形成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异现象的主要影响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中，以“是否为黎语地名”作为被解释变量（二分类变量，即赋值1为黎语地名，0为非黎语地名），基于上述影响因素数据获取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

3 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表征

从海南岛黎语地名的主要用字（词）和命名由来整理中发现，黎语村落地名既反映出黎族村寨聚落的自然景观特征，又体现着黎族特色文化的文化特质。基于此，将黎语村落地名划分为自然景观型、文化型和复合型地名，自然景观型地名包括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和动物植物3个亚类；文化型地名包括黎寨黎峒、黎族民俗、家族合亩、历史故事和美好祈福5个亚类；复合型地名则以田园景观亚类地名为代表（见表1），分类详细解读黎语村落地名的景观特征与文化特质。

3.1 自然景观型地名

自然景观型地名是人类认识自然、感知环境的直接产物。黎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并命名自然，表达对大自然的掌握与征服。在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中，自然景观型地名的数量最多，共有296个，占总数的49.01%，说明黎语村落地名倾向于以自然景观特征命名。其中出现数量和占比由大到小的地名亚类依次为：地貌特征、动物植物、河流水系。自然景观型地名，以山、水和动植物等海南物华土产命名黎族村落，直接记录和表征着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

（1）地貌特征类地名，共114个，占比18.87%，是自然景观型地名乃至整个黎语村落地名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根据黎语音译，此类地名常用汉语借字领头，如“俄”“峨”“邱”表示高山峻岭，“空”“昂”“道”表示山谷山林[26]，还有“陀”（山岗），“查”（山沟），“串”（坑穴）等用字直接反映自然地貌信息；以“朗”（平坦低洼），“炳”“龙”（宽阔），“炮”（沙子），“定”“丁”（红黄色土壤），“抄”“朝”（下方）等用字记述地形、地理方位和景象特征。地貌特征类地名，直接映射出黎族村寨所处的山林谷穴居住环境、地貌形态及其地理方位等自然特征。

（2）动物植物类地名，共106个，占比17.55%。植物类地名多以海南地区常见的瓜果、种植作物和富有利用价值的树种为名，如“赛”“寨”（荔枝），“密”（波罗蜜），“运”（木瓜），“孟”（芒果）等常见热带瓜果作物；“志针”（鸡尖），“什奋”（乌墨），“力秀”（花梨）等地名字词则记录了岭南地区的特有珍稀名贵树木。动物类地名也是类似，反映海南黎族地区丰富的动物资源，如“界”“介”（四脚蛇），“飞”（鸟），“巴”（狗），“梅”“美”（熊），“黄加”（黄猄）等地名字词。动物植物类地名，显现了黎族村寨周边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也生动体现出黎族人民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

（3）河流水系类地名，共76个，占比12.58%，根据黎语音译，汉语借字“南”（水，河流），“牙”（两条河流交叉处），“沟”（河溪）为主要地名领头字。水为万物先，海南岛中部山区发源的三大河流及其支系滋养孕育了黎族同胞的繁衍生息，五指山一带的昌化江更是被黎族人民称为“黎母水”。以水为名充分表征了黎族人民生活中的亲水性与水文化，也反映出黎族人民聚落选址倚山傍水的传统智慧。

3.2 文化型地名

文化型地名是人类历史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留存的文化烙印。在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中，文化型地名共有257个，占总数的42.55%，体现了黎族文化对地名命名的深远影响。其中出现数量和占比由大到小的地名亚类依次为：黎寨黎峒、美好纪念、黎族民俗、历史故事、家族合亩类。文化型黎语村落地名，以古黎峒、纪念故事、家族、民俗等命名黎族村落，展现了黎峒文化、民俗技艺文化、合亩制文化等黎族特色文化，体现和刻画了黎族特色的多元文化特质。

