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历史长河中，司马迁与他的《史记》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华夏历史长河中，司马迁与他的《史记》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然而，这位史学巨匠的故里究竟在何处，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这场跨越千年的争议至今仍热度不减。
韩城：历史文献与祠墓遗迹构建的证据链
韩城宣称司马迁是本地人，主要依托着一套较为完整的证据体系。
从历史文献来看，《汉书·司马迁传》虽未直接指明司马迁出生地，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迁生龙门”的记载 ，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注释时引用《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 。”这一注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认定司马迁为韩城人的重要文献依据，在历代对司马迁籍贯的讨论中，影响力深远。
韩城当地留存的祠墓遗迹，更是为“韩城说”增添了沉甸甸的分量。
司马迁祠和墓位于韩城市芝川镇东南山岗之上，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 ，祠墓历经多次修缮扩建，逐步形成如今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建筑群。祠内碑刻林立，众多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歌赋、碑记铭文，表达着对司马迁的敬仰与追思 。
北宋时期，同州韩城县知事李奎的诗碑《司马太史庙诗二首》，其中“生在龙门境，葬临韩奕坡”，不仅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司马迁籍贯的认知，也让后人对司马迁与韩城的渊源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
祠内的“高山仰止”木牌坊、“河山之阳”砖牌坊，以及寝殿、墓冢等建筑，都承载着千年以来韩城对司马迁的纪念与传承，成为韩城作为司马迁故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
如今，司马迁祠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国家层面给予了韩城作为司马迁故里一定程度的认可，也让韩城民众更加坚信司马迁是他们的同乡 。
有韩城网友在网上留言：“你看这司马迁祠墓，都在韩城这么多年了，国家都重视保护起来了，司马迁肯定是咱韩城人，这还有啥可怀疑的。”
从司马迁家族的脉络来看，韩城也有迹可循。
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述，其先祖司马氏在周朝时为史官，后因战乱辗转至晋，又分支散落到卫、赵、秦等地 。其中，司马错在秦国建功立业，其孙司马靳与白起长平之战后，被赐死杜邮，归葬华池，华池村就在韩城境内，此地原有司马靳墓，虽毁于文革，但足以证明司马家族与韩城的历史渊源 。
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无泽为汉市长，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他们“卒皆葬高门”，如今韩城高门村有司马祖茔 。
由此可见，司马迁家族在韩城生根发芽，历经数代，他出生于韩城并在此度过少年时光，也在情理之中。
河津：文献、碑志与后裔传承的有力支撑
河津方面同样不甘示弱，拿出一系列证据表明司马迁是河津人。
河津古称龙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从地理方位来看，河津正处于黄河与龙门山之间的“河山之阳” 。
1979年出版的《辞海》在“河津”词条中明确记述“古迹有司马迁故里” ，这一权威工具书的认定，成为河津的有力论据之一 。
在历史文献记载上，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记载：“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 。”这表明早在晋代，河津就有司马迁墓和庙，而且是官方出面修建，可见当时司马迁就被认定为河津籍 。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明确记述“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河津在古代属绛州龙门，进一步佐证了司马迁与河津的关联 。
碑志方面，2006年在河津樊村镇固镇村发掘的元代至正十七年“创修上生院”石碑，其碑文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 。”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河津将司马迁视为本土的杰出人物，为“河津说”提供了珍贵的碑刻证据 。而且，日本学者拍摄的《司马迁故里碑》与老《河津县志》记载吻合，进一步强化了河津的观点 。
在河津市阳村乡西辛封村，居住着30余户百余众司马谈、司马迁后裔，他们世代尊司马谈为始祖，司马迁为上祖 。
这些后裔保存着祖宗传下来的布牌神符（家谱）和太史公司马迁的笏板残部 。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的布牌神符（家谱），每逢重要祭祀，合族都会顶礼膜拜 。
村西黄沙岭还有司马迁墓，民国二十七年河津县政府修印的《河津县全图》，明确标示“司马迁墓”地址在西辛封村西黄沙岭 。
河津的网友也振振有词：“我们有司马迁的后裔，有家谱，还有墓地，这还不能证明司马迁是我们河津人吗？韩城就别争了。”
其实，韩城和河津对司马迁故里的执着争夺，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经济因素。
从文化角度而言，司马迁所代表的史学精神、文化风骨，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韩城和河津两地民众来说，司马迁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象征，是家乡文化底蕴的深厚体现 。拥有司马迁这张文化名片，不仅能够增强本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还能在地域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
河津西辛封村司马迁故里牌楼
在经济层面，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名人故里”成为极具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 。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带动当地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围绕司马迁故里打造的文化旅游景点、文化创意产品等，能够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比如韩城的司马迁祠墓，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凭吊，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的繁荣 。河津也希望通过开发司马迁文化资源，提升城市知名度和旅游吸引力，促进经济发展 。这也是两地对司马迁故里归属问题寸步不让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学术界，关于司马迁故里的争议也从未停止。一部分学者认为韩城的证据更为充分，历史文献与祠墓遗迹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河津的文献、碑志和后裔传承等证据同样不可忽视，河津在历史上与司马迁的关联同样紧密 。
双方各执一词，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使得这场争议愈发复杂 。
或许，在这场争论中，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判定司马迁故里究竟在韩城还是河津 。
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司马迁及其《史记》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无论故里最终被认定在哪里，都应该以传承和弘扬司马迁的史学精神、文化思想为核心，共同推动司马迁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
未来，希望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文献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能够为司马迁故里的争议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解开这个延续千年的历史谜题 。
在此之前，韩城和河津不妨搁置争议，共同挖掘司马迁文化的内涵，携手将司马迁这张文化名片擦得更亮，让更多人了解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
来源：博学多才的京苗苗
