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印记 | 挖麻芋子的老人

摘要：今天又是周末。连日的阴雨之后，天总算放晴了。早上醒来一睁眼，我看见天边现出了火红的曙光，心情瞬间就明朗起来。随后，我便赶紧从床上爬起，收拾好相应的工具材料，上山去给新搬迁的燃气公司写标语。

作者：文晓东，贵州余庆人，现居余庆。

今天又是周末。连日的阴雨之后，天总算放晴了。早上醒来一睁眼，我看见天边现出了火红的曙光，心情瞬间就明朗起来。随后，我便赶紧从床上爬起，收拾好相应的工具材料，上山去给新搬迁的燃气公司写标语。

说到给燃气公司写标语，这事儿还挺有缘的。大约二十年前，这家燃气公司入驻我们小县，气站建在县城以北的郊区，不大，就几百个平米。当时，我刚师范毕业，才二十来岁，在离这气站不远的一间小学教书。因我是师范学校美术专业班毕业，校领导常安排我在学校的墙上写一些标语。

后来有一天，气站的老总来学校找到我，请我周末去给他们公司写点标语。难得有人如此看得起自己写的字，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然后，我就利用周末的双休日，给他们把所有需要写的标语都写了，写得很认真，气站的老总看了非常满意，不仅付了我的工钱，还请我吃了大餐。这事儿过了，我就渐渐忘了。可谁料时隔二十多年后，这家气站因时代发展的需要，又在县城以南的郊区建了一个大大的新气站，占地有两千多平米。新气站周围全是荒山和庄稼地，为便于管理，新气站就圈了地筑了墙，但墙面过于干净，光秃秃空荡荡的也不好看。于是，这气站的老总（当然，这个老总早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老总了）再次联系上我，请我去给他们的围墙上写点标语。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家都还记得自己，我便依旧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

前面一段时间，我已来这儿写了好几个周末的字，发现这个地方实在是清静得很，气站以外鸟鸣山幽，除了我，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影。

标语写到中午时分，太阳越来越大，灼热的阳光晒得我皮肤火辣火辣的。我索性停下笔，一屁股坐在路边的树荫下，稍事休息。而就在这时，我听到后面的山坡上有响动，回头一看，见有两位身背背篼头戴黄荆桠编成帽子的人，正在朝我走来。

这俩人来到我跟前，停下了脚步，摘下那黄荆桠编的帽子，异口同声地喊了我一声“大叔”。我悚然一惊，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哦，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俩老人是跟着自己的孩子在叫我。这样的叫法，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是咱们乡下很多老人对年龄比自己小的人的尊称。

然后，一位老人对我说：“大叔，你这个字硬是写得好呢！”

“是吗？”我说，“感谢您老人家的夸奖哦！”

另一位老人问我：“大叔，你写这个字好多钱一天呀？”

我说：“不一定，写得多就得的多，像今天太阳大了，没写几个，就得的少了。”

她继续追问：“平扯呢？”

我说：“平扯有百把块钱吧。”

听我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百把块钱”来，两位老人的眼里都放出了羡慕的亮光，并同时感叹道：“还是要有文化呀！”

我说：“会写个字，其实也算不上有什么文化。”

然后，我也连忙以亲切的口吻，礼尚往来似的回问道：“老人家，你们是在这儿种什么庄稼吗？”

她们听我这么一问，脸上顿时就有了羞愧的神色。一阵小小的尴尬过后，其中一位老人回答我说：“不是，我们是来这里找‘窍门’的。”

我听了这“窍门”，一时有些迷糊。见我没听明白，那老人就放下背篼，并揭开搭在背篼沿口上的黄荆桠，现出里面的一把薅刀、一瓶水和一些指头大小灰不溜秋的东西来。

“这是什么？”我指着那些指头大小灰不溜秋的东西问。

她答：“这是麻芋子，是药材，街上有人收，五块钱一斤。”

经她这么一说，我就忽地想起，这东西我之前在老家见过——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还随母亲上山去挖过这东西。

据说，这麻芋子本名叫半夏，它是多年生小草本植物，生于夏至前后，此时夏天也过半，故因此而得名。而在我们当地，人们见它的长相有点像芋头，却又因它味麻，有毒而不能直接食用，又被俗称为“麻芋子”。据相关药书记载，半夏性温，味麻，有毒，炮制后可入药，有止咳、祛痰、镇吐、缓解咽痛等功效。以前，在我们当地，那些庄稼地里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它就同杂草一样兴盛，泛滥。而今，由于除草剂的滥用，庄稼地里早就没有这东西了，而只有山上的荒地里还能找到它们零星的身影。