（1）黎寨黎峒类地名，共90个，占比14.90%，是文化型地名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以“抱”“报”“保”“番”“方”“芬”作地名冠首通名，是“村，村寨”的意思，此类通名+专名派生组成的地名就译为“XX村”的意思，如“番曼”特指旧村，“抱班”指新村，“方龙”指大村，是黎族人居文化的体现。黎寨黎峒类地名还有许多地名以“弓”字为名或沿用古黎峒名，如三弓、首弓、白沙、七坊、加杈。“峒”是黎族最早的基层社会政治组织，原意是“人们共同居住的一定地域”，“弓”是指古黎峒下辖的政区组织，相当于自然村。相应的古黎峒政区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黎族村落地名，充分体现了黎语村落地名具有厚重的历史渊源和珍贵的文化价值，是记录黎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2）美好纪念类地名和历史故事类地名，分别有55个和34个，占比9.11%和5.63%。这两类地名无明显的通用字，部分地名受到汉化影响，借用汉语“新”“加”字结合黎语专名命名。黎族人民的浪漫美好与历史充分体现在地名中，如“水满”意为“古老，至高无上”，最受黎族人民崇敬的黎祖大殿就建在水满乡，背靠五指山最高峰；“本号”意为“吹军号”，反映出历史时期黎族部分地区的边屯历史。总而言之，这两类地名一方面多表达美好希冀和吉祥祈福，体现了黎族人民自信自强、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的美好态度，另一方面纪念相关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追忆先贤、铭记历史，为后人传递健康向上的正能量与价值观。

（3）黎族民俗类地名，共45个，占比7.45%，充分展示着黎族人民智慧古老的手工技艺与民俗。其中不少以“罗”“佳”字命名，“罗”意为“铜锣，图腾”，是黎人权威与财富的象征。“佳”意为“坛罐”，展现了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成熟与繁荣。民俗类地名还记录了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和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锦技艺），如“江边”原为“帮辩”，汉语意为煮山麻以织布制衣，“报英”“什奋”（乌墨树）则与黎锦染色工艺的染料相关，还有关于丧葬、生产、山兰稻、船型屋等技艺与民俗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黎族制陶工艺、树皮布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技艺更是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族民俗类地名，是黎族技艺与民俗文化的结晶，保存并再现了黎族的特色民俗与古老技艺。

（4）家族合亩类地名，共33个，占比5.46%，反映了黎族最古老的最原始的劳动合作方式——合亩制。合亩是海南岛在1950年前五指山中心地区黎族特有的一种生产和社会组织，合亩黎语称“纹茂”或“翁堂沃工”，汉语意思是“大伙做工”或“家族”。黎族社会中原生形态的合亩，由有血缘关系的若干父系家庭组成，亩头主持合亩的生产和分配，亩众按严格的男女分工进行集体劳动。学者刘剑三研究发现，“合亩”的“亩”黎族大部分地区称为“mou”，汉语借字原作“亩”“磨”，后来多写作“毛”。五指山地区黎语地名中“毛”“母”“茂”现多指“同一氏族、宗族”，与黎族历史时期独特的合亩制文化密切相关。

3.3 复合型地名

复合型地名，是人将地理景观经感情认知转化为文化景观的过程的类型，即“人化的自然”所显示出的文化性和自然性的融合。海南岛复合型黎语村落地名，以田园景观类地名为代表，田园和其上的庄稼是黎族人民改造利用自然，经营生产活动的产物，反映出自然与人文的相结合。

在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中，复合型地名共51个，占比8.44%，虽然数量较少，却是独特的一类黎语村落地名，主要以田园景观为名，常以汉语借字“什”（发音为‘za’）“扎”“三”“打”“大”“那”“祖”作地名冠首字，为“农田，水田”之意，如“什运”，意为“田边种植有木瓜”。黎族分布区普遍多山而少耕地，田园景观类地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山区生产生活的黎族人民改造并利用自然的辛勤智慧和对农田的珍惜与重视，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稻作传统与文化。

4 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

海南岛行政村一级的地名总体上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汉在沿海平原，黎在内陆山林”（见图1）。地理位置上，相较于汉语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外围沿海地区，黎语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中部和中南部山区。越靠近海南岛中部的核心，黎语村落地名的分布密度越大，黎语地名文化遗产保存的原真性越高。行政区划上，黎语村落地名集中分布在海南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以五指山市、乐东县和保亭县的聚集密度最高。其中，黎语自然景观型、文化型、复合型以及各亚类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自然地理环境、黎族人文活动分布密切关联。

4.1 自然景观型地名的空间分布

黎语自然景观型地名的空间格局与黎语村落地名总体分布相似，在空间分布上与山林、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紧密相贴合，呈组团状或带状分布（见图2a）。

