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6月17日，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这一法案将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推高至59.1%，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纪录。胡佛宣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农民和工人”，但《纽约时报》次

1930年6月17日，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这一法案将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推高至59.1%，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纪录。胡佛宣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农民和工人”，但《纽约时报》次日头版标题却尖锐地写道：“总统签署法案，世界开始颤抖。”

如今，特朗普不但打破了此前的关税纪录，而且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国，针对中国更是达到了125%这一离谱的数字，他忘了历史的教训，注定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回想一下，在1930年那场贸易保护主义的豪赌之中，不仅未能挽救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反而成为压垮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言：“这是一场由善意铺就的地狱之路。”

如今的情形和那时何其相似！

一、法案的诞生

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失业率飙升至8.7%（1930年），农业收入暴跌40%。共和党议员里德·斯姆特和威利斯·霍利抓住民意焦虑，提出“全面保护美国产业”的口号，特朗普提出的目标似乎和这个很相似。国会为此召开超过1,300场听证会，从鞋带到汽车，超过2万种商品被纳入关税清单。

1930年5月5日，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警告该法案将“引发外国报复、摧毁出口市场、伤害农民和工人”。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在白宫当面斥责胡佛：“这简直是经济愚蠢！”连支持关税的行业内部也出现分裂：化工巨头杜邦支持法案，但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通用汽车激烈反对。

尽管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胡佛仍于1930年6月签署了法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对农业州兑现承诺。”此时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一决定将让他成为《时代周刊》笔下的“关税疯子”，并在两年后以惨败输掉总统大选。

二、全球贸易的崩溃

法案生效后，加拿大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征收30%附加税，并转向英联邦市场；法国对汽车加税60%；意大利对打字机和缝纫机关税翻倍。到1932年，全球已有60个国家加入关税战。《经济学人》统计显示，1929-1934年世界贸易额暴跌66%，远超GDP下降幅度（约15%）。

美国出口额从1929年的54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16.5亿美元。中西部农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怒吼：“我们的麦子烂在地里，因为欧洲人买不起了！”底特律汽车产量腰斩，福特工厂解雇了三分之二工人。1932年，美国失业率达到24.9%，街头出现“胡佛村”（贫民窟）和“饥饿游行”。

在巴西，咖啡豆价格暴跌导致种植园主焚烧作物取暖；在澳大利亚，羊毛积压引发牧民暴动；德国因外汇枯竭被迫以物易物，用玩具和歌剧票偿还债务。《华盛顿邮报》驻柏林记者报道：“饥饿的失业者在堆里寻找食物，极端政党正从中渔利。”

三、从经济战到热战

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本欲协调各国货币政策，但因美国拒绝稳定美元而破裂。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哀叹：“国际合作已死。”《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彻底摧毁了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信任基础。

在德国，希特勒利用经济崩溃宣扬“犹太资本阴谋论”，纳粹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席位从12席暴增至107席。日本为获取资源加速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指出：“经济民族主义为二战埋下了导火索。”

四、历史教训

1934年，民主党推动《互惠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削减关税50%。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公开承认：“我们必须用贸易协定取代经济孤立。”到1939年，美国已与29国达成协议，关税平均下降13%。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主导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1947年推动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参与GATT谈判的美国代表克莱尔·威尔科克斯坦言：“我们再也不能重复1930年的错误。”可惜，如今悲剧正在重演。

五、历史的幽灵与今日的警示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其幽灵从未远去。2018年，当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时，《华尔街日报》重提1930年教训：“关税是经济武器，但往往先杀死开枪者。”

历史证明：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从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正如胡佛晚年忏悔时所说：“那个法案加剧了所有人的贫困。”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段历史仍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过去的灾难，更是对未来的警告。

注：本文引述的历史媒体报道均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时代周刊》等1930年代原始档案，数据参考美国商务部、国际联盟及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萧条中的世界》等权威研究。

来源：群哥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