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天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104%关税”的新闻，犹如给硝烟弥漫的关税贸易战又添平地一声雷，中国也以对美加征50%关税回应。最新消息是，特朗普于美东时间4月9日下午又扬言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但对未对美实施报复的国家暂停征税90天并临时下调税率至10

两天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104%关税”的新闻，犹如给硝烟弥漫的关税贸易战又添平地一声雷，中国也以对美加征50%关税回应。最新消息是，特朗普于美东时间4月9日下午又扬言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但对未对美实施报复的国家暂停征税90天并临时下调税率至10%。这场中美贸易战已进入白热化，很多国人也在迷茫和焦虑中观望并关切：中国是否应该立场坚定地反击特朗普的关税讹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许定波有感而发撰文一篇，给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此文写于北京时间4月9日。

今天早上李教授给我做了一碗荷包蛋面条，放了我从相思山老家带来的邻居送的鸡蛋，和她周日从丹阳老家带来的特别好吃的青菜。过去很多年，一位老太太每天拉一小车蔬菜到丹阳我岳母家附近卖。老太太告诉我，她老头在家种菜，她出来卖，还能存一点钱给儿子在城里买房。这个故事与我下面的分析也有点关系。

如何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关税贸易战，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论问题。虽说我现在不专门做经济学研究了，但是我读第一个博士课程时有一位老师是全世界最好的博弈论专家埃尔文·罗斯（Al Roth）。埃尔文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跟他学了“博弈论”和“谈判理论”两门课。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最有名的例子，它描述了在博弈情境下，个体面临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冲突时，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双方做出个人最佳选择导致的是团体最糟糕的结果。

囚徒困境最早由美国数学家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于1950年提出，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参与了同一犯罪的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二人，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如果双方都不招供，则两人都无罪释放；如果双方都招供，则每人都判5年徒刑；如果甲招供而乙不招供，则甲判2年而乙判8年；如果乙招供而甲不招供，则乙入狱2年而甲入狱8年。

很显然，甲乙双方的最优选择是双方合作，都不招供，从而都无罪释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担心对方会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最后双方都会选择招供，同时入狱5年。

那些认为中国在这场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应该主动让步的人士（包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他们希望中美避免进入囚徒困境中对双方最糟糕结局，即（5,5）；第二，他们认为中方的主动让步能换得美国较仁慈的对待。

我认为应用囚徒困境理论分析中美贸易冲突要考虑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方的主动让步能否换来美国较仁慈的行为？我的判断是否定的。美国现在的主流民意是，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中，中国获取了巨大的收益，而美国则是吃了亏。这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少有的一个共识，而且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大的共鸣。简单从数据来看，这些观点好像很有道理：从2007年到2024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96%，而美国只增长了25%。

当然我们也知道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重要，但是其他因素同样重要，包括我们人民的勤奋（一个例子是那位丹阳卖菜的老太太）、我们的高储蓄率、过去70年人民健康和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政治的稳定和改革开放。

所以中美贸易冲突和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冲突是我们躲不过的一关，现在的韬光养晦和主动让步并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当然，我也不建议我们没事找事去主动寻求冲突。

第二，在经贸和其他冲突中，大国和中小国家（包括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些大国）的策略是否应该不一样？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场贸易冲突中，像越南、南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只能向美国示弱，希望能换来美国的仁慈，实际上是将自己放在任人宰割的地步。但是与冲突方处于相似甚至更强地位的一方，应该考虑利用自己的公开威胁和反制，逼迫对方改变自己的行为，转而采取合作的方式，最终达到对冲突双方最优的结局：（0,0）。

第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与美国处在一个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的位置？对此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要小得多。美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1970年的15.51%下降到了2023年的9.8%，而同期中国的份额从0.59%上升到了11.28%，中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仅为6%，向美国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15%。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市场是东盟，而且美国对中国产品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并不可能完全脱钩。

更重要的是反映实际国力的按购买力计算的GDP数据的变化，美国占全球的比重从1980年的21.58%下降到了2023年的15.05%，而同期中国的份额从2.05%上升到了18.75%。美国手上的一张牌是其巨大的消费市场。从1970年至2023年，美国进口占全球进口的份额从14.49%下降到12.73%，而中国的占比从0.57%上升至10.34%，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消费上升，这种状况很快也会发生变化。

我认为，这次贸易战对美国的危害要大于对美国贸易伙伴的影响。历史是一面镜子。为了应对1929年发生的华尔街股灾，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1929—1930年推出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大幅削减所得税和提高贸易关税三项政策。美国的最高进口关税率在1932年达到了59.1%，为仅低于1830年61.7%历史纪录的第二高。但是这些政策不仅没能挽救美国经济，反而进一步将美国经济推入大萧条。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25%，GDP下降了1/3。现在特朗普总统推出了同样的三项政策，在美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有朋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发生贸易冲突时，日本为什么采取了让步的政策？其实，现在的中国经济与1985的日本经济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美日贸易冲突中吸取教训。

这个关键的差异就是，当年的日本经济没有现在中国经济的纵深度。这个纵深度既体现在中国国内经济从沿海发达经济圈到中原、西北和东北的梯度变化，也包括我们过去十多年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中国经济的纵深度和全球最大且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使得我们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日本在1985年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跟中国相比，日本另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

我们从美国和日本贸易冲突中应该得到的一个教训是，日本在《广场协议》中让步后的结果是什么。从1990年开始，日本经历了30年的衰退，这当然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几年前，我说过我对中美关系和国际贸易是“短期乐观，中期悲观，长期乐观”，现在就是我所说的中期悲观阶段了。这次贸易战对全球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响很可能会比较惨烈。但是我估计这个阶段应该不会太长，我们对全球化的长期未来要有信心。除了前面的分析之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特朗普发起这次贸易战主要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为了商业利益。特朗普是一个商人，他现在的极限施压，更多是为了后续各方的妥协与让步。

第二，我相信中国政府会推出一系列更加“significant”的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而且会更大力度地建立一个不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跟几年前不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与中国站在一起了。

第三，过去一些年的历史也证明，贸易战并不能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国航天站、北斗卫星、高铁和人工智能DeepSeek都是很好的例子。

过去一年，我在很多场合都在强调“全球化是人间正道”。无论是从经济学原理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我都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当然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而且让西方国家的人也信服，不是这篇公众号文章所能完成的。

我们对未来还是应该有信心，咱们要万众一心，熬过这一关。只要我们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几年以后，我们的日子应该会好过得多。

教授简介

许定波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法国依视路会计学教席教授并担任副教务长。在加入中欧之前，他是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助理教授。许博士还曾是北京大学的访问教授，并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国EMBA课程。

封面图片由POOK AI生成，文中创意图片已获视觉中国授权。

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