（1）地貌特征类地名主要聚集在海南岛西部和中南部雅加大岭、黎母岭和五指山等区域，呈现出“围山”的组团型分布特征（见图2b）。海南岛中部山区散布着山谷和丘陵性盆地，这些谷地和丘陵性盆地正是地貌特征类地名的集聚分布区域，大体呈现为“五大团状”：中南部的乐东盆地、西部的白沙盆地和东方盆地组团，以及琼中、保亭和陵水县山麓丘陵地带的组团，围绕着海南岛中部山区分布。

（2）动物植物类地名主要在海南岛西南部核心聚集，呈“V字型”分布（见图2c）。海南岛山区保留有大片热带雨林，动植物资源丰富，拥有乐东尖峰岭、昌江霸王岭、陵水吊罗山和琼中五指山四个热带原始森林区，大田坡鹿和邦溪坡鹿自然保护区，霸王岭国家级黑冠长臂猿自然保护区等，黎语村落动物植物类地名的核心分布区域恰好与以上区域相对应。

（3）河流水系类地名多分布在海南岛中部，并呈现出“沿江”向四周发散的条带型分布特征（见图2d）。海南岛中部山区是海南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形成辐射状水系。河流水系类地名空间格局和海南水系分布高度重合，主要依昌化江、南渡江、万泉河及其支流成呈条带型分布，表现出沿江河流域要素的依赖性分布特征。

4.2 文化型地名的空间分布

黎语文化型地名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海南岛西北部一线沿东方、儋州、澄迈等城市中心，甚至文昌部分地区呈现出点状聚集分布，在东南部五指山、保亭、陵水等市县是核心集聚区，呈带状连片分布（见图3a）。

（1）黎寨黎峒类地名有4个明显的核心分布区域：文昌、临高、海南中部和南部（见图3b），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黎寨类“抱”字地名如“抱罗”“抱蛟”，在文昌和临高两地均有明显的集聚分布，可如今海南人尽皆知“文昌无黎”，临高亦是如此，但地名和众多史料证明历史时期这两个区域确实有黎族人民在此聚居生活。而在海南岛中部和南部，尤其是保亭留存有许多以“弓”为名和沿用古黎峒名称的黎峒类地名，与历史时期黎峒的分布相契合。黎寨黎峒类地名是黎族活动史的化石，有助于再现黎族的历史活动分布。

（2）黎族民俗类地名分布较为发散，呈现出以琼中点状集聚为中心，昌江、儋州、屯昌、陵水、三亚、乐东6个点状集聚环绕的空间分布形态（见图3c）。黎族地区各地皆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民俗技艺，黎族民俗类地名的分布与其密切关联，以琼中、乐东和东方最为密集。例如，在东方市的黎族民俗类地名集聚对应了以白查村为代表的黎族船型屋及其建造技艺，还有东新村至今还流传着的黎族原始制陶工艺。

（3）历史故事类地名和美好纪念类地名，尤其是前者，呈现出均匀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多分布在海南岛中部的黎族自治地区（见图3d、图3e）。家族合亩类地名的空间分布范围最小，围绕着五指山呈“O字型”环状分布（见图3f），仅集中分布在五指山腹心地带，今五指山、保亭、琼中及乐东交界地区。家族合亩类地名的分布地区，与《中国黎族》一书中所调查记录到的黎族合亩制区域大体一致。

4.3 复合型地名的空间分布

（1）黎语复合型地名以田园景观类地名为代表，多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西部的东方、昌江和白沙地区也有明显集聚，总体上大致呈“几字型”分布（见图4）。除少数分布在东方和万宁的沿海平原外，大多成片分布在海南岛中部，分布区中有黎族同胞特色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砍山栏”，涌现出许多梯田景观，呈现出所谓的“山包围村，村包围田”的村落形态。

5 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地名的分布和演变往往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相互耦合作用的影响，参考前人的特色乡村、聚落地名等空间分异成因研究，结合海南村落地名点特性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关联性，选取高程、坡度、坡向、距水系、距主要道路、距火车站、距海岸线、土地利用类型、植被覆盖和历史政治（距主要历史治所）共10项指标变量，以二分类变量“是否为黎语地名”作为因变量，借助Logistic逐步回归方法，探究影响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关键因素。