“您这有多少？”我问。

“两三斤吧。”她答。

两三斤，五块钱一斤，那就只能卖出十几块钱。想到她们徒步几公里的路程来到这里，顶着烈日挖了大半天时间，才十几块钱的收入，我心里突然就有些难受——在这中午的高温下，我感到了一阵异常的寒凉。

然后，我再问这二位老人，问她们是不是家住附近。她们老实交代，说自己并不是家住附近，而是住在街上。我明白，她们说的“街上”，指的就是县城。

我说：“你们住在街上，咋个跑这么远来挖这个药材？”

一位老人回答我说：“我们俩住在街上的同一个小区，原来都是来这城里带孙孙儿的，现在孙孙儿长大了，不用我们带了，子女们又不让我们回老家，说我们老了，回去种地怕我们吃不消，他们也不放心。而我们留在这城里又找不到事做，成天坐起干花钱，所以，我们就约起出来找‘窍门’，挖点药材，卖个盐巴钱也好嘛。”

“哦，”我附和着她俩说，“我也住在‘街上’。”

她俩都说：“我们估计你也是住在‘街上’，因为想来这附近，恐怕也没得哪个人会写这么一笔好字。”

嘿嘿，看不出这两位老人还真会恭维人。不过，我听了心里挺舒服的。

然后，我又问这二位老人，问她们多大年纪。

刚才说话的那位老人继续回答我，她说：“我七十四岁，她也是七十四岁，大我两个月。”

听说她俩七十四岁，我忽然就想到了我的母亲。我母亲今年七十二岁，比这两位老人小两岁，也是这黔北十万大山里没有文化的农民。哦，不，我母亲同这两位老人一样，勤劳节俭，淳朴善良，我怎能说她们没有文化呢？虽然她们没读多少书，认不得几个字，但那不是她们的过错，而是她们的不幸。

她们出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一辈子在田地里劳作，把老人送走，把子女养大，待自己老了，还要迫不得已地背井离乡，随子女（确切地说，是随孙子孙女的出生）而进城。来到城里，她们是特别卑微的“老漂一族”，在这不属于自己掌控的环境中，他们无所适从地空虚与隐忍着，进退两难。所以这些年来，我母亲也在这小小的县城里打过零工、捡过废品、帮人择过太子参，也像打游击一样，在城郊的一些荒地上种过玉米和蔬菜。可是去年，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至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除了一天煮两顿饭吃，她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哦，”我说，“我母亲的年龄也同你们差不多大。”

另一位老人问我说：“你就是街上的本地人吗？”

我说：“我不是本地人，我老家也是在乡下，但在这‘街上’住了好多年了。”

听我这么一说，她们就对我显得更加亲近了。

刚才问我是否本地人的那位老人继续很关切地问我：“你母亲身体还好吗？”

我说：“她的身体可没有你们好。”

她说：“那你可要多担当些，得把你母亲照顾好哦！”

我说：“好的。谢谢你们关心哦！”

说罢，我也以关心的口吻说：“你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应该在家里好生休息，像今天这么大的太阳，你们都不休息，都要上山来挖药材，得小心中暑哦。”

她俩一起回答我：“不会的。”

然后，有一位老人继续补充说：“我们这些农村人，一辈子都在田地里或山坡上干农活，经常是‘一背太阳一背雨’的，我们这个贱皮子，早就习惯了日晒雨淋，皮实得很！”

我相信，她说的绝对是真话。她们一辈子在田地里或山坡上干农活，习惯了“一背太阳一背雨”的生活模式，并颇以为傲地自诩为“贱皮子”。想来，与她们老来没有经济收入而产生的安全感缺失相比，或许，这种恶劣天气带来的难受真还不值一提。幸好，从这两位老人的言谈和表情中，我没有发现半点的抱怨与忧惧，她们的眼里闪现出来的，是纯粹原生态无公害的天真，像一个孩子似的单纯，开朗，甚至还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勇敢与无畏。

而说到这里，另一位老人也凑过来反问我：“你这个‘大叔’也是，恁大的太阳，你还不是没有休息呀？”

我说：“我还年轻呢嘛，还经得起晒。”

她说：“我们还不是出来游走一下，顺便挖点麻芋子去卖。要是一天能挖个五六斤的话，还比去帮人家择太子参强。择太子参一天也只能挣二三十块钱，虽然那个不遭太阳晒，但那个坐起不动，对身体反而不好。”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