二项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在所选取的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10项指标变量中，8个变量表现为有显著影响，NDVI和坡向变量影响不显著，未包括在方程中（见表2）。概括而言，历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语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决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对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起着基础性作用，交通辐射因素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动力因素。

5.1 历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语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决因素

选取“距主要历史治所”指标作为历史政治因素，具体是距珠崖郡（今海口琼山区）、儋耳郡（今儋州中和镇）、临振郡（今三亚崖州区）中心的距离。作为历史上海南岛的三大古治所，琼山区是珠崖郡、琼州府（琼州）驻地，即古时海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和镇是古儋州（儋耳郡）治所，历史悠久，是历朝历代设置在海南岛的重要行政治所；琼南的崖州，自隋朝起则一直是巩固岛南封建统治的重要治所，雄踞千年直至今日。

“距主要历史治所”指标能有效代表和反映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以此探讨其对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影响作用。“距主要历史治所”的显著性p值为0.039

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王朝正式在海南岛开始设置珠崖、儋耳两郡。自隋大业六年（610年）起，全岛南北重新分置珠崖郡（今海口琼山区）、儋耳郡（今儋州中和镇）、临振郡（今三亚崖州区）三郡和十四县，将统治覆盖全岛，改变了西汉仅将郡治设置在岛北的局面。此后，在历朝封建统治日益加强的情况下，这三大古治所驻地一直是中原汉人迁入海南岛后的聚居地，导致许多土生土长的黎族人被迫离开原来的居住地，逐渐退居到海南岛南部和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岭山区地带，远离行政中心。未能迁移的黎族人，逐渐同化到汉族中。因此，演变至今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黎在内陆山林”的特征（与距海岸线指标呈显著性影响相印证），所以历史政治因素奠定了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先决因素。既往研究也发现，距离行政中心城市越近，受统治政权影响越大，文化碰撞交融、地名演变越多，对地名遗产的存续带来一定的冲击。

5.2 地形因素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基础因素

地形因素由高程、坡度和坡向3个指标变量来衡量，其中高程和坡度的p值小于0.01，回归系数符号为正，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坡向则无显著性影响。坡度和海拔是影响黎族先民聚落选址的重要因素，黎语村落地名往往分布在海拔较高和坡度较大的地带，具体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集聚分布在海南中部五指山、黎母岭山区（见图5）。

显然，以自然景观命名为主的黎语村落地名的分布格局与地形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海南岛内陆山林一直是黎族先民的重要生存地。传说黎母岭正是黎族祖先聚居地，“黎母”为“黎人祖母”之意。原始社会的黎族祖先多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岭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发源有多条河流，又有山谷洞穴可以栖息藏身，正是良好的生存之所。同时，海南于1954年和1957年先后开展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考古调查，在黎族聚居区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就是黎族先民创造的文化，与百越文化应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印证了黎族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且根据《昌江黎族自治县史》记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在昌化江流域，是黎族早期先民重要的活动区域。昌化江流域考古发现过大量石斧、石锛等新石器工具，大而刃部锋利和装上木柄的石斧、石锛、石铲，反映了早期黎族人民在内陆山岗台地上砍伐森林，钻木取火，从事“砍倒烧光”的原始的锄耕农业。

其二，在进入封建社会后，海南岛被纳入到中原的封建统治中，大量汉人迁徙到海南岛，黎人被迫退回到海南中部山区。而崇山峻岭与原始雨林密布的中部山区被中原统治者视为荒蛮瘴疠之地，汉人不敢踏足，成为了保护黎族村寨的天然屏障。因此，受自然条件的庇护，利用地形以增强防卫能力，加之黎族先民村落选址依山傍水的智慧，黎语村落地名在往往多保留分布在海拔和坡度较大的山区。总而言之，地形因素稳固了“汉在沿海平原，黎在内陆山林”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基础因素。

5.3 交通辐射因素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动力因素

选取“距主要道路和距火车站”两个指标来反映交通辐射因素的影响作用，“距主要道路和距火车站”的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但可能是出现了较强的共线性问题导致“距火车站”回归系数符号异常为负。“距主要道路”结果表明，黎语村落地名多分布在距主要道路较远，路网密度小，受交通辐射影响小的地区（见图6）。

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受交通辐射因素影响显著，海南岛中部内陆地形复杂，重峦叠嶂，沟谷遍布，因此交通道路基础建设阻力大，路网密度远不如沿海地区。交通路网密集、运输能力越强，地区城镇化发展加快，黎汉文化交融、民族融合演变越多，但给弱势的传统黎语地名文脉的延续带来了不利影响，加速形成了“黎在内陆山林”的空间格局。总之，交通辐射因素是影响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动力因素：在海南岛沿海地区交通发展带来的辐射作用强，加速了大量黎族传统村落地名的汉化与消逝；在中部山区地带受交通辐射作用影响小，许多古老原真的黎语村落地名得以存续。

5.4 水文和土地类型因素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距水系随着汉人大量迁入到海南岛，平坦肥沃的土地又大片集中在沿海地区，汉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占据了沿海平原的耕地资源。黎人重新退居中部山区，重操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许多黎语村落地名留存在海南岛中部山林河谷地带。”的回归系数为负，具有显著性影响，表明距离河流水系越近的地方，更有可能是黎语村落地名保留分布的集聚区。土地利用类型为分类变量（耕地、林地），设置为哑变量纳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著性p值小于0.01，Exp（B）值为1.576，表明黎语村落地名多集聚分布在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的地区。

水是万物之源，自古人类都是与水为邻，逐水而居，黎族人民更是有着浓厚的亲水文化。海南岛河流水系众多，主要发源于地势挺拔的中部山区，滋养着黎族及整个海南人民的繁衍生息，昌化江河源段被黎族人民亲切称为“黎母水”。在靠近河流的河谷、山岗和台地上考古发现过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最典型的就是黎母岭和五指山山脉之间的昌化江河谷地带，现如今还集聚分布着众多黎族传统村寨。

随着汉人大量迁入到海南岛，平坦肥沃的土地又大片集中在沿海地区，汉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占据了沿海平原的耕地资源。黎人重新退居中部山区，重操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许多黎语村落地名留存在海南岛中部山林河谷地带。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研究从文化遗产视角，基于GIS空间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了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文化内涵、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既反映出黎族村寨聚落的自然景观特征，又体现着黎族特色多元的文化特质。黎语村落地名以自然景观型地名为主，多以山、水、动植物等命名，直接记录和表征着黎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体现出黎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文化型地名以古黎峒、纪念故事、家族、民俗等命名，保存并映射出黎族的古老民俗技艺与浪漫风情，展现了黎峒文化、民俗文化、合亩制文化等黎族多元特色文化。复合型地名以田园景观类地名为代表，反映出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2）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汉在沿海平原，黎在内陆山林”的空间分异特征，相较于汉语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外围地区，黎语村落地名主要分布在海南岛的中部地区。黎语自然景观型、文化型、复合型及其各亚类地名的分布格局与与黎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活动分布密切相关。

（3）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历史政治因素是形成黎语村落地名分布格局的先决因素，地形因素对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起着基础性作用，交通辐射因素是影响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动力因素。

6.2 讨论

海南岛黎语村落地名是黎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见证，是黎族人民创造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目前社会各界对黎语地名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很低，而且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过往黎语村落地名多在海南岛中部集聚分布才得以存续至今，可偏僻险峻的中部山区也让黎语村落地名未来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黎语地名背后的文化与价值未能得到有效发掘与弘扬。对此，海南岛黎语地名的研究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和探究。

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海南岛行政村一级的黎语地名，展示了黎语村落地名的优秀文化内涵和空间分布格局，弥补了海南岛黎语地名的区域研究空白。但囿于资料数据记载的残缺和精力有限，未能从社会经济因素角度分析其对黎语村落地名空间分布的影响，还有大量自然村和自然实体的黎语地名并未受到全面关注，有待进一步发掘和保护。

其次，海南岛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宝岛，独特的黎族风情更是丰富了海南的社会风貌，黎语地名作为黎族多元文化的名片和传播媒介，完全可以在海南黎族风情文旅体验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时代“乡村著名行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下，基于黎语村落地名的优秀文化和重要价值，如何解读与把握“乡村著名行动”的实践逻辑，如何将其借鉴运用到海南黎语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地名助力海南岛黎族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这将是笔者今后继续探索的议题。

作者：孙华，胡娈运，段佳，夏茜旸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刘 言

审订：杜佳玲

责编：汪鸿琴

来源：中国地名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